一位初出茅庐的英国汉学家

“我喜欢中国作家的作品，每个作家的作品都能满足我对文学的不同需求：鲁迅爱国的焦虑，对知识分子尖锐的批判，对生活的强烈干预；张爱玲笔下动人的爱情故事；韩少功以轻松幽默的语气谈论严肃的生活话题……我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和文学的丰富性介绍给英语读者，通过文字背后的故事体验另外一个民族普通人民的生活和情趣。”

说这话的人叫蓝诗玲。对你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字。

她从小就喜欢看小说，在英国乡村长大，父母是高中老师。读高中时，她学的都是欧洲语言，在读大学之前，她对中国完全没有印象。在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的大学里大部分学生学的东方语言是日语。

蓝诗玲爱上中文，用她的话说，是个美丽的偶然。那时她还是剑桥中文系本科的女生。大一那年圣诞前夕，她在家看电影《007》，有一集讲詹姆斯・邦德到了日本，当被问到他是怎么学习日语这些东方语言的，邦德回答说：“我在剑桥就学了！”蓝诗玲大为激动，她居然和自己的偶像在同一所学校学习东方语言！之后，她的中文课老师给她起了中文名字“蓝诗玲”。

1997年，香港回归不久，22岁的蓝诗玲到南京大学做一学期的交换生。

“没想到文化冲击会那么严重。什么都听不懂，没法讲笑话，没法交朋友。最尴尬是菜名不会说，除了‘馒头’”。她常常到新街口买东西——主要是去买书，却常常不知要买什么书，“还没认真学（中国）文学”。

令她终身难忘的是，“一生中，第一次要用中文来写论文”。对于学习中文还不到两年的她来讲，这感受刻骨铭心，“老师帮了我很多忙。”

蓝诗玲在中国的时候还看过谢晋导演的《鸦片战争》，不知道这为她日后撰写《鸦片战争》有多大关系。不管如何，她确实意识到了——她的祖国曾有这样不光彩的过去。而她和大多数国人一样，对于中国因战争而受到的巨大创伤一无所知。

阿乙说过：她是属于内心高贵而外表谦和的知识分子，对外界充满善意，同时保持自己内心的超然，绝不会盲从于突然喧嚣的时尚或事情。今天，我想和你分享一篇采访。这是蓝诗玲在2011年出版《鸦片战争》后不久，接受的香港HK杂志记者Penny Zhou的采访。英文采访稿发表在HK杂志2011年9月8日期。或许你能从采访中，更多地了解这位汉学家。

你这流利的普通话是如何学来的呢？

这一切开始于我在剑桥学习历史学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周时间的中国历史课程，学习了太平天国历史（19世纪中叶的内乱）。对于只学习过西方历史的人来说，这的话题具有难以想象的奇异和特别。然后我学习中文，最终我在中国文学方面取得的硕士、博士学位。太有趣了，因为我完全没有中国背景，但是我喜欢学习语言，而且已经学习过欧洲语言。中国令人兴奋地让人感到它的特殊，那个时代，在英国很少有人学习中文——在我那时，全校仅有两位。这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东亚研究里流行的是日文。但是我一直对中文更有兴趣，显然因为它才是日文的根基所在。

除了你原创一些作品之外，你同时还作为一位中英的翻译。你翻译哪些类型的作品？

我翻译过各种类型的书籍，从鲁迅、张爱玲的现代文学作品到各类当代作家的作品，比如韩少功、阎连科。韩少功1996年的小说《马桥词典》是我翻译的第一部作品。我记得，读到这本小说，心想翻译它将是多么曼妙。我无知妄想，你也就没有畏惧了（笑）。我真的没有想到它的困难，而结果却是不错的。我认为，翻译是件神奇的事情，因为你尝试到了所有摆弄语言的乐趣，而又不需要自己创作故事。如果你同时独立创作作品，翻译会给你提供美好的假期，因为翻译的目的在于重现其他人的声音，也在以另一种语言重新创造语气、语调的感觉。真的确是一个充满乐趣的创造过程，而也没有你在独立创作中的压力。

谈谈你自己的书吧，你能给我们聊聊《鸦片战争》一书的写作吗？

最初的想法来自我早年在中国的经历。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97年，恰好在（香港）移交不久，我到那儿不久干的一件事儿就是观看谢晋导演的最新电影《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在英国的学校中不会被讲到，我只能在大学里了解到一点点。电影对战争屈辱及其教训进行了长时间的反思，这对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感到好奇的是：这对当代中国人的想象有多重要。我经常想弄明白，事实真的如电影描述的那样吗？同时，我得承认，这当中可能也存在着民族自我利益的困境，因为电影中的英国人角色遭到重创——我们都是那么贪婪，都是奸诈的盗徒（笑）。因此，我感兴趣的是，我的祖先们是否真就这样糟糕。

你有什么发现吗？

作为一名英国（人），我发现了很多令我感到尴尬的事儿。这里面有太多的贪婪和虚伪。那些英国政客、军人、商人所宣称的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是以荣耀的名义而战，比如文明、自由贸易，这些都过分简单，实际上他们在保护通过非法鸦片贸易而获得的利益。但是我同时发现一些更复杂的情况，比如鸦片在十九世纪英国和中国的使用。的确，鸦片非常危险，令人上瘾，但同时存在着好些不同的使用方式。比如，你的儿子要结婚，你又负担得起，你可以向你的客人提供烟枪，这样的方式跟今天请酒差不多。因此在那个年代它是一种具有交际功能的毒品，它并不一定会导致你的堕落。同时从药学的角度看，它绝对重要，因为中国直到1930年代才有了阿司匹林，因此鸦片是他们拥有的最好的止痛药。而在英国 ，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母亲来说，如果她们的小孩不能够停止哭泣，她们就会将鸦片放在婴儿口中。这样也支持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因为，这让小孩保持安静，妇女能在晚上安睡，在白天外出工作，把孩子留在家里。这是鸦片使用在英国不为人知的历史。

鸦片战争是中英两国所该共同面对的话题，而英国新锐汉学家蓝诗玲女士的这本新著正是站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视域来对此加以考察，旨在让我们跨出地域的限制，认真反思这场世界冲突的种种罪恶和矛盾。蓝诗玲充分吸收了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又能在中英文原始史料中找寻更多动人的历史细节。得力于她深厚的文学造诣 ，像林则徐、琦善、义律这样的历史人物经她描写，仿佛便可浮现于眼前。除了战争过程中的细节叙述之外，蓝诗玲还往后记述了中英两国人民对此战争的复杂的历史记忆，尤其在中国近代国族构建中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