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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为什么非要伐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到底是为啥

2019-02-14  山地之仔

我们前面说了刘备的失误,今天来说说面对刘备制造的烂摊子,诸葛亮采取了什么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来延续蜀汉政权的存在,却改变不了其败亡的结局。

益州的叛乱使刘备终于明白,虽然汉献帝已经禅位,但只要强调这是曹魏篡权造成的,是被贼一时夺去,就能证明汉室仍是天命所归,道义仍在汉室这一边。那么由他这个宗室建立的蜀汉政权,作为唯一的刘氏余脉,就有资格代表汉室去讨回天下,并合理地存在下去。反之,放弃讨伐曹魏、贸然称帝,就是对自己这种资格的否定。所以,蜀汉必须坚持讨伐曹魏,才能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压制人们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质疑,阻止内忧外患的发生。于是,刘备把这个思路作为遗嘱,托付给了诸葛亮,让他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甚至告诉他,如果你觉得我儿子会拖你后腿,你就自己取代他。这一下就把伐魏上升到了谁也不能否定的高度。

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认为,此前刘备一直没把诸葛亮当作贴身智囊对待。比如刘备入蜀占领益州,是法正和庞统起主要的谋划作用。向东吴复仇时,诸葛亮也劝阻不了刘备。所以直到刘备死后,诸葛亮才真正成为蜀汉核心,并制定了北伐战略。他也深刻意识到北伐是最大的政治,远不止军事问题那么简单。让我们来看他对出兵时机的选择。

刘备死后不到四年,诸葛亮就着手第一次北伐。从国力的恢复来看显得有点着急,但此时曹魏政权已经交到了第三代手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原人对它的认同度会越来越高,对汉室的怀念会越来越少。长此以往,恢复汉室就不再有民心基础,所以诸葛亮不能再等,哪怕国力未复,也要出兵。

为了保障头等政治大事,诸葛亮采取了严刑峻法的模式。第一次北伐中,马谡失了街亭,诸葛亮不但斩了马谡,重罚了老将赵云,还把自己降了三级。因为他深知北伐一旦有失,政权都可能被颠覆,因此哪怕是他自己,也不能影响北伐的战果。他使蜀汉之人意识到,北伐的坚定性,是一种信念,代表的是道义和天命,谁都不能与之相违背。人心的认同会折射到行为上,为政治提供助力。所以尽管诸葛亮秉承严刑峻法,但在以天命为基础的观念感召下,蜀汉从刘备兵败的危机中走了出来,重新认可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使之延续了数年生存。期间政治清明,国力虽然最弱小却最有进取心,不能不说得益于北伐这个准确的政治路线。

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北伐没能取得成功呢?这还是由刘备早期的政治失误造成的,因为《隆中对》最初提出的设想,毕竟是在“跨有荆益”的基础上实现两路出兵,夹击曹魏。但荆州已经失去,从那里出兵的通道没有了,蜀军就只能从地势不好的秦川一带进军。补给线长,粮草总是出问题,很难持续和曹魏作战,更谈不上威胁中原。不好打,还必须要打,所以说北伐是一个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选择,是诸葛亮面对的一个困局。

而另一个困局,就是益州的内忧。尽管诸葛亮很快平定了益州的叛乱,可是反抗的潜流始终存在。这仍然与刘备的失误有关。当初刘备取得益州以后,手下包括了两股力量,一股是原来益州刘璋的部属,一股是刘备从荆州带来的部属。前者是“旧部”,是原来益州的主人,后者则是所谓的新人,也叫客籍,这就形成了历史学家所说的“新旧”之分,或“主客”之分。

我们说过,益州旧部对刘备政权的态度很消极,这就造成了人心不稳。更何况从东汉末年开始,谶语的影响,也不利于姓刘的人当皇帝。什么是谶语呢?就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预言。这些预言的核心观点,就是“刘祚将尽”。祚,就是皇帝之位,刘祚将尽,就是说姓刘的皇帝位子做不长。

由于对刘备不满,“刘祚将尽”这种论调在益州旧人中很流行,并在刘备死的时候催生了叛乱行为。诸葛亮在世时还能靠铁腕与北伐逻辑压制这个论调,当他去世后,益州旧部的力量抬头,这个论调就像火星遇到了鼓风机一样,疯狂燃烧起来了。

当时影响最大的声音,是担任光禄大夫的谯周写的一篇《仇国论》。仇国指的就是两个互为仇敌的国家,一个叫因余是小国,一个叫肇建是大国,其实就指现实中的蜀汉和曹魏。这篇文章的基调,就是力量弱小的国家打不过强敌,应该学周文王那样休养生息,不要穷兵黩武,实际上就是反对诸葛亮的北伐战略。

这个论调有现实依托。公元249年,司马懿趁着魏国皇帝去高平陵扫墓的时候,发动政变控制了魏国的军政大权,史称“高平陵事件”。曹家自己都要被司马氏篡位了,那么当年所谓的曹贼篡汉,就将成为历史。既然这件事都成了过去,那么以声讨曹贼为口号的北伐,还有存在的意义吗?失去了意义,不就成了为打仗而打仗,那不是穷兵黩武是什么呢?所以谯周的《仇国论》写出后,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颇为认同,甚至连张翼、廖化这样跟着诸葛亮数度北伐的将军,都以此为依据,反对继续北伐。民间更是出现了大量逃避兵役的情况,这就看出当时的人心了。

但对蜀汉而言,《仇国论》的论调其实非常危险。因为我们说过,北伐是蜀汉政权合法性的保证,《仇国论》否定北伐,实质就是否定刘氏政权的合法性,瓦解抵抗心理,一旦有魏军来攻,就会促使人们去投降。

那么,客籍集团就眼睁睁地看着这种情况发生吗?答案是无奈的。因为在诸葛亮去世后,其继承者蒋琬、费祎等人,都没有他那样的影响力与掌控能力。而且蒋琬等人虽然还在喊着北伐,但在“穷兵黩武”理论的压力下,采取了军事收缩,把精力转移到了保境安民。这使得北伐逐渐成为空谈,人们越来越不想和曹魏争斗,只求得过且过。

于是在公元263年,后主刘禅面对进攻的魏军,在《仇国论》的影响下,在诸多大臣的劝说下,选择了投降,蜀汉灭亡。而那时魏军距离蜀汉的都城其实还很远。刘备早年造成的政治痛苦,终于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了。当然,历史上对《仇国论》和谯周的争议比较大,也有声音认为谯周是帮助蜀汉避免了战火,对百姓有益,这就是另外一种角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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