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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人民生灵涂炭,敏感的知识分子能无动于衷吗?在庄子看来,“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庄子?人间世》) 庄子认为,追求名义、仁义、道德,这不但不能使社会达到太平,反而是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庄子假孔子之口说:“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人间世》)名誉、仁义不仅是祸乱的根源,而且还会造成人的自然本性的丧失。“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天运》)庄子对理想人生的蓝图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人只有在反璞归真的自然生活中才会得到幸福。庄子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自有上下等级分别以来,群己关系本已极不自然,一般统治者往往以圣贤自居,或自认为天命在身,因而日事忧劳,以利众人,他们的本心固然是好,但所提倡的仁义,礼乐和赏罚等分级,使社会纷扰不已,对此,庄子主张统治者的任务是要本乎群众的常性,维持一个素朴社会的存在,这才是君民正常相处的群己之道。在这素朴的世界中,人与人之间不再有一切相对价值观念,如尊卑、贵贱、高下、大小、美丑、善恶、得失、是非……所引生的惶恐和争斗。耳目的错觉和欲望的纷驰都会被净化,因之,一切人为加诸于人类身心的羁绊也都解除,人生便能获得自在逍遥的境界了。 庄子对人生的探索不止于此,他指出宋荣子他还是未能达到最高的境界。为什么呢?作者以列御寇御风而行却犹有所待为例,说明他们未能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跨越。那么,人生的最高境界,也就是第三重境界是什么呢?庄子最后把逍遥的境界定为“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而游无穷”。在这几句话中,包括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逍遥也不是虚无的,实现逍遥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掌握并驾驭自然规律”。准确地讲是使自己的行为和自然规律完全吻合,从而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即把自然规律完全内化成精神意识,把自己对客观规律的遵从转化为自觉和自然。不但如此,庄子还把人生的最高境界描绘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那是一种不去追求名誉和地位、没有功利目的、心中无我的崇高境界。只有如此,才能潜心学习,为人生的腾飞打下厚实的基础,才能不畏险阻,翱翔于九万里的蓝天,才能战胜自我,不被荣誉所累,才能不去追求名誉和地位,以热爱作为奋斗的动力。 其实,在几千年后,有一个官员倒是对庄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无欲则刚。这个官员是林则徐。但林则徐是有事业之心的,他写的两句诗证明他有功名事业之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他把国家看得重过了自己,所以他无怨无悔地死在流放地新疆。以庄子的标准,虽然林则徐写出“无欲则刚”这样的话,他充其量只能是“至人”而已,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雷锋差不多在一个层次上。当然,庄子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为目的,他讲的“无欲”是无一切欲,是在做人上刚;林则徐以“挽狂澜于既倒”为己任,他讲的无欲是“无私欲”,是在做官上刚;雷锋讲共产主义理想是在阶级斗争上刚。虽然由于知识局限,庄子没有将他的意思更科学准确地表达出来,甚至由于当时文章体制的不成熟,他也没有明确地把自己所讲述的逍遥境界分出层次来。然而,庄子所提出的达成逍遥境界的核心——无欲则刚——却一直对后人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我们可以从禅宗的顿悟以及王阳明的“致良知”上看到它的影响。禅宗之所谓顿悟,其实就是理解了人本来就是人,按照“人”的标准来生活就行了。然而,一个具体的人要做个纯粹的人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人在出生以后,他的性情就无时无刻不被置身其中的社会改变着。这种改变必然会使他失去本性、自性、天性、人性,所以禅宗强调要悟,所谓的悟也就是返本还原。而王阳明的讲解则更明确,他称之为“致良知”。认为一个人只要能够“致良知”,就可以称为圣人,而良知是人人自有的,他在给他的学生魏师孟题写扇面时概括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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