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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田琐忆

 城北十五里666 2019-01-30

改革开放40年· “我(家)的岁月故事”征文作品

作品编号:028



  作为共和国最后一批下放知青,2018——我们已走过了40个春秋。但是,岁月的车轮并未碾碎我们的记忆,时间的长河也未淹没我们无悔的旅程。我们的知青生活尽管很短暂,但那是一段值得回忆的青春岁月,是一段难以磨灭的美好经历……摘其片断记之,聊作1978届高中生上山下乡40周年纪念。    

                  ——题记



  水田这个地方,不只有冲坳里随四时更迭色彩的稻田,还有一座巍巍大坝拦截沟壑形成的水库,终年荡漾着养眼的碧波。水库西侧,茶山盘旋而上,弧形的茶行线条极为优美,什么时候都是绿油油的。库东呢,一脉山岗长满了松、杉与花栎,完美地充当着一库清水的屏障。去宜昌的公路由北往南绕库而过,路未硬化,只要有车驰过,便会扬起一路白雾般的尘埃。论地势,水田其实处在半山腰上,但却因为腰宽身阔,纳涧水,积沃土,聚灵气,成就了一方宝地。


  既是宝地,便有利用,上世纪70年代,马良公社在水田兴办茶场,作为社办企业,1975年又被增辟为“知青点”。由此,水田便与我有了点缘分。


  我高中毕业于1978年,这一年是改革开放元年,但旧的体系还尚未废止,按照政策,城镇商品粮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依然是要到广阔天地里去接受“再教育”的。于是,我便成了共和国最后一批下放知青的一员。


  我们那一届符合下放条件(城镇户口,年满16周岁)的同学共有13人,奔赴水田茶场那天,公社与马良中学是为我们举办了隆重欢送会的。不过,公社一名领导在主持欢送会时,竟将“向知识青年献花”错说成了“向知识青年献花圈”,惹得与我一同下放的一位同学的祖母放声大哭。末了,她老人家掂着一双小脚找到送我们去水田知青点的卡车司机,千叮咛万嘱咐地要他小心驾驶。而当卡车把我们拉到水田水库大坝下的时候,我们纷纷要求下车步行,让卡车只拖着我们的下乡用品过坝,生怕载人过坝会将我们倾覆到水库里去。


  知青点是一排“干打垒”的二层楼房,位于水库东侧坝肩北端,呈东西走向,与紧挨山边呈南北向的茶场职工宿舍构成了一个“L”型生活区。宿舍前是篮球场,不过,我们打球时非常小心,稍不注意用力过猛,篮球便会滚下水库坝肩,往南坠入水库,向西北则会滚落至坎下百米开外的公路上去。


  在这样一个靠山近水的地方,我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涩时光。


  我们下放水田已是金秋十月,茶场周边一畈畈青中带黄的稻田,一丘丘把包谷叶子扎成把儿与包谷砣一同晾挂在包谷杆上的旱地,还有茶场的茶园正采摘着秋茶,农户的柑桔、柚子、石榴、柿子亦成熟在即,满眼的丰收景象着实让我们兴奋了好一阵子。


  可是,茶场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每天清晨六点,军号准时响起,我们需得与茶场职工一同出早工。秋季天亮得早一些尚可,冬季六点,外面还是一片晦暗,天又特别冷,有时候气温过低,哈出的气立马会在眉睫上凝成一层淡霜,所以我们总想躲在被窝里多暖和一会儿。常常是起床号响了老久,知青点带班的周书记在楼下吆喝几遍后,我们才睡眼松惺地扛着挖锄或十字镐到楼下集合,动作慢一点的往往只能去上个厕所,脸也来不及洗,牙也来不及刷。年轻人有活力,真正起得床来,我们男生不待周书记发话,便将挖锄或十字镐当枪端着,摆出冲锋的姿势,一阵风似地撵上出早工的职工队伍。


  茶场职工大都来自周边农村,比我们年长许多,他们诧异地避让着我们的冲锋,好奇着我们个个都头戴一顶军帽的样子。说来有趣,那时候我们十六七岁的男孩子最想当一名解放军战士。本来我们高中毕业正值恢复高考,却因小镇教学质量差异,应届生里竟无一人考上大学。上不了大学就意味着必须回乡或下乡。在等待下乡的日子里,我们几位男同学不约而同地想方设法弄了顶军帽,向往着秋季征兵能当上兵(可惜后来只有一位同学体检合格入伍)。我对军帽尤为珍爱,为使军帽显得有轮有角,我精心用纸壳在帽内垫了一圈里衬(后来大家都做了效仿),这样戴在头上感觉自己气宇轩昂,仿佛真有军人的样子。也正是因为这顶军帽,整个冬季,清晨军号一响,我们男知青基本都能闻“号”而动,“冲锋”在前,率先进入挖茶山队伍的行列。


  冬季是挖茶山、除杂草、烧土粪(积造茶园需要的农家肥)的大好季节。加上前三届未能招工或参军留下来的5位大哥大姐,我们18名知青单独组成一个作业组,由公社调派的专干周尚义负责(我们尊称他“周书记”)。整整一冬,周书记带领我们开挖茶园、砍割茶山峁坎上的杂灌野草,并指导我们将杂灌野草堆积到一块,用铲锹把新垦的土块堆放其上,然后点燃杂灌枯草,使之慢慢燃烧。经了火的洗礼,加上草木灰的渗入,从而改变茶园生土属性,增加土壤有机质。类似 “烧土粪”的实践,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劳动的乐趣,也使我们知晓了古老农耕文明的智慧。


  我们下放第一年,国家每月补贴10元生活费,口粮则平摊至溪峪、榨溪、曾家垭三个大队,需要定期去队上分粮食。那个时候,生产队大都不通公路,即是有公路也没有条件用车去运粮食。这样,队上分的粮食只能靠我们自己或背或扛到知青点。


  首次去溪峪分粮食,我们8个男生吃毕早饭出发,翻过张家岭,六七里路程全是下坡,一直快下到沟底才到了队部。看时间还早,我们在溪峪小学操场玩了老半天篮球,待生产队会计给我们秤了稻谷装袋,人均需扛50斤返程。早晨我们吃的稀饭馒头,却忘了带上几个馒头,一大上午过去,大家个个饥肠辘辘,再要负重上坡返回知青点,实在是勉为其难。


  或许人在饥饿的时候才更能急中生智,我们一下子想到了用稻谷去代销店(供销社在大队部设立的销售点)换食物的主意,一则可以充饥,二则可以减荷(当时想的是肩扛的稻谷少一点是一点)。代销店所售副食品不多,但其中有一种用红、蓝、白三色油纸包装的月饼,又香又甜,一角一分钱一个。当我们请求用稻谷换月饼时,代销员却连连摇头说不能以物易物,并说稻谷不属于代销店应收山货,即是换了也不知如何处理。代销员的拒绝打破了我们的美好幻想,大家只好去翻衣袋,你两毛我五毛(有的分文没带)地凑了二块六角多现金,购得20多个月饼,就着代销员倒给我们的白开水,美滋滋地作了分享。月饼充饥后,精神果然大长,我们不敢再有耽搁,扛上稻谷袋子,一路走走歇歇,直到傍晚才气喘吁吁、十分疲惫地回到知青点。


  有了这次分粮经历,后来去十里外的榨溪大队三小队分粮,我们不再自告奋勇单只男生前往,而是要求周书记把女生也派上,带上干粮,浩浩荡荡,一路说笑,翻山越岭去到队部,按照女生20斤、男生30斤的负重标准分配,很轻松地扛回了400多斤稻谷。


  当然,挖茶山、割杂灌、烧土粪、分粮食并不是我们在水田生活的全部。我们还特别渴求精神文化生活,看刚解禁的《红楼梦》,读迟到的《人民日报》(我们戏称周报),学习口琴笛子演奏,无端地大声唱歌,摸老远的夜路看电影等等。


  我喜爱吹笛子,初中毕业典礼上曾表演过《扬鞭催马送粮忙》,自认为水平不错。所以工余饭后常在二楼宿舍走廊吹奏诸如《学习雷锋好榜样》《洪湖水浪打浪》《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等等。


  有天下雨未出工,我窝在被子里看小说,忽闻楼下传来美妙的笛声,正是我拿手的《扬鞭催马送粮忙》——从悠扬的过门到进入第一节热情、欢快的节奏,至第二节衔接处突慢而转入中板自由地、喜悦地,再过渡到第三节快板热情地、奔放地,直至结尾前的“仿马叫”继之抒缓地全曲结束,仿佛天籁之音,演绎得无比完美。尤其是那“仿马叫”的花舌音(利用舌头自然不断的震动),短促而有力,绵密而有颗粒感,真如马在嘶鸣,引得我急切地奔下楼去,原来是老知青杨宗敏站在自己宿舍门框处如醉如痴地演奏。


  杨哥个子不高,白皙的脸上满是短浅的络腮胡,一双深邃的眼睛隐隐透出一种忧郁。他是七五届知青,不知什么原因一直还呆在茶场,不想他的笛子却吹得这样好。我立马拜他为师,请教仿马叫的花舌音、仿马蹄声的双吐音(用舌尖轻吐)等吹奏技巧。杨哥热情地为我讲解、演示,并用喉音(运用小舌震动绵延至咽喉形成气流发音)与腹震音(利用腹部力度控制,使气息快慢、大小自如,以更好表现曲子情感)吹奏《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在那遥远的地方》,听起来似乎是有一位浑厚的男低音在伴唱,使曲子更添深情,更具有感染力,直把我听得目瞪口呆,把杨哥佩服得五体投地。


  与杨哥高超的吹奏技巧相比,我掌握的那点打音(吹奏时将指头在笛孔上迅速地“打”几下,产生一定的碎音效果)、滑音(借助手指慢慢打开或慢慢闭合笛孔,形成唱腔似的效果)技巧,显得是那样微不足道,我更为自己在走廊上隔三差五地炫耀而自惭形愧。杨哥的笛子吹得这样好,却“真人不露相”,到茶场快一个月了,我才第一次听到他优美的笛声。自此,我三天两头地向他请教,并跟着演练,却终因天资欠缺,笛子演奏需掌握的气、指、舌、唇等基本功,我最终未能完全学会,及至后来待业、招工、调动、复习功课、补上大学、恋爱成家,不仅无暇坚持演练,而且逐渐放弃了这一爱好,落得如今完全手生,想来遗憾之至。


  深冬的一天,我们收工回场,得知马良当晚放映越剧《红楼梦》。当时很多知青正在传看这部刚解禁的三卷本小说,无论是已看过一两卷,还是未来得及看的,大家都对《红楼梦》有种神秘感。眼下竟能通过电影看《红楼梦》,18里外的马良露天影院,立时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我们的心。


  我们上十位“影迷”一合计,去厨房拿上馒头,边吃边跑。一气小跑了五六里(碰到公路回头线便抄小路)路,才有一台手扶拖拉机(不知为何当时称其为“母猪”)撵上来,我们立即横着公路站成一排,拖拉机停下来后,我们对师傅说要赶去马良看电影,师傅答应捎我们一截。我们一哄而上,把小小“手扶”挤得满满荡荡。伴随着拖拉机载重冒出的黑烟,我们高兴地把电影《青松岭》插曲“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吔……哎叭叭地响哎……哎咳依呀,赶起那个大车,出了庄哎哎咳哟……”,改编成了“站成哎那个一呀排吔……哎求师傅带哎……哎咳依呀,骑上那个‘母猪’,奔马良哎哎咳哟……”大家哈哈大笑,快乐无比,全然忘记了十余人挤乘手扶拖拉机的危险和冬天的寒冷……


  到了镇上,《红楼梦》却在离镇子两里外的后坪大队放映,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跑向后坪。不过,由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红楼梦》,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不仅好听的越剧唱腔我们过去闻所未闻,而且剧中主人公宝玉、黛玉的扮演惟妙惟肖,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除了这些,周书记还定期组织我们学习时事政治。我至今仍然记得,距1979年元旦还差一周,按照公社要求,我们扎扎实实、反反复复地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联系下放以来多次学习“实践是践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内容,我懵懵懂懂地感到大变革前夜的春风,已吹到了共和国的细小角落……如今40年过去,历史已经证明,改变中国命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与正确性。


  现在想来,我们那个时候身处最基层,在第一时间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是多么难能可贵,又是多么无比幸运——我们真地赶上了好时代,1979年春末,大城市知青出现“返城潮”,水田知青点对我们也相应失去了约束力,我们有的回校复习备考,有的回家找临时工;到了秋季,国家有了政策,按照父母所在单位归口,我们都得到了待业安置。10月初,我接到县知青办通知,去县外贸局报到待业,就此结束了知青生活。


  我的知青岁月极其短暂,更无大城市知青远离家乡到黄土高坡改田修地、到云南边陲割胶耕作、到北大荒垦荒种粮那样苦累,那样艰辛。但40年过去,我却依然怀念那段知青生活的历练,它像人生长河里的一朵浪花,常常绽放于我的脑海深处,让我忆起豆蒄年华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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