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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剑平(以下简称赵):杨炼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万松浦。这么忙的,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杨炼(以下简称杨):没关系。 思想和创造力的根本在于不为所“动” 赵:我观察到您最近这些年在国外时间较多,您如何看待一个社会中一种趋向保守的文化气氛?它与思想力和创造力矛盾吗? 杨:我最近在国外的时间,基本上是居住在英国,实际上对国内的情况不能说是百之百的了解。所以趋向保守的文化气氛呢,它的具体所指我也不是那么清楚。大概的猜测吧,那是说,跟我所比较熟悉的70年末和80年代相比,中国至少在严肃文学的创作这个方面,在作家思考的深度和创造的能量方面,让我感到不十分振奋。这也许和整个社会空间相关——接上了你的第二个问题——90年代之后,商业性的大规模存在,商业性和市场化对写作者不仅在物质上、更在心理上的诱惑,破坏了一个独立思考者、一名独立写作者必要的孤独。整个社会、整个环境都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尽管,中国在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方面,其实比原来开放得多,欲望的大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在严肃文化这一块呢?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有所萎缩。锋利的思想极为罕见,不计荣辱、呕心沥血“拼”出来的重要作品简直没有。结果,保守即实用,成了追逐大众品味的平庸的同义词。 80年代有某种激进的,很情绪化的东西,譬如说学生啦,非常社会化。那时所谓文学的成功,常常不过是社会效应的成功。90年代特别是最近几年来,这种激进和情绪化,又从社会批判转为另外一种方向,和兜里的金钱成正比的,转为相当民族主义的方向。这些忽而这边忽而那边的“方向”,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严肃文学的写作者。问题是,我们自己怎样抉择自己的应对?这里更深一层的追问是,我们是否真正相信——至少知道——自己的所思所为?就是说,社会的变化并不奇怪,社会总是在各种各样的思潮之间动来荡去,但是,思想和创造力的根本,正在于不为所“动”。社会越情绪化、越浮躁,创作者越看到那种情绪和浮躁的空洞性。因此,他的独立思考可能正呈现为某种不随大流的、冷静而清晰的声音。同理,当整个社会又趋向相反的方向,面对那种民族主义的、保守而官方的,本质上极度自私极度商业的潮流,一个严肃思考的创作者,也不应羞于承认自己的“反动”——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反封闭,要求持续地开放和创造。我在国外住得比较久,和西方那些政治、文化结构充分磨合成形了的国家比,中国还在剧烈的变动和摸索之中。在西方,是“没事”——因为大事都已经决定好了。在中国,是没完没了的“生死抉择”、“历史关头”,因为我们还在寻找着自己的结构,特别今天国际环境下中国文化的结构。所以,我倒并不特别忧虑这种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现象,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我更关注的是,这种情况下,中国有没有、有多少思想者明确自己和环境的关系?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怎样去做? 诗歌离开喧嚣的大众是一种幸运 赵:您说得很深刻……您如何看待商业利益对诗歌创作的巨大压力? 杨:70、80年代,诗歌好像处在某种中心位置。那时一场朗诵会,常常能吸引上千人来参加。不少诗人为此沾沾自喜,至今挂在嘴边念念不忘。但是实际上,我觉得那种所谓的诗歌的“热”,恰恰是以当时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冷”作反衬的。我们都记得,那时中国很贫穷,每个人都很贫穷。周围没有商业文化,没有大众文化,没有如今泛滥的影视、媒体、形象,出版物也非常单调。对于读者,严肃文学差不多是惟一的选择。这是为什么,人们会对之如此关注。相对那时而言,现在诗歌是边缘化了。可以说,是诗歌现在的“冷”,在反衬社会整体环境的一种“热”。今天社会的空间,文化的层次,确实比以前丰富太多了。人们的选择多了,诗歌就从以前的过分被关注,回到了它本来应有的位置。对我来说,诗就不应该是一个流行和畅销的东西。它本来就是高精尖,就强调私人化、专业化。唐朝的那些诗人,也从来不是为印数成千上万的出版物而写作的。那时只是李白写给杜甫,杜甫又回赠李白。诗人之间最纯朴的赠答唱和之作。山野间,明月下一桌薄酒,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诗歌节!在这个意义上,问题还是那样:诗歌离开了喧嚣的大众,完全是一种幸运。因为读者的多寡,毫不影响诗歌在文化里的重要性,它的位置来自于它的质量,作为一个文化必须依赖的创造性能源的质量。诗歌最核心的东西,就是直接地创造语言本身,通过拓展语言去本质性地拓展感觉、思想和“人性”。这种地基的作用,谁也绝对无法贬低。回到你的问题,我觉得商业化对于诗歌,不构成压力,其实两者根本没有直接的关系。诗人和所有人一样,一点儿钱都没有也不行,一点儿钱都没有,我爸爸的告诫“陶渊明就是穷死的”,就很逼人了。但,穷也好,富也好,对真诗人,诗歌从来是不变的,诗歌永远保持着它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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