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增湘旧藏《韦苏州集》封面。 苏枕书 作家，日本京都 在调查日本所见傅增湘旧藏的过程中，经梶浦晋老师指点，获知东京大学文学部善本室藏有傅增湘一部朝鲜铜活字本《韦苏州集》，未见于《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及《经眼录》。检藤本幸夫著《日本现存朝鲜本研究（集部）》（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6年），见编号0339条著录此书，信息颇详，列其大要云： 书名：韦苏州集十卷四册 撰者：唐韦应物撰、宋王钦臣校订 装帧：蓝绢表纸、四针眼订法、日本改丝 尺寸：28.1×17.8cm 纸质：楮纸 藏书印：第一、第三册首钤“松/汀”（方5.1cm，阴刻朱印），“星州人/李光老/而述印”（方3 .8cm、阴阳交刻朱印）、瓶形印（2.9×1.3，阳刻朱印）。每册首及第四册尾“小汀氏藏书”（小汀利得）。卷一首“双鉴楼/藏书印”。第一册原表纸表“傅印/增湘”。第一、二、三印同一印色，同一人印。 识语：第一册原表纸墨书“此高丽古活字本，编次与宋本同，每卷或溢出/诗一二首，则明张习本亦有之。吴兴徐君森玉缘/事赴日本，道出韩京，于冷摊获此，携以见贻，可与余箧中《文中子》《南唐书》为伴侣也。乙丑除夕沅叔记”。 注记：原表纸左肩墨书“韦苏州集乾（坤）”。该书佚王钦臣及杨一清二序。今西龙旧藏。 研核：（前略）原为二册本，疑为傅氏加衬纸，改作四册本，添以蓝绢封面。仅第一册改装封面下保存朝鲜原封面，此原为第二册封面。四册以绢帙贮之，帙上附有墨书签条，云“朝鲜铜活字本/韦苏州集全四册/昭和二二·一/村口”，第一行下册有ルスカカ四字，或为书价符号。该书应为徐森玉购自汉阳，转赠傅增湘，战前至日本，经古书肆村口而归今西龙所藏，后为小汀利得氏所得，遂归东大插架。 此外尚著录同版者三部，分藏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今西龙旧藏）、成篑堂文库、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特别购入文库（小室翠云旧藏）。其后目验东大、京大所藏二部，于藤本氏之记述或稍有增补，试探讨如下。 第一、第三册卷首所钤，“松汀”之外，应为“星州人/李光未/天述印”，瓶形印即“一片冰心在玉壶”（感谢南通赵鹏先生指点），印主难以查考，仅知为星州李氏。从藏印风格来看，很符合朝鲜十八世纪文人俞晚柱（1755-1788）在日记《钦英》中对朝鲜流行藏书印的批判： 石记识书之法，东邦与中国公私雅俗绝殊。盖中国人储书本主流通，故其识石记，欲使后之有此书者，知传自谁某而谁某评阅，比如书画之观题，岂不公而雅乎。东人储书，则本主家藏，故必识乡贯姓名字号，四三石记，累累如官簿，惟恐为他人之有，岂非私而俗乎。 傅增湘识语中称，此书为徐森玉缘事赴日本后，归途在韩国京城冷摊购得。徐森玉所缘之事，即1925年十月下旬至十一月赴东京参加东亚佛教大会一事。傅增湘对朝鲜铜活字本素有关心，作于丙寅腊月（1927年初）的“朝鲜活字本附释音周礼注疏跋”中有这样一段： 朝鲜活字版创铸于太宗朝癸未，嗣后有庚子字、甲寅字、生生字、整理字，源流详《国语跋》中。案洪氏跋为嘉靖三十一年赐本，当彼国明宗九年，其印行或在永乐之初。考彼国太宗时，以经筵古注《诗》《书》《左传》为本，命判司平府事李稷等铸十万字，是为癸未字。是书字体波折犹有明初遗风，且既印诸经，则《周礼》自在续开之列，其为癸未字所印殆无疑义。至正、嘉以后，则结体渐就整束矣。余所藏朝鲜古活字本，小字者有《南唐书》《文中子》《白乐天集》，疑为庚子、甲寅字所印。大字者有《后山诗注》《山谷诗注》《韦苏州集》《海东诸国记》诸书，其体视此书略大，然不及其疏古也。标题为附释音，则亦出于宋世行本，第五、六卷疏中多空白处，或为宋本漫漶处。然宁听其空缺，而不加填补，具见彼邦学者之矜慎，不似明人刻书之卤莽也。礼失求诸野，有以哉。 可以看到这部朝鲜活字本《韦苏州集》在傅氏收藏体系中的定位，与前文识语所云“可与余箧中《文中子》《南唐书》为伴侣也”亦足互相观照。《文中子》《南唐书》皆见《经眼录》著录，均为“十二行十九字，黑口，单阑”。 藤本氏认为此本《韦苏州集》先由傅氏收藏，后归今西龙所有。虽无确定依据，但我也倾向这种假设。今西龙是朝鲜史学者，要考察此书的收藏经过，应先述其生平：1875年生于岐阜，1903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跟随坪井九马三治朝鲜史。1906年，首度赴韩旅行，访问新罗古都庆州，再访京城、开城，搜集李朝、高丽史料。当时正值第二次日韩协约缔结之始、日本殖民朝鲜前夕，朝鲜史成为日本很前沿的新兴学科。三十二岁的今西龙表现出极大的热心，归后作《入新罗旧都记》一文，饱含深情，连连感叹自己热爱韩人，庆州如十字军士兵眼中的耶路撒冷那般令他迷恋（见《新罗史研究》后记转引）。1909年，今西龙又赴朝鲜调查乐浪古坟。1913年，至朝鲜江西、镇南浦地区考察，于龙岗地区发现著名的秥蝉县碑（汉平山君碑），同年任京都帝国大学讲师。1916年，升任助教授。1919年，为京大附属图书馆斡旋购入朝鲜史学者河合弘民的793部藏书，当中多有朝鲜本及朝鲜史料。1926年，兼任京城帝国大学教授，往返京都与京城两地。是年八月，再访庆州，作《庆州闻见杂记》，详记玉山书院事，并列出书院藏书中与史学有关的书目，以及晦斋李彦迪祠堂书库的珍善本书目。可知他最关心的还是朝鲜史史料，如《三国史记》《新增东国舆地胜览》《高丽史》之属。同年四月至八月，公务之余，校订完《三国史记》。1927年夏，至扶余地区旅行。1928年夏，至全罗北道各地寻访百济遗迹，深感兴趣，开始研究百济史。1932年5月，因脑溢血去世。 1956年2月，吉川幸次郎以研究费购入今西龙旧藏172部（凡4336册），寄赠京大文学部，即今西文库。今西龙之子今西春秋为满文文献研究者，战时曾留学北京，亦笃好藏书。战后至天理大学任教，将其父所藏朝鲜史相关诸种文献寄赠天理大学，共667件。由《今西博士搜集朝鲜关系文献目录》及《今西文库目录》不难看出，今西藏书重点在朝鲜史史料，天理大学所藏堪称朝鲜史研究的富矿，很值得关注。而其他各部藏书则没有这般分量。当然这远非今西龙藏书全貌，据说今西家尚有大量未整理的藏书，陆续又有部分经可信赖的老师之手入藏京大文学部图书馆。今西春秋编、今西龙著《高丽及李朝史研究》中有未刊稿《藏书手记》，多录昭和三、四年（1928、1929）年收藏书目，当中不乏朝鲜铜活字本。 以上三种书目，均未见《韦苏州集》的踪迹。如果此书先由今西龙收藏，后至傅增湘手中，那么今西出手此书，必在1925年末之前，且出手地点多半应在京城，而当时他尚未到京城帝大兼任，主要活动地点仍在日本。另一种可能，便是此书先由徐森玉在京城冷摊购得，转增傅增湘，在1932年今西去世之前，来到今西手中。再经村口书店之手，至小汀利得处，最后进入东大文学部。这一假设在书籍流通的路线上较之前者更为顺畅，也不需要前者那么多地点上的巧合。唯一成问题的是，傅增湘为何在1932年之前，就将这部至少1927年初尚在手中的、好友馈赠的书出手了呢？傅氏“书去目存”的开明藏书观固为理由之一，他在戊辰三月（1928年）为“双鉴”之一的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所撰跋语，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信息： 忆壬子之夏，盛伯羲祭酒遗书散出，余按目而稽，得觏此帙。郁华阁中所庋宋元古椠，名贤钞校，琳琅溢架，无虑万签，然绝世珍奇，断推此为弁冕。嗣诇知为完颜景朴孙所得，欲求录副本而不可得，即请就半亩园中展阅片晷，略纪梗概，亦复恡之。虽当日摩挲，仅留一瞥，然古香异彩，梦寐不忘者，垂十余年。前岁景氏云殂，法书名画，散落如烟，独此帙与松雪手书《两汉策要》最为晚出。（中略）今岁初春，文德韩估忽来商略，悬值绝高，非初意所及料。余乃斥去日本朝鲜古刻书三箧，得钜金而议竟成，舍鱼而取熊掌，余心固所甘焉。 是说1912年，盛伯羲藏书散出，此《洪范政鉴》为完颜景朴孙所得，傅欲求录副本而不可得。景氏殁后，此书迟迟未出。直至1928年春，文德堂韩逢源忽来商略此事，傅氏遂卖去“日本朝鲜古刻书三箧”，终于得偿所愿。可惜不知这批“鱼”的书目，只能为假设提供一条可能的旁证，或许这部《韦集》正在这批为了熊掌而牺牲的“鱼”之列，之后便也有了来到今西龙身边的可能。 那村口应为村口书店主人村口四郎，也曾是神保町众书肆主人中有名的一位，函套所标“昭和二二”（1947）之节点，今西龙已去世，因此藤本氏“经古书肆村口而归今西龙所藏”的推测或许不确，更可能是经今西龙之手而至村口书店，且村口与小汀利得交往亦密。小汀是记者、时评家，爱好藏书，尤爱古写本、古活字本，因此这部《韦集》才会进入小汀文库。他去世后当年（1972），东京就举行了盛大的小汀文库稀书珍本展观拍卖会，在拍卖目录里可以见到第458条：“韦苏州集朝鲜古活字版伝（傅之误）增湘旧藏本四册。”随后为东大文学部所得，因而此书第一册封面内侧还钤有“东京大学图书印”、“中文”二印。 对比东大中文及京大中文所藏此二种《韦集》，可知各处细节均相同，譬如目录卷第六“叹白发”的“发”字均一致歪斜，第九卷“马明生遇神女歌”的“女歌”二字亦同样歪斜（感谢艾俊川先生细心指点活字本判断法）。首尔大学亦藏有两部断为肃宗年间的活字本《韦集》，标作“芸阁笔书体字”，书志信息与东大、京大二本相合，应为同版。芸阁笔书体字即所谓校书馆笔书体字者，为肃宗十四年（1688）前后所刻，“其字体为扁平正楷的中小型字”，“字列的横伍整齐，而偶尔有歪斜之字，墨色不均匀。其印本多为诗文集类，共有十五种”（曹炯珍《中韩两国古活字印刷技术之比较研究》）。曹著所整理的十五种印本中，亦见《韦集》在列。 一部文集辗转中日韩三国之间，经多位学者、藏家之手，虽非罕事，但于观察各位学者对朝鲜活字本的态度，也是合适的一例。至于此部《韦集》在版本系统中的定位，以及与其他校书馆笔书体字本的比较，则当俟诸他篇。 作者：苏枕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