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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与上个世纪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同时，另一种革命性的历史范式也在中国出现了，就是所谓的文明西来说。这一学说认为，中国文明并非产生在中国本土，而是从西亚传过来的。其依据则是，首次在河南渑池仰韶村所发现的彩陶。而发现人则是一个业余考古职业找矿的瑞典地质学家，名叫安特生。 这种彩陶文化后来被命名为仰韶文化，而仰韶村也是中国考古学的起点，安特生则是中国考古学第一人。这是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的事。 尽管，整体上说中国文化源自西亚，是安特生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无知的结果，但是，这一说法也并非百分之百错误，因为，中国彩陶和西亚彩陶之间的确存在很高的相似性。这意味着至少在彩陶时期，中国文明和西亚文明之间存在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发生过互动。事实上，中国和西亚的彩陶在出现和消失时间上也是高度一致的，同时兴起于大约8000年前，又同时消失于大约4000年前。 随着考古学的深入和考古资料的丰富，关于中国文明有两点越来越明确。一是，中国文明不仅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独立产生的，而且很可能文明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远远早于文明在西亚出现的时间。从始源意义上，不是西亚影响了中国，而是相反，中国影响了西亚；二是，中国文明和西亚文明之间，在五六千年前，甚至八九千年前，就开始持续发生周期性的交流和影响。 考古资料显示，一些重要文明要素，在中国的出现远比西亚早。譬如，陶器在中国出现于20000年前，而西亚的陶器则出现于9000年前左右，比中国足足晚了10000多年。事实上，也很难说，陶器在西亚是独立出现的，更有可能是从中国传播过去。 比较有意思的是，正是在陶器上的10000多年的差距，导致中国的西方之间在食品加工方式上出现重大差异，这种差异至今依然很明显。陶器的主要作用是炊具，即陶锅，用于蒸煮、煎炒食品。20000年前，陶器就在中国出现，意味着在农业出现的10000年前，中国人就开始用锅做饭了。中国人是先学会的用锅做饭，后学会的种地。而在西亚，陶器则是出现在农业出现之后，此时他们已经习惯于无锅的食品加工范式，即烧烤。因此，中国对小麦的主要食用方式，是用锅蒸馒头、煮面条，而西方则是不用锅的烤面包。同时，陶器也很方面用来烧开水，中国人因此也很早就认识到和开水的好处，养成的喝开水的习惯。而西方却一直习惯于喝冷水。 现代对文明的起源存在的一个流行的误解是，认为是文明起源于农业，由农业所孕育，还说什么中国文明是农耕文明。但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和传统文献记载却是，文明起源于伏羲时代，伏羲时代又在神农时代之前，而神农则是开始有农业的时代，这就是意味着中国的文明起源于农业之前。现代人却想当然地认为这样的记载不可信。但考古学却越来越证明，人类文明形成时期的确是在农业之前。更准确地说，是在农业之前的野生谷物采集时代。 农业大概出现在10000年之前，最初的农业主要由三种作物所构成，分别是西亚新月地带的小麦，中国南方的大米，中国北方的小米。但是，在正式人工种植这些作物很早之前，这些地区的人们就开始凭借采集野生的而过上比较稳定，甚至富足的生活了。正式凭借采集野生谷物所带来的稳定和富足，孕育了文明。中国的很多先秦文献都对这种无需耕种劳作而幸福满足的时代进行了清晰的记载。 《韩非子五蠹》明确指出：“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焉”。《庄子马蹄》说：“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显然是对不耕而足食美好状态的具体描述。 同时，在中国传统经典中，文明与蛮夷的重要区分就是“粒食”与否。《礼记王制》：“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粒食”就是以谷物为实。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以谷物为实，与农业并不等同。在上古时期，没有农业，依靠采集野生谷物，同样可以粒食。而传统文献仅仅是把是否粒食作为区分文明与否的标准，而非是否有农业。这也暗含着对采集野生那段历史的记忆。 有一个间接手段，可以判断人们开始采集和食用野生谷物的时间，就是加工野生谷物的工具。中国文明中最典型的加工野生谷物的工具是石磨盘、石磨棒，目前中国所出土的最早的石磨棒已经可以追溯至25000年前，比陶器还要早5000年，更比西亚的野生小麦加工工具石臼早10000年。中国北方出土，显然是用来加工野生谷子。这意味着，中国北方是全球范围内最先开始采集和食用野生谷物的地方，是最先进入“粒食”时代的地方，比西亚要早10000年，比中国南方要早5000年。 如果说，文明是起源于“粒食”时代，那么人类文明就是起源于中国北方。从始源和根本上来说，中国文明是小米文明，而非大米文明，而且是采集式小米文明，而非农耕式小米文明。采集式小米文明不仅是中国文明的起源，也是人类文明的起源。 “粒食”是人类进入文明的经济基础，但是，人类文明化的更核心表现，并表现在外在的经济基础上，而是表现在个体的人的内部，以及由个体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的内部。个体的人进入文明状态的标志是实现心性的独立和自由，而社会进入文明状态的标志则是建立一种公平有序的制度。更简单来说，个体文明化的标志在内在心性，而社会文明化的标志则在内在的制度。 说人类文明产生在中国北方的野生小米采集时代，不仅仅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北方最先在全球范围进入“粒食时代”，而且，也是在中国北方最先在全球范围实现个体的心性独立，最先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公平有序的社会制度。个体实现心性独立的标志是易经的出现，而社会形成公平制度的标志则是契约的出现，更准确地说，是结绳这种最原始形态的契约的出现。 二 中国传统文献一直认为中国的历史开始于伏羲，伏羲的最重要贡献是“画卦”，即发明了易经。伏羲之后才是神农。显然，伏羲和神农更是对两个时代的拟人化称呼，伏羲是一个时代，神农是一个时代。神农的含义是明确的，即农业的出现，神农时代就是农业出现的时代。伏羲在神农之前，那么伏羲时代就应该是尚无农业的渔猎采集时代。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们一度认为这样记载是胡扯，文明怎么可能在农业之前出现，怎么可能出现在渔猎采集时代。但是，考古学证据却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即文明更可能出现在农业之前的漫长的野生谷物采集时代。而且，考古证据还显示，野生谷物采集时代更可能最早出现在中国北方，那里所采集的野生谷物是野生小米。因为，在华北出土的野生小米加工工具石磨棒可以追至25000年前。这意味着那时，中国北方已经开始出现对野生小米的采集、加工和食用。 人类最早的食品加工工具陶器也最早出现在中国。在铁被使用之前，陶器锅是中国最主要的食品加工工具，金属锅正是由陶器锅演变而来。目前考古出土的最早的陶片已经可以追溯至20000年前，出现在中国南方。综合陶器的传播的年代数据，可以推知，陶器从中国南方传播至北方的年代，可能在17000年前左右。在原本已经拥有野生小米采集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再加上陶器的使用，可以进一步提升食物来源的稳定性，这可能引发定居生活的出现，从而催生文明的产生。即伏羲时代的开始。 需要指出的是，加野生谷物加工工具上，中国的石磨棒（配套的是石磨盘）的出土时间比西亚的石臼要早10000年左右。陶器也要早10000多年。注意，这两类谷物和食品加工工具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均比西亚惊人地早10000年，而非1000年，或几千年，是10000年。这意味着，文明在东亚的出现远比在西亚早。即人类文明是诞生在东亚，而非西亚。 更具体一点，东亚定居最早可能出现在黄河与淮河之间的区域，出现在黄淮平原，其中心就是现在的豫东鲁西，还要再加上皖北和苏北。因为这个区域在传统文献中是中国文明早期的核心区域。譬如，传统上认为伏羲“都于陈”，即“陈”是伏羲文化的核心区域，在现在的豫东周口淮阳一带。五帝、三代的圣王、大贤也基本全部出生于这一区域。这一格局在春秋战国时代表现的依然突出，“孔孟老庄”中国那个时期所涌现出的四大圣人，全部出生在豫东鲁西的直径仅200多公里狭小区域。孔子祖籍豫东夏邑，出生地为曲阜。老子祖籍豫东鹿邑，还有一说为安徽涡阳。实际上鹿邑距离涡阳不过100公里。孟子出生地为山东邹城，庄子则出生于豫东民权。目前庄子的出生地也有争议，不过其他可能地点，也大都在距离民权的几十公里的范围之内，最远的为皖北蒙城，也在200公里以内，且都属于当时宋国的范围。 孔子祖籍河南夏邑县，后因政治原因其五世祖从宋逃难至鲁，但孔家与祖籍地并未断绝联系，其父亲正是出生于此地，而孔子也经常回老家，他自己干脆说自己是“殷人”（宋人），而不说是鲁人。孔子受到当时文化最先进的两个国家文化的熏陶，或许是孔子后人称为圣人的一个重要条件。 说宋、鲁两国在春秋时代是文化上最为发达的区域，有《诗经》为证。在当时所有的国家中，唯独宋、鲁没有“风”。“风、雅、颂”是《诗经》的三类题材，“风”有讽刺之义，记载国家中不好的地方，需要改正、纠正的地方；“雅”是正、雅正，记载好的地方，需要是学习的标准。同时，周朝也以天子所在的周国为雅，凡是记录周朝的都归之于雅。而在“雅”中，实际上也有讽刺类的诗，而且小雅、大雅都有。这意味着“雅”其实也包含着“风”的成分，“周风”就存在于“大雅”、“小雅”之中。但是，因为“雅”是仅仅记录周国的，当然也包括朝廷。宋和鲁并不被直接包括在内。这意味着，宋、鲁是没有“风”的，即没有可以讽刺和指责的，在文化上是最先进的，甚至比天子所在之周国还要先进。 总之可以认定，人类文明的起源在中国，而中国文明的起源则在黄淮平原。因此，黄淮平原是人类文明的真正发源地，也是政治的起源地。要探求政治的初心，要对政治进行追根溯源，必须将目光锁定在这一区域。 现代的欧美人，依据考古文献杜撰出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就是人类文明起源于西亚的古两河地区，西亚的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这其实依然是欧美学者的对人类历史坐井观天、盲人摸象的谬论。人类文明的政治起源地不是西亚，而是东亚。不过巧合的是，黄淮平原也是夹在两河之间，黄河和淮河。东亚的两河流域，才是人类文明真正的两河流域。 三 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易经和结绳都是产生在野生小米采集时代，具体证据在接下来的章节再详细给出。在开头我们已经指出，易经和契约是中国文明的两大始源性元素，是中国文明的双分子螺旋结构。现在，要说的是，易经和契约不仅是中国文明的始源性要素，是中国文明的双分子螺旋，而且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始源性要素，是整个人类的双分子螺旋。 目前可以明确地识别，源自中国的八卦符号和结绳符号，早在9000年前就已经突然在西亚文明中出现，具体是位处土耳其南部的恰塔尔遗址。1000年后，八卦和结绳符号再次突然在一个西亚新兴文化出现，就是位于两河流域北部边缘的萨马拉文化。该文化显然是从东方迁移至此，并且整体上与中国文明有很大的相似性。 5500前左右，中西文明交流的特征出现两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相对于之前，中西交流的频率在加快，500年左右一个周期，500年左右就发生一次明显的大规模交流。随着这种周期性的交流和影响，中西方的社会也都相应出现同步的周期性的变革，表现为文化的兴衰迭代，和再后来的朝代的兴衰迭代。 在中国文明中，之所以会出现龙山文化对仰韶文化的更替，之所以会出现夏商周的朝代更迭，并非仅仅是内部矛盾和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更是周期性的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文明交流所带来的冲击是双向的，在中国发生文化和朝代更迭的同时，古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也高度同步地同样发生文化和朝代的更迭。 不过，尽管文明的交流对中国和西方文明产生同步的双向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却是不对称的，整体而言，西方文明所产生的变化大，而中国文明所产生的变化小，西方文明在不断地阶梯式的跳跃式的“进步”，而中国文明则是不断地回归自我的周期性循环。 突出的表现是，中国有文化的迭代和朝代的轮回，但是，却无文明的消失，中国文明一直连续性地存在，而且是周期性复兴地存在。但西方文明却不断地出现文明的消亡，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整体上是一个旧文明不断消亡，而新文明不断产生的过程。 譬如，古两河古埃及文明消失了，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及犹太一神教文明起而代之；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后来也消失了，基督教、伊斯兰教文明起而代之；最后是所谓的现代文明的兴起，对基督教文明又意欲取而代之。 而中国则完全另外一种情形，尽管上万年以来，在周期性遭遇西方文明的冲击，也在不断地变革，但是中国文明一直持续存在，只有兴衰，而无消亡。中国只有文化级别、朝代级别的变化，而无文明级别的变化。在文明之处所形成的易经，当下的人们依然在学习者传承者，依然处于中国文化之深层，之核心。在文明之处所形成的契约精神，也依然象易经一样位处中国文明的最底层，决定着当前的社会制度，决定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形态。 尽管在形式上，契约较之易经变化的非常大，甚至以致对契约的两种原始形态，结绳和契约已经失去历史记忆。但是这更多只是形式上的变化，从实质和内涵来说，以诚信和道义为核心的契约精神，却通过学术的方式很好地被传承下来，或通过经济和政治形态被传承了下来。契约精神早已内化于中国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以及学术形态之中。就契约本身而言，则是被更便捷、信息更丰富的新的形态所替代，从纸质的文书化的契约，到现在甚至电子化的契约。 在中国文明的冲击下，西方文明的整体历史演进，之所以表现为一个旧文明不断灭亡，和新文明不断兴起的间断过程，原因在于，人类文明的两大核心的要素是在中国始源的。这两大核心要素是心性独立和契约，具体就是易经和结绳、书契。所谓的文明，事实上就是个人的心性化，社会的契约化。 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所谓的西方文明，由于缺乏心性因素和契约因素，或者心性程度和契约程度不高，实际上是不文明的。在中国文明面前，西方文明并称其不上文明，而只是“蛮夷”。尽管，至少自9000年前开始，西方世界就周期性接受中国的影响，而周期性地心性化、契约化，但是，直至今天西方世界中最为“发达”的现代文明，其个人都依然没有实现真正的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其社会依然没有实现真正的契约化。也就是说，即便是不断进步9000年，作为9000年来进步和积累的结果，现代文明并未达到中国文明的初始状态。 如果将中国文明的历史演进路径和西方文明的演进路径，绘制同一个坐标系内，那么中国历史的演进曲线就是一条在横轴下方周期性来回震动的折线，而西方文明的历史演进曲线则是一条自下而上，不断朝向横轴周期性阶梯上升的折线，尽管不断地接近，但至今依然在横轴以下，距离相交依然有相当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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