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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曹昱
漫步在杜甫草堂内林荫布道的园中小路，一路走一路欣赏，前面林荫道的尽头是一扇敞开的彩色大门，一面写有“草堂”字样的白色影壁出现在眼前。“草堂”两个大字是用青蓝色陶瓷片拼成的。当地的同志告诉我，当年，毛主席来游览杜甫草堂就是站在这两个字前留了张照片。说到这里，我想起文坛上关于杜甫的一桩公案。有文章称，毛主席最喜欢“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三李”中又最喜欢李白。对杜甫的诗，毛主席一向不甚喜爱。1958年1月，在为大跃进作舆论准备的南宁会议上，毛主席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在游杜甫草堂时，毛主席以不甚欣赏的口吻，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 毛主席对诗人的好恶是他作为诗人必然出现的情感，并且态度鲜明，不难理解。但是，另一位诗人对杜甫的好恶却上升为一桩至今争论的题目。这个人就是郭沫若，他也是一位亦官亦文之人，并且做的官远比杜甫大许多，最大的时候至少算得上一品大员。在文学上，郭沫若更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声名显赫，被毛主席推为接过鲁迅旗帜的领军人物。
建国初期，时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主席的郭沫若亲笔为草堂写了一幅对联：“世上疮痍、民间疾苦；诗中圣哲、笔底波涛”。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大会上，郭沫若对杜甫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视之为“伟大的诗人”，“中国人民向来就宝贵他，今后也永远要宝贵他”。在他1962年撰写的《杜甫的价值和杜诗的成就》一文中说：“我还认为应该把杜甫和现代的鲁迅比。”“杜甫和鲁迅，都是憎恶本阶级的感情极重，自己愿站在'蝼蚁’的一边。愿站在'孺子’的一边”。然而，就在同一年以及十年后，郭沫若对杜甫的评价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对于郭沫若这样的历史人物，不管1948年他在香港发表的《斥反动文艺》如何让人费解和痛心、被人指责他的《十批判书》抄袭乃师钱穆著作《先秦诸子系年》，还是“文革”初期他把自己的作品整个儿否定要“焚书” 之说、“文革”中写的那些“打油诗”等等，我都没有深入的了解，不明就里，只觉得他对杜甫前后矛盾的评价，令人诧异。 1962年初，郭老在广州就说过：“有人把杜甫说得这么好，我就不同意。他是'每饭不忘君’，是站在皇帝最尖端的立场来写诗的”（载1962年3月15日《羊城晚报》）；同年在成都他又指出：“杜甫是生在一千多年前的人，他不能不受到历史的局限。例如他的忠君思想，他的'每饭不忘君’，便是无可掩饰的时代残疾。”（郭沫若《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载1962年6月9日《光明日报》）到了“文革”，他历时三年撰写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明显带着“扬李抑杜”的倾向，把杜甫批判得体无完肤，每每曲解杜诗，以求“塑造”出杜甫负面形象之不是，如在“巴渝曲”一词的理解上，郭沫若把它解释成“下里巴人的歌曲”，藉以“证明”杜甫是贱视“人民音乐的”。他前后对杜甫的评价，无论是好还是坏，都显得非常出格。让人感觉到一位文人的人格和骨气在这里似乎拐了个弯。
虽然，现在有人著文为郭沫若辩解，一再强调郭沫若思想变化的背景，说郭沫若表面上跟风抑杜扬李，实际上是以杜甫自居作自我批评，推崇“天子唤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自由意志。这种藏于著作之后的深意，眼拙之人恐怕难以洞察，反正，我费半天脑力只能看到后人的推测和判断，至于郭沫若是不是真如替他辩解之人那样苦心而为，不得而知，我倒觉得这似乎又患了中国文人的一个通病：说话好拐弯，总是意有所指，拐弯抹角，暗示、映射手法层出不穷。 一百年前西方传教士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为中国人的性格归纳了20 多种特征，其中之一是拐弯抹角。他描绘到：“中国人因生气而互相辱骂时，充分运用各自的文学才华，很得意地用一种精致的暗讽表示一种恶毒的意思，其暗讽水平之高，使人不能当场听出其中的真正含意，需要仔细琢磨，就像糖衣药丸，里面才会令人恶心。” 其实，想说话就直说，想说话还想明哲保身，担心说出来的话会招来杀身之祸，那么干脆就不说，或者写下来不公开，留给后代人看，总比这些弯弯绕更容易洗清自己的名誉。让后人猜测是很容易出现误解的。往深里说，文人或者称之为“知识分子”，本应当是社会的良知，“不媚上、不畏权、不唯虚、不失德”是历代文人学者推崇的道德标尺，如果不能坚守道德，丧失基本良知和风骨，唯利是图，被恣意把玩和摆弄，沦落如妓女一样，面对强权，屡被“强奸”，还感恩戴德，那样的文人十足地可怜又可悲。 中国不缺少有风骨的文人，朱自清先生在生活极度艰难时，宁可饿死也不接受美国人的救济；梅兰芳蓄须明志，坚持不给日本人唱戏。郭沫若也曾写出《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传诵一时，被人们视为敢于挑战强权、敢于挑战压迫的斗士。无论郭沫若批判杜甫出于何种目的，我不是这一文坛公案的研究者，只借此说几句关于文人骨气的话罢了。因为杜甫就是有骨气的一位文人，无论他如何“每饭不忘君”，他敢于直揭社会的疮疤，把不平事、罪恶事写出来、传播出去。这是文人的一种骨气和勇气。 文人常以竹来喻气节。巧得很，杜甫草堂花木很多，唯有竹子为最。据说，草堂内外那些竹林，最初就是杜甫亲手栽下。现在，竹林范围更大，不仅生长得非常粗重，而且一丛连着一丛，节节上拔，至高而弯却仍不失其韧，荫覆庭院和道路，翠绿满天。竹林之中则散布着一些石桌、石凳，游人们三三两两围坐，惬意不凡。围坐在石桌前，我想，成都历史景观不少，与帝王将相相关的遗址不在少数，有的则早已埋没于尘土之下，在人们的视野和记忆里消失。但是，杜甫，这位落魄的文人仅仅在这里居住三四年，竟然成为著名的景观。人们淡漠了他一生奋斗得来的官衔，却记下了他的名字和诗句。对于杜甫，草堂是他一生中少有的安定寓所。对于文人，这里是他们的圣地和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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