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给我留下的第一缕印象就是“帅”。看金庸笔下的黄岛主，一袭青衫，独立于缤纷落英之中，碧海苍霞之间，一只玉箫，吹不尽人间黯然销魂，徒留给世人一个孤标傲世的背影，潇洒而倜傥。

后来我才明白黄药师绝不仅是一个文学形象，而是一个时代文人的缩影。它不止于表面的洒脱与不羁，而在“帅”字背后埋藏着一个黑暗时代带给人的深层次苦痛，以及人生价值幻灭的无奈。这个时代的名字叫做魏晋。

后英雄时代

魏晋易代，三国的英雄们大多逝去。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魏武走了；楼高百尺，羞杀求田人的刘郎含恨身亡了；年少万兜鍪，天下英雄谁敌手的孙仲谋也不在了。三国好似食尽鸟投林，落下大地神州真干净。

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建安风骨中那日月之行，志在千里的胸襟气度，天下棋局，江山指点的豪情壮志，统统不见了，只剩下跳梁小丑们争权夺利，无边的贪婪与猜忌。英雄们从来不忌讳使用权术，但权力从来只是他们达成目的的手段，而不是他们真正的追求。他们追求的是整顿乾坤，开万世太平，可宵小们眼中只有追名逐利。不由得阮步兵面对楚汉相争的古战场一声叹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似叹刘邦、项羽，实哀魏晋太寂寞。

但有了英雄，就能解决这一切吗？刘裕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故一世之雄也。但陶渊明看到的仍是黑暗的官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他，挂冠而去。世道人心若此，英雄的努力恐怕也是杯水车薪。

又或者，问世间真的有英雄吗？倘若有，为何众生有如此之多的苦难；倘若没有，为何世间又如此热闹非凡。这个问题好似一个永恒的死结，前人自哀，而后人哀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恐怕永远也没有答案。

士人的性命

魏晋，是文人性命最不值钱的时代。大多数文人如阮籍，活在朝不保夕的时代，政治斗争的漩涡稍不留神就会将他们吞噬，更不用说嵇康、谢灵运那一个个才华横溢的名字，最后却只能在权力斗争的刀光剑影中牵连冤死。文人的性命为何轻得如此？我想正因为文人的力量之于专制王朝而言重于泰山，他们不值钱，恰恰因为他们太值钱。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韩非便道破了读书人在乱世中的处境“儒以文乱法”，虽然战国之“儒”与后事之“儒”不尽相同，却准确地描述了文人在当权者棋局中的角色。他们代表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精英，是朝野舆论的代表，他们的言论往往能左右民心向背。因此统治者担心这些有傲骨的，不合作的士人动摇自己的威权，便只有将他们送入黄泉这一条路。所以曹操容不了孔融，司马昭容不了嵇康，就连诸葛亮也容不了一个说三道四的蜀中名士彭勇。

更何况，文人的性命远没有说几句狂语那么简单。他们的才华、智慧，既是每个政治集团追逐的资本，又是统治者要提防打压的对象。统治者与士人的矛盾，说到根本是皇族与士族的矛盾。士族自汉废百家，尊儒术之后，就成为政治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历经二百余年的发展，至魏晋之时，已成为可以抗衡皇权的力量。曹操的唯才是举，诸葛亮的依法治国，孙权的同化融入，都是为了和士族对抗或者避免冲突。魏蜀吴三家都非士族出身，采用不同的策略最终却是殊途同归，都败给了代表士族利益的司马政权，但司马氏政权建立的那一天，他又要重新面临这个问题，如何对待那些虎视眈眈的士族？

政权既需要士族的支持，又不允许士族的壮大，因此晋承九品中正制，巩固士族利益，同时又对那些不合作的士族予以打压，可谓实实在在的胡萝卜加大棒，就算如此，皇帝轮流坐，王谢两大士族仍然稳如泰山，可见士族力量在那时有多强大。

恐怕这是一个士人性命最不值钱的时代，也是一个士人性命最值钱的时代。

文人的自觉

每当我们谈到魏晋，自觉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但什么是自觉？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吗？我想不是。轴心时代是中华文明的觉醒，而不是自觉。文人的自觉，意味着人不再依存于政治或是某种现世的意义，而转为对人本身的探求。百家争鸣，只为回答中国该建立怎样的制度，而魏晋风度却在问人生该何去何从。诸子百家的觉醒是回答者，魏晋文人的自觉却是一个提问者。自觉，是抛开一切的功名礼法而直取人生的本义。

人生的本义是什么呢？阮籍、嵇康等人给了玄之又玄的回答。大人先生者，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一番老庄玄学，一个不可道之道。但说破也很容易，无非四个大字:忠于自己。阮籍不守孝道，却痛哭咳血，嵇康不慕功名，甘心打铁为乐，他们活着不为别人，只为自己的快乐。阮籍当个步兵校尉，只因厨师善酿酒，觉得当官好玩，心血来潮上东平“剖竹十余日，一朝风化清”，十余天令县治脱胎换骨。在他们看来，那些为权贵，为礼法而活的人实在可笑，他们便将世俗的条条框框扯得粉碎，而追寻人之为人的意义。

他们忠于自己，但他们也不得不孤独。人类最深的两个感伤是时间与空间的不可寻找，时间与空间的无限让人感到冥冥之中的宿命。阮籍仿佛魏晋文人的一个缩影，他曾为一个不相识的才女香销玉殒而洒热泪，也曾写下“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的感怀。在他眼中美好是那么易逝，高洁是那么孤独，这些悖论常常让人生的价值幻灭，英雄不可靠，才华不可靠，高洁不可靠，人在无穷无尽的时空中又该如何寄托？口口声声地忠于自己，但自己究竟是谁?没人生下来就是隐士。“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很难想象，这句豪言壮语出自那个悠然采菊的五柳先生。世人谁不羡人生的成功，谁又能真正超脱于全部的功名，谁又不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呢?恐怕没有这样的人。哀歧路，哭穷途，自觉之后,幻灭一场，挥涕怀心伤，辛酸谁语哉。

倘若文人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么阮籍和嵇康就不会算第一流的文人了。评价他们，我们会用一个词叫做高贵。这种高贵不指他们的出身，而指他们的灵魂。他们的自觉,因而有人生的幻灭，但他们不沉沦于幻灭的失落，而在寻找新的人生价值，是一张琴，是一壶酒，是一溪云。在那个黑暗的年代，这无疑是无力的挣扎。嵇康终日弹琴会友，朋友蒙受不白之冤，嵇康站出来声援，却因不肯趋炎附势，受小人谗言，斩于市曹。刑前，嵇康要了一把琴，“《广陵散》于今绝矣！”言毕，弹指挥弦，曲毕，慷然受刑。至今，我们早已听不到《广陵散》真正的曲调，但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那一位笑看生死，为自己而活的弹琴人。这就是挣扎者的高贵，这就是高贵者的挣扎。

文人因自觉而幻灭，因幻灭而挣扎。上承屈原“吾将上下而求索”，下有李煜“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这无疑超脱了功名富贵，而道出了人所共有的生命体验，也是为何千百年后，我们对于那样一个黑暗时代,仍留以深深的眷念。

天地为熔炉，造化为工。魏晋风骨，离开了那一个“最坏”的时代，只会如无根之萍，得其形，失其神。故一代皆有一代之风度，而后世莫能继之矣，但我们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魏晋风度，仿佛黑暗时代之中的一抹强光，是我们永远值得铭记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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