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

吴越尽说 2019-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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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衣凌

近年以来, 为探究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性质, 论述封建社会后期的分工和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江南市镇的兴起曾是引人注目的一个课题。对如何正确估计这一时期江南市镇的社会性质并进行具体地分析, 尚有待于进一步地探封。爱就平日鹉书所得,以十七世纪前后为中心, 对江南市镇经济略加考察, 叙述拙见如次。

江南地区市镇的发展, 始自宋元时代,当时号称村市、草市、墟、会、市、镇等等。一般言之, 这一种市场, 范围小, 流动性大, 商品交换皆为短距离的农产品及一部分副业产品, 有的且和族权、神权桔合在一起, 打上了宗教的、宗法的烙印。到了明代初年,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全国各地市镇普遍兴起, 从临时的、定期的集市发展为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市镇, 如长江中流的刘家隔,“其始居民十数家, 宣德、正统间, 商贾占籍者亿万计, 生凿日繁, 贸迁益众, 卒成巨镇”[1] 。特别是在十七世纪前后约两百多年间( 从十六世纪后半期到十八世纪前半期), 发展得最为迅速。从明清两代地方志里的一些史料, 可知江南市镇人口增长的情况, 有自数百家、数千家、以至万家者。其在江苏方面, 千户以上的, 常熟有支塘市、沙头市、福山镇、梅李棋( 以上各有二千余家) [2]。吴江有黎里镇( 二千余家)、平望镇(千家)、同里镇(二千余家) [3] 、江南市(千余家)、新杭市(千家)、震泽镇(千余家)、黄溪市(二千余家)、盛泽镇(万余家) [4]。浙江方面嘉兴府的濮院镇、新城旗“今可万余家” ；王江泾镇“居者可七千余家”[5]。湖州归安的双林、菱湖、琏市,乌程的乌镇、南浔, 亦系如此,“所环人烟小者数千家, 大者万家” [6] 。这些市镇的迅速增长, 差不多都在十七世纪前后。亦有原属荒僻之区, 如嘉定的新泾, 南汇的周浦, 皆于此时前后逐渐发展成为大镇, 而星罗棋布地分散于江南各府县。我们看到这时市镇的成长过程, 有不少是从偏僻的乡村, 发展为市, 再发展为镇的, 不仅其数量有所增加, 而且在其性质上, 也初步地摆脱了族权、神权的羁绊, 在一定程度上是依据于当时社会生产, 即商业、手工业、商品生产、货币流通等方面的发展情况, 并成为全国性的国内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如盛泽、濮院、王江泾、双林、菱湖、乌镇、南浔等地的繁盛, 即和丝织业有密切的关系。尤以盛泽镇, 最堪注意。据弘治元年(1488年)编纂的《吴江县志》所载, 盛泽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村落而巳, 到嘉靖四十年(1561年), 已有“居民百家”之语[7]。据明末的记载“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 约有千百余家”[8]，其在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即发展到“居民万有余家”[9] 。而王江泾也有类似的情况。有些市镇和棉布业的发达也有关系, 如枫泾、洙泾、朱家角、新泾、安亭、魏塘、硖石等市镇即是。据载,“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洙泾乐业, 而染坊、踹坊悉从之” [10]。朱泾“明季多布行, 有小临清之目” [11]。“ 朱家角镇在五十保(松江) , 商贾凑聚, 贸易花布, 京省标客往来不艳, 今为巨镇”[12]。昆山安亭则出药班布[13]。嘉定的“新泾镇…… 为棉花管履所集”[14]。其“卉织为布, 出海宁硖石者, 视他县为佳”[15]。像这一类的新兴的专业市镇, 在江南地区是很多的。浙江崇德石门镇因榨油业的发达, 成为拥有数千家的巨镇。嘉善的干家窑镇,则是“民多业陶, 甓埴繁兴, 贸迁日夥”[16]江苏吴江的庉江市,“居民数百家, 铁工过半” [17]。也有是原料的集散地或商业中心, 如太仓鹤王市即为著名棉花产地,“每岁棉花有秋, 市廛阖溢, 远商挟重赀, 自杨林塘经过而市之, 沃饶甲于境内矣”。[18]塘楼则为鱼盐布米之场,“素号鬨市, 岁计食货贸迁, 毋虑数十百万”[19]。海盐的沈荡镇,“列廛五六百家, 五谷、丝布、竹木、油坊、贸店, 大贾往往云集”[20]。他如南翔、闵行、罗店、璜泾等, 亦皆商贾聚居之地, 形成商业的中心。这些市镇的经济活动, 有的巳超出地区性的限制, 而和全国各大都市发生了联系。对于这些市镇性质的估计, 不少同志都联系到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生产的发展,一部分人离开土地, 而集中在市镇上从事于工商业的活动。同时, 在具体史料中, 也证实这些市镇之中巳具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步萌芽, 其较明显的例子, 莫如吴江的盛泽镇:

“绸绫之业, 至明成弘以后, 土人亦有精其业者, 相沿成俗, 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 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 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 而命其童稚挽花, 女工不事纺织,日夕治丝。”[21]

这一节史料告诉我们, 盛泽、黄溪的丝织业, 巳逐渐从农家副业生产中独立出来, 并出现了“有力者雇人织挽”的现象。这种雇工经营, 正是小生产者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一种生产形态。而杭州唐楼镇,“徽杭大贾…… 贸丝开者, 骈臻辐辏[22]。这说明万历时期, 有一部分大商人在镇上贸丝开车,这应是商人支配生产的先声, 证明这时主持作坊的不是行会的师傅而是商人。至如石门镇榨油业的生产形态,则表现得较为完整:

“镇油坊可二十家, 杵油须壮有力者, 夜作晓罢, 即丁夫不能日操杵, 坊须数十人, 间日而作, 镇民少, 辄募旁邑民为佣, 其就募者类赤身亡赖, 或故髡钳而匿名避罪者, 二十家合之八百余人, 一夕作佣直二铢而赢。”[23]

这里, 榨油业的生产关系, 是一方出资本、一方出劳力所建立起来的手工业, 这班佣工都是脱离生产资料的外地人, 且向坊主领取货币工资。这样, 有些市镇的工商业人口, 在当地的社会结构中就会占有一定的比重；而有些市镇, 如江湾镇, 工商业的收入则确已成为人民经济生活中的一个主要来源:

“木棉有紫白二种, 布亦然。其紫布以殷行为最佳, 流传既久, 江湾一带女工角胜, 乃驾殷行而上之。康熙季年, 里商凌天声、戴允如以布为业, 时称凌戴庄。雍正间, 销路浸广, 皆以殷行布为标, 今则江湾有过之无不及。…… 乾隆寅卯奇荒, 机户无饿啼之惨, 实赖有此耳。”[24]

明清两代江南市镇经济发展, 而工商业的比重也逐渐加多, 那末, 它为什么不像欧洲封建社会末期北意大利、佛兰德诸城市那样, 获得了城市的自治权、确立了商人法、市民宪章以及市民免税、商业自由诸种特权, 而是长期停滞并处于封建经济的附庸地位, 成为地主经济的补充呢? 对于这一个简题的探讨, 我以为, 尚须就十七世纪前后江南市镇内部的社会阶极构成进行具体的分析。首先, 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的成长, 是和当时商品生产的发展分不开的, 可是由于中国封建经济没有发展到很成熟的程度, 自足自给的经济仍占支配的地位, 是以这一时期的市镇经济, 既具有工商业的性质, 又具有农业的性质, 所谓“商农交集, 贸易繁多”。在这一个历史条件的限制下, 江南市镇的手工业生产, 有相当多的部份仍属于农家副业的性质, 如养蚕织丝, 沤麻织布等等。这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直接结合所具有的自然经济的性质, 极为突出。并且高额的封建佃租和赋役, 又剥夺了农民推持最低生活的必要劳动的一大部分。农民为着缴纳租赋, 维持家计, 不得不从事小规模副业活动, 这样, 扩大再生产便不大可能, 故在中国封建商业史上, 牙行制就特别发达。当时江南市镇的繁荣, 大部分即以居间的商业为主, 如盛泽“市上两岸绸丝牙行, 约有千百余家, 远近村坊织成绸匹, 俱到此上市”[25]。枫泾、朱泾则有数百家的布号。这些牙行、布号都是一种牙行制, 它的广大社会基础, 不外收购农家副业的产品或其他小生产者的制成品,所稍“收不尽魏塘纱, 买不尽松江布”, 即是最好的例证。它的牟利的方法, 亦采取不等价的交换, 以欺诈方式榨取直接生产者的农民。明末嘉定“新泾镇蒲鞵、花布等行, 掗派低钱, 假称输税, 以十折八” [26]。这种使用低钱的诈取方式, 直至清代嘉定市镇的布行、布庄仍旧维持着, 以牟取暴利。由于牙行须领取牙帖, 具有官商的性质, 又带有垄断性, 故可凭藉特权, 或通过高利贷的方式, 从中榨取直接生产者和广大的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 商人便可从流通过程中, 攫取更大的商业利润, 不必急于直接从事生产的投资和技术的改良, 从而疏远了生产,于是真正的手工工场便难以发展。这时纵使也见有一些真正的手工工场, 那只不过是纺织品加工的染坊、踹坊而巳, 至如像盛泽有力者的雇工纺织, 唐楼商人的贸丝开车, 这些例证毕竟是少数的。这样, 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对于生产者的腐蚀作用, 都大大超过了它在积累资金方面所应尽的历史任务,其影响所及, 则是市镇工商业经济社会基础非常脆弱, 而不易于独立发展。

其次, 我们知道, 由于江南地区商品交换的频繁, 经济作物种植的普遍, 手工业生产的发达, 因而有不少地主为扩大剥削胃口, 掠夺农民的劳动成果, 从事商品生产的活动；明代中叶以后, 市镇人口的增长, 与此殆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要进一步论证江南市镇的社会性质, 还得就市镇人口的构成进行阶级的分析。上面已约略指出江南市镇工商业人口占有一定的比重, 嘉定南翔、崇德石门皆拥有近千人左右的手工工人, 枫泾、洙泾有几百家布号、标行, 朱家角则京省标客往来不绝, 唐楼多徽杭大贾, 南翔、罗店系徽商丛集之地, 洞庭商人亦张巨肆于闵行。可是尚须注意其中有部分的工商业者, 原为乡居的经营地主或商人地主。浙江湖州南浔等市镇, 既系丝织业的中心, 又是乡居地主的集中地。王士性的《广志绎》, 曾记湖多一蚕,势家富室颇拥巨资,“其俗皆乡居”。其实,还不仅湖俗为然, 江南各镇市, 据文献记载, 皆有不少地主而兼营商业, 或从事手工业生产。这些乡居地主住居于市镇中, 既进行了商品生产, 亦从事农业经营, 而他们为着直接经营农业生产, 也促进了农村中广大的雇佣劳动者的成长, 于是短工和忙工普遍出现。但是地主经济的卜削基础, 仍奠基于佃租关系上面, 且和高利贷结合在一起。因此, 市镇就不可能成为封建经济的对立物而独自发展, 这是中国不易于走上像北意大利诸城市那样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障碍。同时, 在这些市镇的周围, 又完全是自足自给的农村, 就以商品生产较为发达的吴江、秀水诸县而论, 在地方志上, 皆有“邑人重去其乡, 商贾少而农业多”的记载。处于自然经济包围中的市镇, 他们之间的经济活动, 便很自然的愈益接近于纯封建的方式,即以收取地租或经营高利贷作为主要的剥削来源。于是在长时间内, 中国的市镇, 始终是作为地主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着的。

其三, 考察明清时代的江南市镇经济,固须充分估计其中的商品性程度, 并注意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初步萌芽。可是我们还须看到另外的一面, 即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 是不平衡的, 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 亦不过稀疏地出现, 特别是在强大的封建势力的包围之下, 江南市镇尚有出于地方上的巨姓大族为满足其本身经济的需要而创立的。据康熙《常熟县志》所云:“杨尖市在感化乡, 旧传有杨姓贸易于此。奚浦市在南沙乡, 正统间,居民钱氏所创, 甃石为通衢, 近江可通商舶。徐家市在南沙乡, 徐氏所聚。唐市在双凤乡, 唐氏所聚居。李市, 居民李氏所创。何家市, 何氏世居其他。归家市, 归氏所创。新徐家市, 刑部郎徐昌祚创。张家市, 创于张氏。文村市, 里人季希贤创。吴家市, 里人吴宪创。田庄市, 奚浦钱氏创。” [27]嘉定的市镇, 亦有同样的情形, 如“罗店镇, 元至元间罗升创市。娄塘镇, 明永乐间, 里人王璿创市, 方广各二里。葛隆镇, 明成化间,知县吴哲创市, 原名吴公市。方泰镇, 康熙间, 陈、严两姓创市。戬滨桥镇, 乾隆间里人萧鱼会创市”[28] 。南汇的“张江栅镇, 明隆庆时, 有张姓名江者, 创建市舍, 故名。横沔镇, 乾隆初, 华氏增建市房, 廛舍相望”[29]。太仓的璜泾, 亦是“成化间, 邑人赵壁盖屋数百间, 招来商旅, 邑渐以盛, 咸称之曰赵市”[30] 。像上引资料, 在江南各地方志中, 触目皆是。这可以看出江南市镇的发展原型,其创市者, 有地主, 有官僚, 也有宗族集团, 带有浓厚封建的、宗法的色彩, 明显地暴露出商业实是为封建主服务的。特别是由于封建社会后期生产力的提高,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不仅农民需要出卖商品化的物资；地主阶级也扩大了购买范围, 过着奢侈的生活；也需要出卖从生产力增长中所掠夺过来的剩余剥削份额, 把它投向市场。这是地主阶级之所以关心创立市场的原因。由于封建地主阶级在建立市镇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于是对于市镇的实际的支配权, 就不属于工商业者, 而是属于地主阶级。这样, 市镇自不可能成为新秩序的建立者, 相反的, 市民经济的成长则受到严重的压迫。在这当中,地主阶级的活动, 可引用如下一个较典型的例子: 明成化、正德间, 南汇周浦有一地主——姚埙, 他在镇上“建积广、永兴二桥,又浚义井, 时镇为荒僻地, 埙广建廛舍, 招集商贾, 渐成大镇”[31]。地主阶级通过创投设市场, 招集商贾, 就会进而控制市场, 把商品贩卖、货物运输以及生活资料诸种设备, 置属于自已的管理之下，加之市镇廛舍有一部分系由地主、官僚出资建造, 或即地主“拓旧居隙地列肆, 有无以通”[32], 这就把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关系带进到新兴的市镇中去, 使商人的活动服从于地主的需要, 甚至于发生某些依附关系。在江南市镇中, 我们还屡见脚头、脚夫扛抬货物, 分疆勒价的现象, 造成了商品流通的严重障碍。这是为什么呢？或以这似为行会制的直接产物, 而我则以为中国市镇的支配权, 长期操在地方的地主阶级的手里, 所以他们才牢固地维持着这种最落后的运输制度。乾隆元年(1736年),南翔的《严禁吹手花轿土工脚夫分界碑》,即明确记载, 由于“投托宦势, 画疆霸踞,收受陋规, 给与灯牌”[33]之故, 因而造成脚头的垄断商品运输。这既限制了商品的流通, 又妨碍其中的雇佣劳动者摆脱封建隶属关系, 而向自由化的道路前进。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的南翔《较准靛秤碑》[34] ,也说明了当时市镇度量衡的不统一。另一方面,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 系孕育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 这种新生之物, 当在萌生过程中, 立即受到地主阶级的特别嫉视。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斗争, 故当时市镇间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 也非常尖锐激烈。我们知道, 自万历到康熙年间, 江南市镇曾连续出现过封建主杀害手工工人的惨案。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 崇德的石门镇, 由于镇上拥有近千人的榨油工人, 屡和当地的地主阶级发生冲突,“千百为群, 即坊主亦畏之”,于是封建地主乃通过下列的一个事情, 进行镇压。据地主方面的记载, 说是“会渠魁周贤纠党数十人, 劫杨晨家, 蹴其妇坠楼死,一镇为惊, 群起缚之。靳侯躬蒞尸所, 案其罪, 审之理, 余各抵罪, 并逐诸不逞者, 百年积凶, 一朝翦而芟之。于是横暴恣睢者,类惴惴惧, 鸡犬不惊, 石门数千家举得安枕矣”[35]。对于这个案件的分析, 不能理解为单纯的仇杀, 而实系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封建地主的最大目的, 在于“并逐诸不逞者”,所稍“不逞者”即是指当时的手工工人。而康熙年间的枫泾惨案, 表现得更为明显:

“康熙初, 里中(枫泾)多布局, 局中所雇染匠、砑匠皆江宁人, 往来成群, 扰害阖里,民受其累, 积愤不可遏, 纠众敛巨资, 闭里门小栅, 设计愤杀, 死者数百人。”[36]

上述油工、染匠、砑匠等,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尚不能说是具有双重意义的自由劳动者, 然而它却巳含有新的生产力的某些因素。因为对于封建地主来说, 这些手工工人的出现, 总是一种可怕的对立物。为此,他们既备遭地主的种种迫害, 又受工场主和商人的压迫, 为保卫自己的权利, 他们起而反抗, 自然是深刻地阶级斗争的反映。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于江南市镇的。嘉定南翔,向称是布商辏集的大镇, 这个地方的踹匠为反抗工场主对于他们的压迫和剥削, 常采取齐行方式, 传单鼓众, 停染歇踹, 进行斗争[37]。这样, 中国的工商业经济, 在城市中, 既受到国家政权以及行会制的严重压迫, 而在县治以外的市镇, 亦复遭受到地主阶级的干涉。在当时强大的封建势力的包围中, 江南市镇经济虽有所发展, 但尚未能突破宗法的、封建的羁绊而独立前进, 这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另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