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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清政府始行采买粮。 时，清政府移民两千余户至敦煌，每户领荒地50亩进行耕种，例纳田赋两石三斗零四合。数年后，经过农民精细耕种，着力改造，“土地肥美”，荒地变为良田，“小麦等项下种一斗，收至一石三四斗不等。口外奸贩、囤户，闻知敦煌粮贱、兴贩射利。陕甘督署查郎阿查知其情，奏准朝廷，敕令总兵，道员严加查禁，并传谕户民，一年所需扣存外，其余即在本处粜卖，以资兵丁、商民之口食。若本地籴者少，地方官酌量情形，若有将盈余之谷情愿出粜者，动官银照市价籴买，存储公所。 朝廷体恤户民，俾粜谷得价用度丰庾之至，意着该地方官善于奉行，不可勒令粜卖，生事滋扰。孰知日积月储，阎闾情形移，移民粮本不粜卖，而地方官机心射利，规定每年每户“采买粮”4石，缴卖于官府，例发官价钱三千六百文，利归于官，害归于民，永为定例。 后来地方官吏巧立名目，并以农民拖欠为借口，扣发“采买粮”的银价，农民无形中增加了四石粮食的额外负担。农民不堪其苦。 1904年，敦煌武举人张壶铭等人，以“采买粮”为陋规，屡次要求减免，并联名呈请县署、知县汪宗瀚，免除“采买粮”。 王宗瀚等以“事关成例，不肯免除”。并强加于参加联名上书的农民以非法罪名，捕拘王翰、朱永和、刘嗣徽等人，禁锢数月，以敬其余。然而，敦煌农民并没有被吓倒，张壶铭等人，“誓以必免”，嘱咐朱永和、谢文、何三德等，赴安西州、肃州道上控。安肃道批令安西牧查复核办，但“执政者咸庇官以抑民，道州两署绅民请愿者往返三、四次，而买采粮终不获免。” 敦煌农民见道州两署，不免采买粮。1905年，张壶铭、朱永和、吴奉美、吴宝善、任发仓等，赴兰州省府控告采买粮案。同时停止交纳“采买粮”。10月，省府委派候补道直隶州候葆文赴敦煌调查此案。陕甘总督深恐激起敦煌人民的反抗斗争，将知县汪宗瀚调离敦煌。 第二年2月，委派黄万春接替汪宗瀚之职。黄万春到职后，恐农民滋扰闹事， 于7月，在城东门外文昌宫设宴，邀约“采买粮”案内诸人和案外绅耆20余人，以息事为名，安抚众心。张壶铭深知黄万春何其用心，拒不前去参加。而案外绅士老者们，不敢得罪于官府，便前去赴宴，并随官府之意，同意上缴采买粮。此行动，忤逆百姓农民之意，于是数十农民百姓，邀众人于途中，怒骂厮打随顺官府之人等，或毁诸人门楼，以泄其愤。 黄万春知其计不行，诬陷朱永和、刘嗣徽等人以挟众抗粮为罪名，派兵抓捕，拟监禁五年。虽然，官府采取各种手段，企图动摇敦煌农民抗粮斗争，但人民的反抗斗争却来越高涨。 省府见黄万春无力应付敦煌农民抗粮斗争，又委王家彦代替黄万春之职。1907年3月，王家彦奉命赴任敦煌知县。到任后，布告四石采买粮减免两石，其三十一、二两年未上之粮，亦自本年起分期带征。 此时，朱永和、刘嗣徽等抗粮志士被逼走。王翰、张鹏万等人重受惩创，多萌退志，有许可之意，而张壶铭兄弟却不松懈，“拒不纳”。 1908年5月1日，以念经祈祷神灵为名，秘密召集民众大会，号召农民行动起来，坚持抗粮斗争。 县令王家彦听到消息，恼羞成怒，诬陷张壶铭兄弟“大忤王旨”。6月14日，派官兵何林带巡勇20名，于半夜潜入城东张家堡子，搜捕张壶铭。张壶铭闻讯，出门援梯登上屋顶。何林见屋里无张壶铭，便也率众兵勇登上屋顶。在月光中发现张壶铭，即命巡勇开枪。张壶铭中弹受伤，被何林推下屋顶，昏迷不知人事。 是时，张壶铭兄弟张盘铭乘空隙出走，所剩张氏男女老少，全部遭殴打侮辱，财产也被洗劫。 何林下房后，令巡勇押解张壶铭回县府。至县署，天已破晓，张壶铭在途中已气息全无。王家彦见张壶铭已死，愤悔顿足，深知此事必将激怒敦煌百姓，即招来敦煌参将林太清，关闭城门及衙署，令巡勇们全部登上署门，持枪警备， 严加防范，堵击进城百姓。 天亮后，敦煌百姓闻听张壶铭身死，或被羁押在监狱里，气填胸臆，群情沸腾。于是，在西云观、文昌庙两处鸣钟集会，3000多敦煌民众，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斩关扭键，蜂拥入城，齐赴县署。 守在衙府高门上的众巡勇们举枪轰击，血腥弹压，但百姓们为解救张壶铭，虽枪林弹雨而不顾，喧嚣雷动，冲破县府衙门，寻找张壶铭。见张壶铭已死，被放置在署西马王庙，众百姓更是愤慨难忍，必欲生啖王家彦而甘心。 而此时，王家彦全家老少早已被林参将引领藏匿在参将署。众百姓不见王家彦，愤不能泄，将县署内器物任情摔砸，并打死巡勇14名，而后，一哄而散。 张壶铭已死，王家彦知道事态已经扩张，后果不堪设想，便急驰报安西州署。州牧恩光电报省署。甘督电令州牧，安西副将张某、玉门游击康某弹压。三人先后到敦煌，验明张壶铭尸体。三日后，各回安西、玉门。 7月，省府委安西州吏目张乃诚处理。8月，安肃道署差提王家彦及何林和张壶铭的堂兄张盘铭赴省对狱。及至肃州，省府委张掖县令潘龄皋至肃州审讯此案。当庭对四次。又要提添谢文等16人。这16个人，皆抗拒不到。来吏及县令张乃诚害怕百姓势重，恐激起事端，不敢操切。 后，肃州镇总兵柴洪山提兵百余名，催解谢文等16人。这16人早已闻讯，躲逃避之。惟有谢文一人首先慷概投案，正言道：“大家作事，如何令少数人赴难也！”于是，谢全、谢大伦、李正贵、李正基、任发仓、韩禄六人皆投案。 这6个人到了肃州，经过14次拷问审讯，而后判定：谢全、任发仓、李正基拟斩，韩禄拟绞，张盘铭、谢大伦、李正贵、吴宝善永远监禁，其余开释。采买粮也于此时全免。 1909年2月，谢全、任发仓、李正基被杀于肃州、韩禄被绞死。 中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张鉴铭、李正贵、谢大伦、吴宝善大赦出狱，只谢文一人死在狱中。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43年），敦煌地方因兵匪之乱，负担粮秣十倍于从前。敦煌民众苦不堪言。追思往事，思张壶铭、张鉴铭二先生为民抗粮功不可磨灭，联名公请县署为先生立碑，以志不忘。县长杨灿以二先生功在生民，泽流后世，非立碑所能表扬，特准建祠，永久记念与兴事者十五人，共同奉祀以先生兄弟（张壶铭、张鉴铭）为之首云。 祠堂建成后，朱永镇先生撰书一联： 大书特书，公德当书，以免采粮八千石；
先死后死，精神不死，殉难烈士十五人（参考《敦煌市志》等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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