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译 】字墨真；号道子、野逸之人。1962年2月生于北京，1989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大专学历。1991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93年获该系最高学术奖“冯友兰奖学金”，1994年7月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后在《北京大学学报》、《美术研究》、《美术观察》、《荣宝斋》、《中国书法》、《中国书道等专业及其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并刊登大量书画精品，许多书画作品被国内外收藏家及高层人士收藏。
【艺术是宇宙的语言——谈唯美主义的艺术家王冬龄的书法造诣】
（北京大学／高译／文）
《楷书与草书对话》书法作品
记得与冬龄先生相识是在两年前的一次展览定会上，那是中国美术馆举办纪念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的遗作展。当时冬龄先生刚刚从国外讲学归来不久，一路风尘尚未退去，便又沉浸在他所钟爱的事业中。室客数语，我们便一见如故。冬先生最初给我的印象是有大将风度，言谈举止平和亲切，话虽不多，却有字字珠之妙，句句含蓄，有分量。这使我立刻意识到这位书家绝非是等闲之辈。
去年，冬龄先生在中国美术馆再次举办他个人书展和94现代书法探索展。其间，我们数次会面与交谈，都由书法创造而论及社会和人生的哲理，很是开心，很是投入。使我不由不折服于他的大巧若拙，大言若讷，言词极具哲理的思路。更折服于他谦逊的为人，简朴的风貌，唯美的主张和独创的意识。同时，也让我感到我们有许多相同之处。
《积玉》
近日，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了《王冬龄书画集》，这是冬龄先生较为满意之作。我有幸得到一本，感觉甚是精美。先睹之时，我地感到在那变化多端，时而洒脱，时而凌厉，时而甜畅，时而又俊厉，书艺功力与作者情趣皆胜的尺幅上，呈现着作者高妙的审美意识与强烈地进取不休的雄心，也深蕴着他对历代书法尤其是汉魏气象，晋唐风范碑刻墨迹的领悟与贯通，其为人与书艺显得是那样的协调一致，继承与创新又是那样的和谐自然，这或许就是王冬龄唯美主义的书风。
冬龄先生1945年生于江苏如东县，又名冬令、悟窄。196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1979年考取浙江美术学院首届书法篆刻研究班，1981年获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中国书法进修学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培训中心特教授，中央电视大学书法艺术主讲、西冷印社社员，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客座教授等。
《墨》
冬龄先生自幼酷爱书法艺术，后拜书坛大师林散之、陆维钊、沙孟海等先生为师，获益匪浅。即使在十年浩劫之中，也从未放松对书艺的追求。他身居陋室，勤学苦练，孜孜不倦，临池不辍，濡笔近四十载；先出唐后入晋，上追秦汉篆隶，下视宋元明清大家手笔之长，力学北朝碑版、摩崖、墓志、简椟及唐朝张旭、怀素等人草书，可谓真、草、隶、篆、行皆能，风采异常，在深厚的传统功力基础上，逐新形成飘逸洒脱，纵横奇绝的唯美书风。
大凡与冬龄先生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到他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人们佩服他，是因为他是中国书法界最具实力的艺术家之一。我们如果仅仅从对其书法评价的文论方面去看王冬龄，或从他所发表的文章著述来判断他的书艺水准，那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艺术作品才是衡量冬龄先生书艺高低的最好尺度。
《听雨声》
若是我们对其创作特点和风格取向作些探讨，我们就会对这位书坛巨匠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同时，对更深入地把冬龄先生的书艺风格将会大有裨益。
冬龄先生的书法艺术给人总体印象是笔墨流畅，气韵高妙，境界超迈。观其书作，我们可以看到，冬龄先生的作品实处在气（真气弥漫），工处在力（笔カ千钩），妙处在韵（神韵高妙），境处在空（空灵超迈），作品中处处展示出因字生姿，因姿生勢，甚至因勢生姿。因姿写气，既表达了高度的艺术技巧，又体现出中国书法艺术重视学识与天赋并重的笔墨精神。有信手拈来，随处皆成妙趣，给人以回味无穷的感受。然而他的艺术又绝非是朝一夕所能成就的，而是在长期创作实践中反复磨练与淘洗的过程里逐步形成的。他早年对历代书法名作精心揣摩，尤对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碑帖用功最勤，之后转向他最心爱的书法尖端一一草书。他十分注重对书法线条的内涵的强调与把握，对书法神韵的昭示与表现。与旁人不同，冬龄先生虽具有深厚坚实的书法功力，然而对他来讲，探求艺术中真情实感的流露和韵致的再现，则是他书法所要表现的精神内涵。他将技法与独特的审美意识巧妙地融合起来，在当今中国书坛中可谓独材一帜。
《男女》
天赋、品格、勤奋、学识、环境造就了艺术家王冬龄，1994年5月，他在中国美术信挙办的个人书，再次引起在京书法界方家的震惊。在海外讲学数年，然其书法风的依然优存，不减当年，各种书体兼备，变化丰富，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巧妙融合与统一，都给观赏者留下很深的印象，究分展示出作者书法艺术的力与风格。当我们留恋于他的作品集时，它更会让你激动不已，感慨万千。这里既有创意之作，又有意临之品，真、草、隶、篆、行诸体兼备，其主要特点为，点画力度如铸铁，刚中有柔，润中含枯涩，沉稳中有明快，雄强中又有洒脱，其用笔以中锋为主，折锋、侧锋、顿挫、波磔交织互用，方圆相济不拘，露锋协调自然，可谓笔笔见魅力，显示出书家过人的才气。
《无题》
从作品的线条上看，冬龄的线条极富有表现力，在他苦心孤诣下，灵敏的线条意识和对气势的把握，以及他重才情的再现，都表现出冬龄书法线条的内在审特性，这种内在审美特性的产生，则是作者经过深刻体悟并上升到精湛高妙的理论认识之后的一神“自觉”，从而使他的线条处处表现出生命的韵律与音乐的节奏。时而如大江长河的波浪，汹涌彭拜，震撼人心；时而又如山涧清流的小溪，恬美自然，自由流淌。冬龄深知书法艺术是“以最简单的线条结构表示宇宙万相的变化节奏”。（宗白华《艺境》）因而他的线条又是流动连贯的，观其书你会感到他行笔很快，一气呵成，直泻干里，气势夺人，表现出千姿百态，变化莫测的书法造型，线条的推移之间流动着他横溢的才华和无比丰富的审美理想。
《陆游诗》
如作品王维的《山居秋瞑》，其笔法清新爽朗，流动感极强，给人以轻松愉悦的审享受，可谓诗意与书艺巧妙结合之佳作。又如皇甫松的《梦江南》，作者将干湿对比强烈的线条放入韵味十足的色上，使线条的立体感十分突出，突破以往线条的单一、平面、乏味的弊端，给欣赏者一种新颖奇特的视觉感受。再如他的扇面《难得糊涂》，其线条十分流畅，含蓄沉稳中流露出飘逸的风采，而作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与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则显得气势宏大，线条酣畅酒脱，变化丰富，气韵高古超迈，笔法仿佛再现出当年张旭、怀素草书的精神风貌，堪称作者的上乘之作。还如作品王维的《鸟鸣涧》与王昌龄的《玉壶》，作者则采用洒金的色宣，配以轻盈明快的笔调，清新拙朴，格调高雅，表现出敏捷的思维和幽淡的文人情趣，充分展示出作者的生命流程。当然这些只是他作品中的一小部分，然而我们仅就这些也确能见出他对书法线条的理解与把握的深厚功力。
从作品的创作构成上讲，冬龄先生认为线条的构成应当在遵循前人法度原则的基础上，将这些法则融化并运用到自己美的心灵节奏和韵律中去，在心灵节奏与韵律展开的同时去不断开拓和塑造新奇的美的书法造型；并认为“风格”即在于此，“个性”也在于此，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他深刻地指出：“中国人使用毛笔画线条，世代相传地画了3000多年，不仅画出了线条的美感，线条的情感，甚至画出了线条的声音，天地有灵，神采不灭，书法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智慧。”
我们可以说冬龄先生的天姿是极高的，他将书法线条中极其微妙及它的魅力呈现出来，这绝非是一般书家所能达到的。他对书法线条的理解与运用，也使我们看到他在刻苦锤炼之后的那种得心应手，随手拈来的高超技艺，表现线条流动的气勢，追求笔笔之间的衔接与变化，前后呼应，折冲揖让的互相转换关系。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一个线条至上的艺术家。
从作品美的书法造型来看，冬龄先生的字形结构纵横相间，随字赋形，一任自然，不刻意求态而无态不备，不刻意求美而无美不生。
真可谓艺高人胆大，人不敢为之他敢为，人不敢为新他为之。其书艺以纯真、拙朴为美，以新奇夺人，以境界取胜。像《万事如意》、《致虚极》、《萧瑟》、《寿》、《梦》、《光美》、《喜》等皆属这类的作品。从作品的气韵章法上看，冬龄先生十分讲究字与字之间的相互照应，以气贯神，字体的收、敛、挫、顿、撇、捺等笔法的运用夸张恰到好处，空间布白巧妙旷远，而不凋疏。加之墨色浓、淡、枯、涩的有机变化，构成虚中存实，实中有虚，虚虚实实，以无胜有的高妙意境，可谓“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笪重光《画筌》）对于草书的书写，他认为“草书无须故为奇诡，以惊俗眼，而应匠以睿智，随兴而发方为妙”。并且，他常喜一次性浸墨到底，写到后面墨色渐弱，书法的魅力自然显现；雄肆苍茫中笔性犹存，潜气内转，通体气脉相连。这类作品如《桃李春风一杯酒》，《林下十年梦》《江南雨》，《龙》，《山海经》，《虎》，《舞》等。
对于书法艺术，冬龄先生的看法是独特的，他认为“中国书法就是借汉宇符号形象而发展成的一门艺术；书法发挥了汉字的艺术功能，书法的目的不是摹仿再现汉字，而是用自己的艺术灵感来画线和创造自己的艺术形象。它是人的感情精神的抽象表现，所以这也是中国书法成为富有现代意识的艺术的根本原因”。因而，他能师古人而又不为古人所東缚。学书的同时，他更注重探索书外功夫，广泛涉猎哲学、美学、文学及其他姊妹艺术，取其精华，以补益自家书法风韵，既继承又创新。使他的书法艺术始终植根于肥沃的土壤中。
作为艺术家，王冬龄不仅下苦功，而且他还注重对生命的体验与人生的感悟；他悟字、悟道、悟美、悟书艺创作的真谛，以及东西方审美理念的共通性，并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以现代书法艺术的形式加以表现。对此，他自谦道：“这是用中国书法艺术精神与现代抽象绘画形式的嫁接与结合，也许有些作品未臻完善，但我确信这是一种十分有价值的艺术实验。”他的这类作品均为精妙之作，像《西江月》（一）（二）（三）（四），《通鉴》，《开天》，《落英缤纷》，《欣赏毕加索》，《劈地》，《神往徐渭》，《红与黑》（一）（二），《史记》等。
从作品的意境上看，可以说，林散之大师的教诲与点拨使冬岭先生受益终身，冬龄先生在给他的好友范景中先生的信里提到：“对我们影响至深的是林散之先生，一位诗人与大艺术家。他对目前的社会运筹，待人接物不懂，也许是不屑理会，真正做到洁身自好，筑起一道围墙，生活在自己的艺术天地与自我的人生境界中。他的草书已经不是“写书法”的概念，只不过是借毛笔来挥洒表达自己的感情、学养、气质；自然而不造作，行云流水，返朴归真。”（《王冬龄书画集序》）受生的影响，我们从冬龄的作品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他把握线条的技法，驾驭笔墨的功力，再现情感的能力，与昭示神韵的气度在这诸多变化的背后，还有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精湛的思维意识，高品位的艺术涵养，以及对艺术境界的不懈追求。比较冬龄先生不同时期的作品，我们发现这样条脉络：渐次飘逸且渐次丰富，渐次平淡且渐次简约，渐次朴拙且渐次空灵。疏野平和的性格，造就了他书风的天籁气息，禅机出没，余味无穷，充分展示出冬龄先生对传统哲学、美学的体悟与把握，并达到了很高的审美境界。
纵观王冬龄先生书艺的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他始终在不断否定自我，扬弃自我，以崭新的书风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王冬龄，一个不断求真、求美、求新的艺术家。
如果从哲学、美学的高度进一步来审视王冬龄先生的书法艺术，我们就能更深地理解他作品中所具有的艺术魅力与美学价值。若探究中国书法艺术的本体奥秘，就须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因为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是中国艺术发展的真正根基。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就曾指出：“中国画所表现的境界特征，可以说是根基于中国民族的基本哲学，即《易经》的宇宙观：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皆禀天地之气以生有切物体可以说是一种“气积”。这生生不已的阴阳二气织成一种有节奏的生命。中国画的主题“气韵生动”，就是“生命的节奏”或“有节奏的生命”。”（《艺境》）同样书画同源，对于中国书法艺术来讲“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而且它“是最值得中国人作为一个特别的课题来发挥的”。（同上）自古以来，中国哲人、艺术家就长于“游心太玄”，“俯仰自得”，尊重节奏与规律，注重心灵的体悟，并受“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宇宙观的制约与支配。而艺术则更是“道”的具象化结果，隽永、拙朴、平淡、纯真的艺术赋于“道”以神奇的审美意象和生命，“道”又给艺术以审美意蕴和灵魂。
因此，古人（艺术家）只有凭借“生命本身”去体悟“道”的存在与节奏，并在体验与实现物化的过程中，始能获得审美的自由与超越。
正因为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与艺术有着这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因而要使艺术达到很高的境界（层次），艺术家的宇宙观就须立足于传统哲学与美学。这点在王冬岭先生身上尢为突出，他在创作的同时，广泛涉猎哲学、美学以拔高其作品的格调与气韵。他不仅勤于苦练，还善于捕捉美的瞬间。他曾讲“书法所能表现的是人性中对线条的原创力，这是通过笔软则奇怪生焉的毛笔，细腻而精微地表达的一种对宇宙形象与精神的感悟”。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他则深信到现在我更坚信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中国书法又是一种“大智若愚＇的艺术，这是中国人对东方文明、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并且，他努力尝试着将这一精神意蕴以创新的书艺加以展示。基于这样的世界观，冬龄先生认为搞艺术最为重要的是，“品格、胸襟与气度”，这是艺术创作的首要条件，他说：“林老一生写字很自信，其原因就在于他的胸襟与气度过于常人，因而作品气韵高。”其次是“心诚”或称“坦诚”，他认为只有“心诚”，艺术家才能在创作时很投入，很专一，进入自已的创作角色，作品也才能感人。再次是“笔性好”，即有较好的天赋，善体悟，有敏锐的直觉和创作灵气，以及善于把握线条的能力。
再其次是“个性强”，即要有独立的个性和品格，因为艺术的本质是自由的，因而艺术最终是要忠实于自己，抒发自己的性情。最后是“敬业精神”，因为艺术本身是严肃的事，艺术家只有认真对待它，事业才能有所成。显然，冬龄先生对艺术创作的见解是相当精辟的，艺术家作为创作的主体，在实践中是起主导作用的，对于这一点，传统哲学与美学就有很好的说明。
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十分强调人的主体性作用，人作为主体不仅是万物的“主宰”，能够与天地共“参”，而且是宇宙的中心，能够“为天地立心”。这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人的思维是意向性思维方式。这种意向性思维方式表现为它是在主体内从理念需要出发，通过主体意识的审美活动，获得世界与人生的意义。就这一点来说，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中的意向性思维又有类似于西方的现象学尽管它们并不完全相同。传统哲学与美学的另一重要特点，就是强调人即主体自身就是宇宙的中心，人的存在就是世界的根本存在，换句话说，世界内在于人而存在。因此，认识自身，也就是认识了自然界或宇宙的根本意义。就思维的指向而言，它是返回到心灵自身，其思维定势是认识自我，实现自我并超越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讲，“万物皆备于我”。在中国，人的存在既是精神和肉体的统一，也是人与自然的统既是“形神合一”、“身心合一”的存在，也是“天人合一”的整体存在，它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灵肉二元论。
同时，传统哲学与学更注重人的内在世界的探素，这就决定了其思维的基本指向只能是反身内求，求在内者，从主体自身寻求人和世界的普遍意义和存在价值。因为在“天人合一”的传统思维模式中，不可能形成以外向型理智为主的思维棋式，而是以内向型为主的反身思维，既通过自我反思，自我直觉，自我体验，自我证悟的思维模式，来实现主体（艺术家）意识同自然法则的相互统一。所谓“凝气怡身”，“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宗炳《画山水序》）正因为如此，冬龄先生才极力强调把握“笔性”的要，他认为把握“笔性”就是把了艺术家自身的艺术感悟、艺术直觉，将自已的才气瞬间化入自己的作品之中。由此可见，冬龄先生的艺术见解是颇为精湛的。
在传统哲学与美学中，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它是主体艺术家的根本标志。心是主宰身的，故被古人称为“一身之主宰”（朱熹语）。心就是人（艺术家）之所以为人之所在，或者说，心是人性的真正承担者。中国哲人喜欢说“人者万物之灵”，这个灵处就在于心。心不仅有灵明的知觉作用，而且是人（艺术家）之所以灵于万物者，即人的本质存在。冬龄先生认为，艺术家的使命就在于将其内心的纯真本性自我呈现，自我流露而只有内心“坦诚”，才能纯真，才能表现真。因此，他也十分重视“心诚”的作用。
按道家所言，人人皆有“自然之性，这就是人的本质所在。对于主体的人（艺术家）来说，就应该广识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进而认为，人人都有内在的本质存在，却未必人人都能“自觉”，也能实现“自觉”。所谓“自觉”就“见素抱朴”，“返朴归真”。成为得道的“真人”。要实现“自觉”就须反身而思，反求诸己。若能自知其性，自诚其意，便是“自觉”，能“自当然也就能“含道应物”。（宗炳《山水序》）同时，“自觉”又是展人本质存在的前题和关键所在。这一点对于从事书法的艺术家来说尤为重要。
就艺术作品来讲，深层的美，总是通过有限的个别形式来展现其本质的必然无限丰富的深广内涵的，因而它表现为“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冬龄先生艺术之所以令人回味无穷，充满魅力，其原因也就在于他能“自觉”。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将宇宙万事万物的生命本体归结于“道”，指出“道”是生化天地万物的无形无象的大母。人们只有凭借直觉去体验，去感悟它，通过“心帝”、“坐忘”，通过“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庄子・人间世》）。让自己的心灵保持一种空明澄澈的境界，将整个身心沉浸到宇宙万象的深层结构中，才能超越世俗，超越感观体悟到那种深遼幽远的道，即宇宙的大美。
冬龄先生正是深深体悟到这点，他才“求返于自己深心的心灵节奏，以体合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宗白华《艺境）冬龄先生认为“宇宙自然不是人以外的外在世界，而是人处在其中的有机统一世界，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美是和谐亲密的，都是以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的“道”为本体的”。所谓“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张载《正蒙》）因此，我们说艺术家可以化宇宙为生命，并融生命于宇宙万物之中，“听之以气”，以获得宇宙生命的本体。“妙悟自然，物我两忘”。（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游乎天地一气，使心灵处于一片空灵澄澈的世界，与自然造化息息相通，并化身于宇宙生命的韵律之中，与万物生命契合为一，才能“澄怀观道”，达到“天与人不相胜”的真人境界。而这种审美的最高境界，始终是王冬龄先生所向往与追求的。换句话说，他从事艺术创作，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了追求空灵的境界，及“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语）的超迈境界。正如他所讲的“艺术是宇宙的语言，艺术是艺术家内心世界的观照与表露”。对于他高妙的书法艺术，其好友著名理论家洪再辛先生有其极为精到的论述：“王冬龄想追求的已经不再是一点一画的字迹，而是某种难以名状的宇宙意识。”他的作品“好像就在昭示“天地四方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的时空运动，大气勃勃，带着生命蛹动之际的那种灵气。…他的书法，不仅将属于中国，而且也将属于世界”。
我们深信；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王冬龄的书法艺术定能在世界一流的学术与艺术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衷心地祝福他！
【高译／1995年秋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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