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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苏 2018年10月26日，是英国籍犹太人斯坦因去世75周年。作为考古学家、探险家，斯坦因曾4次进入中国考察。近百年来，他曾一直被视为敦煌文物的“大盗”。然而，近年来，一些读者才从繁杂的史料中，发现其中的许多时代和民族的原因。  首次探险 1862年12月21日，斯坦因出生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家庭。10岁时，他被家人送到德国德累斯顿市的学校读书，良好的教育使他学会了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和英语。斯坦因从小就对亚历山大、马可波罗和唐僧等有着浓厚兴趣。受此启发，中学毕业后的斯坦因在大学里专攻东方学。1883年，年仅21岁的斯坦因获得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又赴英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攻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1887年底，24岁的斯坦因出任新建立的印度旁遮普大学注册官和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双职，两年后转入英属印度教育部工作，任西北边境省和卑路支斯坦教育总监兼加尔各答马德拉萨学院院长。 到了英属印度后，斯坦因把眼光投在了印度以北的中国西北地区。他后来这样写道：这片地区“虽然现在是荒山野岭、万顷沙漠，但在古代历史上却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里是古代经营了几百年的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中西文化在这里交汇发展，形成了古代很重要的一个高峰。由于这些地区气候干燥，古代文明的遗迹历经千百年仍得以保存至今”。 这时，瑞典人斯文·赫定正在首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入塔里木河和罗布泊考察，在中国西北探险并发现丹丹乌里克遗址，正准备从北向南穿越罗布荒原。斯文·赫定的成就极大地刺激了斯坦因。他决定对新疆和田地区及其周围的古代遗址进行一次探险考察。 1900年5月31日，斯坦因一行从克什米尔出发，开始了第一次中亚考察。6月29日，一行人越过帕米尔进入中国境内，于7月20日抵达南疆重镇喀什，他们积极采购粮秣及装备，斯坦因跟着当地官员学习中国文化与历史。9月初，一行人继续前往和田考察，首先对和田南山（昆仑山脉一部分）进行了地质地理学考察，然后又调查了和田绿洲内的古迹。在当地人的带领下，斯坦因先后大规模发掘了丹丹乌里克遗址、尼雅遗址，以及和田东北部沙漠中的阿克斯比尔遗址和热瓦工克佛寺，获得大批珍贵文物。 1901年4月19日，斯坦因重返和阗城。随后的8日间，他在和阗直隶州（今和田）知州潘震的帮助下，审理了伊斯拉姆·阿洪伪造文物的案件，轰动欧洲。斯坦因在南疆考察期间，一直在调查伊斯拉姆的所作所为，并实地勘查了伊斯拉姆提供的多处沙漠遗址，确信它们全系子虚乌有。阿洪是新疆当地的文盲，大字不识却长期伪造假文物，并将它们卖给欧洲人，连古代中亚与印度语言文字研究领域方面的世界首席大师霍恩也曾受骗。 1901年5月，斯坦因携带这次新疆考察所收集的约1500件文物，装满了整整12只大木箱，经俄国返回伦敦。1902年，他在德国汉堡召开的第12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宣读了《去中国突厥斯坦从事考古和地形考察的初步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随后，斯坦因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学术巨著《古代和田》，引起欧洲学术界的轰动，此后也成为中外专业人员研究中亚文物的必读书之一。鉴于他的科考成果，英国政府批准这位匈牙利犹太学者加入英国国籍，英女皇还给他授勋封爵。他在考察中发现的文物分别藏进了两家英国博物馆。  初至敦煌 1906年4月，斯坦因踏上了第二次中亚考察之路。 在喀什，斯坦因在英国驻新疆喀什噶尔政治代表马继业（其母是太平天国纳王郜云官的女儿，一说是侄女）的协助下，物色了一位在莎车衙门任职的湖南秀才“师爷”蒋孝琬做自己的秘书。斯坦因认为蒋孝琬“有很深的古文研究功底。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在我的整个探险考察过程中，扮演比我还重要的角色”。 6月，斯坦因离开喀什到和田，之后向东对一些古迹遗址进行发掘。12月中旬，斯坦因对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1900年发现的、被视为20世纪最伟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楼兰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获得了一批珍贵文物。 次年3月，斯坦因一行到达敦煌。当时，敦煌莫高窟由一名50多岁的王道士负责看管，这位曾在酒泉清军巡防营当过兵的王道士外出不在，斯坦因和蒋孝琬在一位从西藏云游到此的年轻和尚处，看到了一件写本佛经，并从他口中得知：7年前，王道士无意中在莫高窟里发现了一个堆满经书的藏经洞，但现在已被官府封存。这引起斯坦因的极大兴趣。 由于王道士外出，于是斯坦因一行离开了莫高窟，考察了敦煌附近的故长城烽燧遗址。直到王道士从外面回来后，斯坦因一行才又回到莫高窟。他通过蒋孝琬，把自己想看看藏经洞中经卷的想法告诉了王道士，没想到的是，王道士没有同意。 原来，王道士7年前无意中发现藏经洞后，便从洞中取出经文样本送给两任敦煌县令和肃州（今酒泉）道台，但都没有得到理睬和重视。作为金石学家的甘肃学政也没有下令保护藏经洞。王道士见这些上级官员都不管事，于是便斗胆给慈禧太后写了一封信，这自然是没有下文的。虽然官府对经卷漠不关心，王道士很灰心，但还是遵照县令的话，看守藏经洞。听到斯坦因这个外国人想看经卷，他当然本能地拒绝了。 斯坦因只得亲自出马。他面见了王道士，一见面就感觉此人悠忽不定，极难捉摸，虽然他不知道自己保管的东西有什么价值，但他的性格使我感觉到，让人打开秘室，接近一大堆古代宝物十分困难”。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斯坦因发现王道士竟是唐僧的崇敬者。斯坦因从小就崇拜唐僧，“我向王道士叙说我循着唐僧西天取经的道路，翻山越岭，跨海过河，受尽无穷苦难，从印度远道而来，为的就是追随玄奘法师的足迹，来寻找大师当年取回的经文”。王道士与斯坦因竟因唐僧而成了知己。当天晚上，王道士随意从藏经洞中抱出一捆写本交给斯坦因，当他从蒋孝琬的口中得知这些经文竟是唐僧当年取自印度并译成汉文的经卷，“王道士惊讶的是唐僧果真显了灵，不让这位外国人进去恐怕都不行了”。 第二天一大早，王道士带着斯坦因进了藏经洞。“将秘室门渐渐打开，在道士那昏暗的油灯下，我的眼睛一亮，浑身热血沸腾……我用颤抖的手抚摸着经卷，恨不得立即把它们全部运回去。” 斯坦因在蒋孝琬的帮助下，将自己认为好的卷子和绘画挑选出来，一共装了24箱文字写本和5箱佛画。然后拿出几十块马蹄银，以修缮庙宇的形式捐给了王道士，换取了这批经卷画册。然后，斯坦因通过蒋孝琬向王道士提出用更多的钱买下全部藏品的想法，王道士没有同意。 蒋孝琬同年秋天回到敦煌，又替斯坦因向王道士买了两百多捆经卷。  再探敦煌 1913年8月1日，斯坦因一行再次进入新疆，开始第三次中亚考察。 斯坦因先后对马拉尔—巴什至和田河上的麻札塔格（圣墓山）、尼雅和安德悦遗址进行了发掘，找到一批怯卢文简牍。然后又将罗布泊盐泽西南的米阮遗址壁画全部剥走。之后，斯坦因发掘考察了楼兰遗址及其周围，发现汉魏时期用汉、怯卢、粟特、婆罗迷文写成的文书及大量物品。 结束了在罗布泊周围的考察后，斯坦因一行向甘肃敦煌方向进发。于1914年3月到达敦煌莫高窟，受到王道士的热情欢迎。斯坦因后来在《西域考古记》中写道：王道士给我拿来了账本，仔细地记着我捐给他的银子总数，十分自豪地对我说，石窟前的那些新盖的寺庙和寮房都是用我捐的银子盖的。还说我很仗义。” 这时，斯坦因才知道他走后莫高窟藏经洞的情况：他离开后的第二年，即1908年3月，法国考察家保罗·伯希和赶到敦煌，凭借深厚的汉学功力，向王道士购买了斯坦因劫余品中选出的7000件敦煌写本精华。次年，这一消息在北京引起巨大轰动。各级朝廷命官和学者这才懂得了经卷的重要价值，千万百计窃为己有，敦煌一时偷经卷成风，流失严重。 1910年，清政府下令把剩余经卷全部运往北京保存，还专门下拨了一笔收购款。然而，这笔收购款却被敦煌县政府截留，莫高窟和王道士未得分文。得知真相后，王道士还请人起草了一份催募经款的报告，向朝廷要钱，自然是无消息。而且，王道士还告诉斯坦因，官府在押送经卷进京时，竟没有装入木箱，而是随意用席子捆扎在大车上。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可以取走一把。车行在敦煌衙门时，因为不少本地人知道经卷可以卖钱，因而也被偷走了许多。这样下去，哪怕是到了京城，也所剩无几了。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记述这件事时，特别提到了王道长的心情：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经卷沿途被盗是真的，斯坦因记载：“后来，果然有人拿一大捆唐代佛经问我要不要，在张掖和新疆的路上我又收到了许多密室中的卷子，佛经究竟运到北京剩下多少，真是个未知数。” 然而，在清政府把经卷运往北京之前，王道士颇有心机地私藏了一部分。1912年，日本的橘瑞超等来到千佛洞，用低价从王道士手中买走了他私藏的一部分经卷。听完王道士这番话后，斯坦因心里有数了，这一次，他用了500两银子，轻松地从王道士手中买下500多件写本和绘画。 1915年5月，斯坦因返回喀什，将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的文物与资料重新集中装箱，一共装了182箱，可谓收获极大。1916年3月初，斯坦因离开新疆返回印度，结束了对中国的第三次考察。 与斯坦因同期，俄国的奥登堡等人于1914年8月20日到达千佛洞，以低价向王道士买走了他私藏的一批经卷。1924年1月美国人华尔纳到敦煌莫高窟后，由于藏经洞中的经卷已运送完毕，只得低价向王道士买到一尊盛唐的精美彩塑供养菩萨像，然后用特制的胶布破坏性地剥离了唐代精品壁画26块。 身后争议 1930年，68岁的斯坦因开始第四次在中国的考察。由于中国西北部多处古遗迹，尤其是敦煌文物经卷遭外国人席卷，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抗议和政府干预下，斯坦因被迫停止了在新疆的考察。1943年，他获准进入阿富汗，并于10月26日在喀布尔病逝，终年81岁。 因为在中国西北部的考古成就，斯坦因成为了20世纪西方最著名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他在敦煌文物方面的研究成果使他被誉为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他还给后人留下了大量历史游记和科研文献。去世时，他没有房屋和私产，他和“普氏野马”的发现者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楼兰古国发现者瑞典人斯文·赫定一起，并称为“中国西北三大外国探险家”。三人一生钟情于中国西北探险，均终身未婚。 近百年来，斯坦因在近现代一些中国媒体和文人眼中一直被视为“敦煌文物大盗”。但也有学者这样说道：“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耶鲁大学汉学家芮乐伟·韩森在他的《丝绸之路新史》一书中提出，应该尽量“避免用现代的标准来评判斯坦因”。也许，伴随斯坦因的争议，还将继续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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