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子 何海生开口说出想要寻亲的时候，我没想到最后会是那样一个结局。 1 何海生坐在镜头前，有那么十几二十分钟就一直沉默着，坐在镜头外的我同样有些无措。 那时我在一个二线城市的电视台工作，负责一档求助类的节目，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煽情怎么来，可是明显，坐在对面的何海生并不怎么配合。 他三十出头的年纪，看上去斯斯文文，虽然他身份证上的户籍住址是在吉林延边，但他的五官看起来跟北地的粗硬还有些距离，倒更像是南方湿润水土下的白面书生。 我这么说没有不尊敬的意思，实在是因为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太像大学里的教授了，以至于当他据实相告自己只是一个书报亭的小摊主，我的震惊程度好比是有人告诉我希拉里爱上了普京。 言归正传，我继续说回他寻亲的事。 何海生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他的养父母在生了三个女儿之后终于死心，托朋友在外面买了一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就是何海生，那时候他还不到四周岁，却已经对当时发生的一切有了模糊的记忆。 “我是被我亲生父母卖掉的。”何海生毫不避讳地告诉我，脸上的表情很淡，“我还记得他们的长相。” 在他不紧不慢的描述中，我大概知道了留在他记忆中的不多的童年印记。 何海生出生在浙江北部某个并不富庶的小山村，他的父亲常年在镇上打工，并不多见，但母亲却是时常陪在身边。他上面还有几个哥哥，他排行老四，这是他从记忆中母亲唤他时的叫法推测出来的。 “如果到了吃饭的时间还看不到我们，她就会在家门口扯着嗓子找人，一般都是喊老大，老二，老三，我很少出去玩，大概是因为我年纪最小，大哥还是二哥就比较调皮，总是找不见人，我妈就总是骂他们，一边骂还一边吓唬人，总说不听话的小孩就要被卖到山里去……”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我也下意识地抬眼看他，刚刚还波澜不惊的眼底有转瞬即逝的一抹黯色。 他轻轻苦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被卖掉的那个是我。” 话说到这里又停了下来，我没有出声催促，看得出来，他对于自己的身世并不是毫无芥蒂的。 过了一会儿，何海生有些抱歉地冲我笑了笑：“对不起，我不太会说话。” 我摇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我其实从小就模模糊糊知道我是抱来的，一家人一起出门的时候，别人都会说我那几个姐姐长得跟我爸妈很像，轮到我的时候，就只能说这孩子长得真机灵，一点都不像老何家的孩子。每到这个时候，我爸妈的脸色就会变得特别难看。” “所以他们后来跟你说了你的身世？” “……那是很后来了，也算是阴差阳错吧。” 他并不打算在镜头面前解释那个所谓的阴差阳错，我无所谓地笑了笑，继续下一个问题。 “当你确定自己是被抱养的之后就想要找亲生父母了吗？” “没有，我的养父母对我很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早就把他们当作我的亲生父母了。” “那你现在为什么想到要找他们？” 这是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关口终于问了出来。 摄像机适时地给了一个特写，我没有放过他脸上任何一个细微的表情，这不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但很显然，何海生对这个问题有些抗拒，露出了为难的神色。 过了一会儿，他终于重新意识到现在正在拍摄，抬了抬镜架，尴尬地笑了：“等找到他们再说吧。” 很明显，这是在回避问题了，我看着他，他没有闪避我的眼神，有些疲惫但黑白分明的眼睛里明明白白地写着一言难尽。我放弃了追根究底。 我又问了一些他对于故土的记忆，包括当年把他抱走的那几个人的长相。他记得的部分并不多，即使是有印象的那些，我也不能确定是否就是真实的，谁能要求一个四岁的小男孩拥有精确的记忆力呢。 谁都知道找到的希望渺茫，节目录制的最后，何海生只说尽人事听天命，找到与否都算是对自己有了交代。 我试图安慰他：“我相信当初你父母把你送给别人一定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 这种连我自己都不会信的说辞是不能对着镜头说的，所幸这会儿摄像机已经停止了录入。 他把视线转向我，淡淡地笑了笑，没有说话。 2 我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期节目播出之后，比寻亲线索更早来到的是关于何海生身份的揭露。 我几乎是在看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给他打了电话。 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就急切问道：“你怎么没有告诉我你之前还拿到见义勇为奖啊？” 大概是听出我的语气并不太好，电话那头的他有些犹豫：“这很重要吗？” “当然！” “可是这跟我寻亲有什么关系呢？” 我一时语塞，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何海生在五、六年前上过一次新闻，一个年轻女人晚上回家时遇到劫匪劫财，何海生当时路过把女人救了下来，自己被劫匪当胸砍了三刀，差点命丧当场。在医院抢救过来之后当地政府颁了一个见义勇为奖给他。 这个新闻在当时还上过一些门户网站的首页，我肯定自己绝对看到过，正因为如此，我为自己没有第一时间认出何海生而感到懊丧。 这会儿面对他的提问，我也只能含糊其辞：“可以加深别人对你的印象啊，中国这么多人口，就连一个小小的村子也有几百口人呢，你要找人还不如先让别人来找你。” 最后半句话是我做了几期寻人节目之后得出的经验教训，那些有明显记忆点的寻亲者总是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线索，相反，那些本身没什么故事性的寻常人总是会很快湮没在人们的记忆中。 我让编辑把节目重新做了剪辑，加上了对何海生英雄身份的描述，很快，重新上线的节目点击率节节攀升，线索也纷至沓来。刨开那些一眼就能辨别真假的信息，剩下的那部分就只能花心思一个个去证实。 一个姓高的女人在电话里说不上三句话就开始大哭，她一口咬定何海生就是她失踪多年的儿子。 “你有什么证据吗？”我一边做着记录一边问。 女人的普通话夹杂着难懂的乡音，我要很仔细辨认才能听清。 她说：“做娘的怎么会不认识自己的儿子呢？！他跟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我不会认错的！” 女人情绪激动，我撇了撇嘴，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做娘的当初又为什么要抛弃自己的儿子呢。 虽然我潜意识里并不认为有这么好的运气这么快就能找到当事人，但既然这个女人再三咬定何海生就是她的亲生儿子，我也只能带着摄影组去现场求证。 出发前，我先给当地村委打了一个电话，村支书告诉我，这个姓高的女人十多年前没了丈夫，据说是有三个儿子，但一直都在外面打工，没怎么回来过，一年到头也就她一个人住在村里。 “她那张嘴很能说的，村里人都有些怕她，连我见了她都头皮发麻。”村支书在给她下了最后的评语后挂了电话。 我好奇不已，又因为出发前就不抱什么希望，因此也没有告诉何海生。 驱车一个多小时我就到了女人所在的村子，它在浙江北部和江苏交界的一个小镇上，地理位置和沿途的村庄景象倒是跟何海生的记忆有几分相似。 但在见到她本人后，我很快否定了自己的推测。 女人全名高新凤，身量不高，一米五几的样子，人有些胖，老远看到我们就扯着嗓子假哭起来，哎唷哎唷叫个不停。 我上去跟她打了招呼，她只匆匆往我身上刮了一眼，在确定何海生没有一起到访之后，原本细眯着的眼睛马上睁得滚圆，像一把刀子一样重新刺回我的脸上。 “你们没把他带来？”她变着声调问我。 我耐着性子解释道：“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不着急，万一不是也省得双方失望。” “怎么可能不是，你进屋看看，孩子他爹的照片还挂在墙上，你见了就知道爹跟儿子长得有多像！” 她说着就把我往屋里扯，指着墙上她老公的黑白遗照比划：“完全是一个磨子刻出来的嘛！你们说是不是？！” 我敢肯定我当时的表情一定跟吃了一坨芥末一样，恨不得当场就怼回去——哪里像了？四方脸宽额头，鼻头内扣，两片嘴唇厚得像两根香肠，这么说虽然有点对死者大不敬，但我是见过何海生本人的，跟照片上的这个人实在是没有一点像的地方。 女人还在坚持，甚至翻出了一本掉色泛黄的相册，指着其中一页上一个看上去才一两岁的小男孩说这就是何海生小时候的模样。 我终于没了耐心，打断她：“那你们当初为什么要把孩子送掉？” 她愣了愣，瘪瘪嘴，“那要怪孩子他爹，他那会儿学人家做工地，亏了钱，家里几个孩子都养不活了，他想着孩子跟在我们身边也是吃不饱穿不暖，太可怜了，索性还是找一户好人家送掉……”说到这里，她停了下来，手覆在眼睛上掖了掖，声音也低了下来，“我是完全不知情的……” “那你们这么多年没想过要把孩子找回来吗？” “我上哪儿找去啊，你说得容易，这么多年了，都不知道他被送到哪里去了……再说了，我们家条件也不好，房子都没盖上，儿子讨媳妇的钱都没有……” 大概是看出我的脸色已经不太好了，女人没有再说下去，我又礼貌性地问了些她儿子小时候的事情，到最后基本可以确定她不是何海生的母亲。 何海生后腰的位置有一块手掌大小、颜色深浅不一的皮肤，我们在节目里有提到过这个标记，大多数人都以为是胎记，但事实上那是他小时候被炭火烫伤的印记，在被抱养之前就留下了，高新凤对此却一概不知。 既然确定不是本人，我也不多做逗留，起身准备离开。女人见状将我拉到一旁，眼睛直溜溜在周围环顾一圈，最后落到我的脸上，悄声问道：“他真不是我儿子啊？” 我摇头。 “……那如果最后他没找到他娘，我给他做娘，这样行不行？” 我被她逗笑了，这女人怎么就上赶着地要给何海生做娘呢。她的下一句话就让我明白了过来。 她问：“他们说那个政府给颁的见义勇为奖是有奖金的，奖金是不是很多啊？” 3 这种事我自然不会跟何海生说，报道连续做了大半个月，他也在两个城市之间来回跑了大半个月，每次见他都觉得比上一次更憔悴了些。 我于心不忍，跟他保证即使查到最后只剩下一条线索了，也会帮他继续找下去。 相比于我的急切，何海生倒是显得有些冷静过头了，他像是从一开始就没抱什么希望，甚至反过头来安慰我：“没关系的，尽人事，听天命。” 他越是这么说，我越是不甘心，不知为何，我总觉得何海生和我之前接触过的那些求助对象都不一样，别的求助对象一上来就急吼吼地提一堆要求，他不是，在他身上，你能看到很多悲剧成分叠加在一起的那种肃然感。我这么说的时候搭档在一旁差点喷我一脸水，但我是真的想要帮他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所幸的是，两天之后，我终于迎来了一个好消息——当初把何海生送上火车的那个人找到了！ 找到这个人着实费了我很大功夫，根据何海生的回忆，当初把他抱走的那个男人他见过不止一次，很高的个子，五大三粗的，他对他的印象多数是在村里的河塘边，那人有一手炸鱼的绝活，他小时候常和哥哥们一起去看——炸药装进啤酒瓶。 点燃固定在瓶嘴的导火索扔到河里，咣地一声闷响，那些鱼就翻着白肚皮浮上来了，他和村里其他的孩子只觉得稀奇，把手掌拍得噼里啪啦响。男人高兴的时候，还会分几条小鱼给他们，自己则开着他那辆面包车去下一个河塘，后备箱里全是咣当作响的啤酒瓶。 那个年代，能开上面包车，又会自制炸药炸鱼的人可不多，我在一开始就跟镇上的那些干部打了招呼，让他们帮忙去找人。等了这些天，终于有了结果。 那人名叫陈大可，早年举家搬迁到了别的城市，这些年除了逢年过节，很少回到家乡，而他的老家就在浙北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上，年轻的时候，他就开一辆面包车在各个村子之间拉货，消息灵通得很。 更为关键的是，三十年前，他的的确确把一个小男孩送上了去大东北的火车，交给了在那边的接头人。 所有的信息都合上了，唯一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初把孩子送给他的那户人家究竟是谁。 陈大可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三十年前的事情记得还很清楚，他从压箱底的记事本里翻出一张手掌大小的纸板，上面横七竖八写满了字，他戴着老花镜在上面比划了一阵，很快找到了目标。 “没错，就是老金家的第四个小子。”他指着纸板上的文字念给我听，“1988年11月22日，礼拜二，小雪，老金把四儿子阿运送来给我，下午我就要把他送掉。” 我看着纸上那一行歪歪扭扭的字，谁能想到，短短一行字，改变的是一个人的一生，这样一想，我的心里不免有些抑制不住的苍凉。 但是，寻亲工作还要继续。到了现在，距离成功也只剩下一步之遥。 按照陈大可提供的线索，我找到了那户姓金的人家，男主人叫金德兴，女主人叫朱玉芬，一个72岁，一个68岁，都是半只脚踏进棺材铺里的人了，对于往事的突然造访显得有些措手不及。 我上门之前跟他们通过两次电话，头一次电话中，他们对我想要去拜访的请求有些抗拒，特别是当我道出他们三十年前的小儿子现在回来寻亲的由头之后，他们更是表现得非常谨慎。 “他让你们来找我们的？”在电话中，金德兴反复跟我确认着这一点，在得到我再三的肯定答复后，他用我并不太听得懂的土话跟朱玉芬说了几句，随即挂断了和我的通话。 我有被拒绝的心理准备，因此也不觉得意外。最后还是由村里出面帮我做了思想工作，最后，金德兴和朱玉芬终于同意跟我见上一面，条件是在不告知何海生的情况下。 我答应了下来。 几乎是在见到金德兴和朱玉芬的第一眼，我的直觉就告诉我，他们就是我要找的那两个人——虽然穿着朴素，但基因这种东西不会骗人，何海生跟朱玉芬长得太像了。 朱玉芬穿着一件砖红色的短袄站在金德兴旁边，两只手从看到我的那一刻起就死死地攥着拳头，因为紧张，她在倒水的时候还不小心碰翻了一个杯子，搪瓷杯磕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所有人都在这一声脆响过后如梦初醒。 金德兴开口问道：“你有没有老四的照片？” 我反应了两秒钟，意识到他口中的老四说的就是何海生，于是赶紧找出手机里存着的节目视频，现场播放起来。 视频不长，房间里很安静，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地盯着桌上那一只小小的手机屏，而我，则将视线放在了朱玉芬的脸上。当画面里第一次出现何海生的影像时，朱玉芬脸上的表情一下子激动了起来，先是眼睛，再是鼻子，最后连嘴唇都跟着抖动起来。 我就这么看着她，布满红血丝的眼睛里慢慢蓄积起眼泪，然后她望向自己的丈夫，后者正颤着手从兜里掏出一根香烟，点着后一口接着一口默默地抽着，神情萧瑟。 “真的是老四……”朱玉芬低头抹眼泪，眼泪越抹越多，到最后，她背过身去避开了我的视线。 金德兴抽完一整支烟，长叹了一口气：“记者同志，老四突然想要找我们，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吗？” 我抬眼看他，这个问题在我的预期之外。我听出他话里隐含的疏离和冷漠，不由得冷下脸来：“这个问题应该由你们做父母的自己去问他。” 我把重音放在“父母”这两个字上，金德兴跟着一震，面上的表情终于出现了松动，答应了随我们一起去医院做亲子鉴定。 4 何海生见到金德兴夫妻俩的时候，远比我想象中的冷静许多。 医院会客室里，听到推门声的他从位子上站了起来，但也仅仅只是站了起来，他没有迎上去，甚至没有挪动一步，就这么站在原地看向从门外走进来的两个老人。 他的面上还挂着礼貌的微笑，我认真辨认着他的神情，竟然也看不出丝毫的破绽。 如果不是贴在两侧裤腿线上的手已经被他握成了拳头，我几乎要怀疑这并不是一个时隔三十年之久的亲子重逢的现场。 朱玉芬先忍不住，抢上几步冲过去把他往自己怀里带，嘴里喊着他的小名阿运，很快就哭得泣不成声。 何海生终于有些情动，手扶着朱玉芬的肩膀，身子也在轻轻颤抖，像是借着女人淡薄的力量支撑着站立，站在稍远处的金德兴终于走了过来，然后，三个人拥抱在了一起。 摄像机记录下了这个画面，会客室里随即响起了掌声。 我站在画面外，为这一幕由衷地感到高兴。 三个人调整好心情后就去做了亲子鉴定，因为事先跟医院方面打了招呼，院方答应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出结果，所有人都在会客室里焦急地等待着。 或许是碍于镜头的关系，又或许是三十年的时间间隔真的太长了，三个人都没有说话，保持着沉默。 朱玉芬一直拉着何海生的手，眼眶从始至终都是红的，她整个人都在发抖，因为激动或是惭愧，不得而知，反倒是何海生不时地递过去一张纸巾，给一个安慰似的眼神。 又过了许久，何海生终于出声，却是对着我有些歉意地问道：“能不能麻烦你们先出去一下？” 我看出他眼神中的恳切，想了想，点头。虽然我很想要记录下他们重逢以来的每一个场景，但显然，何海生有不欲与外人知的事情。 在我和摄制组等在会客室外的近一个小时里，我不知道他们在房间内谈了什么，我只知道，一小时后，门打开了，金德兴扯着朱玉芬的胳膊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会客室，直直地朝着楼梯间走去。 我愣了几秒，来不及去看会客室内何海生的表情，冲过去拦在金德兴面前。 “你们这是要上哪儿去？” 金德兴喘着粗气，一把把我推开：“回家去。” “你们不等结果出来了吗？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干嘛要走？” 我急了，一连串问题抛了出去，但面前的两个人都没有回答我，金德兴的背弓得更厉害了，整个人像是一把绷到底的弓箭，轻轻一碰就要迸射出去。一旁的朱玉芬则更像是一只惊弓的鸟，瑟缩在丈夫的身边，我伸过手去，还没挨到她的肩膀，她就已经连着向后退了开去。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手足无措，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现场一片混乱，就在我强拉着他们不肯放行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让他们走吧。” 我错愕转头，何海生就站在不远处，单薄的身子像是要融进走廊一侧的阴影里。 就着我失神的工夫，金德兴和朱玉芬已经抢先一步坐进了电梯，片刻后就消失在我的眼前。 我气极，忍不住朝何海生发火：“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扶着墙好半天没有说话，视线落到我身后的电梯门上，紧接着从胸腔处爆发出一连串剧烈的咳嗽，我几乎怀疑他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身体里。 检测人员适时地拿来了鉴定结果，他止住咳嗽，抽出那张薄薄的报告单看了一眼，楼道里的光线并不敞亮，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只能朝旁让开一步，隐约看到他的眼神在虚无的光影里轻轻地抖了一抖。 随后，他像是完全释然了一般，转过身朝向我：“对不起，害你白忙活了一场。” 我哪里能这么轻易地放过他，一把抢过了他手里的档案袋，他在最初的错愕过后很快恢复了镇定，任由我抽出了那张报告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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