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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辉）华夏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因为夏朝历史的考古缺失、夏文明遗迹迟迟得不到实证，而让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大打折扣，成为按现代文明史认证标准，只有3600年的华夏文明史得以确认。对于经济高速崛起、科技长足进步的中国来说，被认可的中华文明史却严重缩水，无疑显露了近现代先秦历史研究领域中，传统中华文明发展史观念与理论的缺陷与止步不前。 华夏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黄帝、尧舜禹开启的中华文明发展史，是一个由黄河流域中原地带向四周辐射、演进的过程，是历代所有中国史学家的共识，是我们研究中国上古文明史与古代文明史的基础。这种观点与理论、共识，有着其一定的历史意义，可以为我们解决大部分问题。但其制约与限制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尤其在解决中华文明起源的夏朝问题与华夏文字、文化、文明起源问题上。可以说这种根深蒂固的观点，是我们破解夏朝国都、华夏文明起源等一系列问题的黑洞，也导致了关于夏朝国都问题破解的毫无进展与学术研究的南辕北辙现象的出现。 因为近现代关于夏朝考古的毫无实质性进展，关于华夏文明起源的夏朝历史得不到有效确认，疑古派与华夏文明西来说也逐渐形成，混淆了视听，浪费了大量社会国家学术资源，也虚耗了个人学术生命，学术也成为毫无疑义的文字游戏。 尽早破解确立华夏文明发源地问题，解决华夏文明发展的基点问题，不论是对确立国家民族历史自信，还是对中华文明史的学术深入研究，让华夏文明史研究步入正轨，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人们对商朝时期统治中心的地理位置，也是一筹莫展，毫无头绪，虽然夏商周三代的文明历史明确地记载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只是因为甲骨文的无意发现，才确立了商朝都城的明确位置，为商文明的历史研究和夏商周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基点，促进了中华文明史研究的深入、可靠、可信发展。如果没有甲骨文的发现与殷墟的发现，商朝的历史地位也成为人们争议的焦点，无法推进华夏文明历史的深入研究。 正是因为周朝时期的镐京西安、成周洛邑，商朝时期的商丘、朝歌、殷墟的地理位置的确立，华夏文明发展史在黄河流域的形成发展也就此确立，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观点。也导致中华文明、华夏文明内涵本质来源的夏朝历史，成为谜中之谜。从目前的学术研究最近动向与成果来看，还找不出明确的方向与目标。 纵观夏商周三代政权演变的过程，以及近两千多年朝代演变统治政治中心的变化来看，夏商周三代政治中心的变化，是三个对立部族征伐的结果，夏、商、周三朝是三个不同区域的对立部落讨伐战争的结果。换句更明确的话来说，夏朝统治中心、商朝统治中心、周朝统治中心是三个相距具有相当距离的三个对立部落；更进一步的结论就是：华夏文明来源的夏朝国都，不会是在黄河流域的商朝国都殷墟与周朝都城的镐京范围之间，更明确的结论就是夏朝国都根本不可能在黄河流域。 在《史记》与《竹书纪年》这两部史书中，对商代夏、周代商的过程，都进行了详细记载与描述，这段历史记载与描述是我们熟知的、也是不容怀疑的。商汤对夏桀的威胁、周武王对商纣的威胁，都为夏桀与商纣所发觉，并采取的相应的制约措施，商汤与周武王分别被囚禁。商汤与周武王逃回本部落后，夏桀与商纣对他们的限制与制约就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说明了商汤部落与周部落完全不在夏朝与商朝的控制范围内，商部落与周部落距离当朝的统治中心有相当的距离，鞭长莫及。在后来的局势变化中，商汤与周武王积蓄力量，抓住夏朝与商朝的内部矛盾与疏忽，长途奔袭、一战而胜、一蹴而就，取代了夏朝和商朝。 在这两次朝代更迭中，如果商汤与周武王部落距离夏朝国都与商都距离不远的话，他们的部落要么被同化、要么被消灭、要么被强力防范，是没有他们一战而胜的机会的。因此，不论是商汤还是周武王，他们的部落都位于夏朝与商朝统治地理边缘。夏朝国都在哪里我们至今不知道，但周部落在西岐距离商都殷墟距离遥远是毫无疑问。那么夏朝国都相距商丘的距离，就是我们的历史学家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了，这对我们破解夏朝国都的问题至关重要，对此没有清楚的认识，夏朝国都的解决就会毫无头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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