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文/赵立波 出版于1971年的郭沫若著作《李白与杜甫》，在当时掀起了巨大争议，原因是郭沫若在极其仓促和特殊的环境下完成的一篇并不算大部头的作品，并抛出了前无古人的惊人观点，首次将李白定义为“外国人”。并按照他的说法“李白的性格和诗歌是比较更富于平民性的。”为此郭沫若要将“外国人”李白变成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平民诗人“好邻居”，似乎要给李白来一枚“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突出贡献“的勋章。  抛弃李白自述和李白身边朋友及后是学者大量论证，以惊世骇俗之观点，大搞对李白的历史虚无主义，将中国传统文化孕育而来的李白，非要变成“外国人”，让后人为此大跌眼镜，甚至严重伤害了李白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和感情。郭沫若说李白是“外国人”？看李白自己怎么说。李白自己说是陇西成纪人，就是甘肃天水一带。他自称是西凉时期凉武昭王的第九世孙。 在其《赠张相镐二首》其二中说：“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汉代的飞将军李广有一支后裔定居陇西成纪，李暠是李广的第十六世孙，他在敦煌、酒泉一带拥军自立，号为凉公，死后谥号武昭王。按照国人传统想法，谁出生在哪里，谁最有发言权，然而后世大量不负责任的所谓考证。  郭沫若和他的日本全家福 甚至有的学者为了迎合郭沫若观点，将李白身世进一步搞“迂回研究”，即首先承认他是陇西人，然后又说可能李白这支的祖上流落到外国，最后又搬家来到四川，这种兜圈子的所谓学术研究，并不能对李白的文化价值有多大意义。 此外，郭沫若以大量夸张甚至并不切合实际的语言对李白进行“肉麻”式鼓吹，有时也不知道又是作什么障眼法，在极端谄媚的语调中又对李白进行某种质疑，甚至怀疑李白做人个格调和基本素质，认为李白说他是高门之后，是李白本人或其先人所捏造，目的就是抬高自己的门第”《郭沫若（关于李白）》，这未免有度人之腹的嫌疑。很难理解，郭沫若曾以“抬李贬杜”的笔法写了大量赞颂李白的文字，却多处可见他对于李白的不屑，真是殊不可解。  被誉为“浪漫主义伟大作品”的天狗 此外，郭沫若对李白在安史之乱的处境想当然的进行“胡说”：“由种种迹象来看，李白在写了《秋浦寄内》之后不久，在天宝十四年的冬季曾经回过梁园，适逢其会，遇到安禄山的叛变，洛阳陷没，潼关阻塞，因而匆匆地改变糊状，和宗室南窜。”先不说郭沫若分析的对不对，其对李白行踪的措辞来看便颇可让人不舒服，“窜”字乃狼狈相，甚至做了不能见人的坏事往往以此名冠之，何况郭沫若要对他执意捧红一个“外国诗人”来说，这种用词也真是醉了。想必他这条“天狗”发了狂，这下不仅吃了月亮，连太白星也给吞了。当时潼关未失手，二是李白并非“南窜”，而是西奔，所以后来才有“东奔向吴国”的诗句。  郭沫若的“李白”是他自己想当然的“李白”，他对于这位“外国诗人”的所谓的狂热赞扬，并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而真正的李白比郭沫若陛下的李白更出彩，是照耀中华诗坛最耀眼的大诗人。 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的中国文人，是中华文脉的重要传承者和创造者，无论郭沫若笔下的李白如何如何，都不能损日月之明，包括他对杜甫的所谓的“贬低”，也都脱离基本历史客观现实。作为大唐两位双子星座的巅峰代表人物，李白和杜甫都说明了文化的张力和多元性，体现了大唐盛世的包容性和开创性，归根结底是中华文化的一天根系的两个优秀延伸。学界对郭沫若"扬李抑杜"的评价倾向批评甚多,但所持的依据主要是书中批评杜甫的失当之处,很少对其批评李白的内容进行全面的审视。实际上,《李白与杜甫》虽然表现了"扬李抑杜"的不恰当倾向,但郭沫若对李白同样有着许多深刻而严厉的批评;，蕴含着某种高级黑的成分。  郭沫若不小心曾在其书《我的幼年》中说出了实话，李白在他眼里最多也只能排第三，此刻他忘了曾经如何表达狂热地喜欢李白：“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这里最冤枉的是韩愈，其在古文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其学术水平和道德文章均经得起历史检验，却不知因何得罪了郭沫若竟要其“痛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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