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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楚辞》赏析（概述） 教学目的和要求：中国古典文学欣赏；了解《楚辞》的基本内容、艺术形式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 教学重点： 楚辞探源；楚辞的特色；楚辞篇目简要；楚辞的影响；楚辞的代表人物--屈原的生平；《楚辞》经典名句欣赏。 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积累下来的文化经典，是我国辉煌灿烂的文化典籍的核心部分。 楚辞流芳千百年，离骚溢彩白云边。天问九歌大招魂， 香草美人伴圣贤。 忠魂泣诉国殇怨，傲骨行吟橘颂篇。怀王靳相早化尘，屈子英名赛神仙。 “楚辞”之名，始见于西汉武帝之时，这时“楚辞”已经成为一种文学体裁。宋朝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这就是说，“楚辞”是指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明显区别。 楚国（公元前1115年—公元前223年）是先秦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国君为芈姓、熊氏。周成王时期，封楚人首领熊绎为子爵，建立楚国。 楚国在周文、武之世开始崛起，奄有江汉，史称“大启群蛮”。前704年，熊通称王，是为楚武王。楚成王时，楚国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楚庄王时，任用虞邱子、孙叔敖等贤臣，问鼎中原、邲之战大败晋国而称霸，开创春秋时期楚国最鼎盛的时代。进入战国，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一时间兵强马壮，初露称雄之势。 楚宣王、楚威王时期，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河南中部、安徽和江苏北部、陕西东南部、山东西南部，幅员广阔。楚国至此进入了最鼎盛时期。楚怀王时期灭越国，但因为怀王用人不当以及秦相张仪欺诈导致国势渐衰。前223年，秦军攻破楚都寿春，楚国灭亡。前209年，楚地起义军将领项梁起事，在薛城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新“楚怀王”，重新建立楚国，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在楚汉战争中兵败自杀，刘邦兼并楚地建立汉朝。 楚辞的直接渊源是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歌。《九歌》原为祭祀时之巫歌，后经屈原加工而保留下来，而《离骚》等其他作品则是在这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南方祭歌那种神奇迷离的浪漫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了楚辞的表现方法及风格特征。由于楚辞和汉代赋作之间的渊源关系，所以屈原作品又有“屈赋”之称。 西汉刘向编辑《楚辞》成集，东汉王逸又有所增益，分章加注成《楚辞章句》。 唐孟浩然《陪张丞相自松滋江东泊渚宫》诗：“腊响惊云梦，渔歌激楚辞。”《朱子语类》：“楚词平易，后人学做者反艰深了，都不可晓。”宋魏庆之《诗人玉屑·诗体上》：“有楚辞，屈宋以下，效楚辞体者，皆谓之楚辞。”姚华《论文后编·目录中》：“楚辞者，楚人之辞也。虽'凤兮’'沧浪’，已载前籍，而《骚》尤深远，其辞若跌宕怪神，其思则缱绻恻怛，故能义兼《风》《雅》，体先词赋，于是楚辞代《诗》而兴，蔚然成家矣。” “骚”，因其中的作品《离骚》而得名，故“后人或谓之骚”，与因十五《国风》而称为“风”的《诗经》相对，分别为中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鼻祖。后人也常以“风骚”代指诗歌，或以“骚人”称呼诗人。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二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楚辞的创作手法是浪漫主义的，它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严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在汉代，楚辞也被称为辞或辞赋。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楚辞遂又成为诗歌总集的名称。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故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诸侯争霸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楚辞》注本较早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四库全书总目》说：「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而各为之注。」但刘向编定的《楚辞》16卷原本已佚。《楚辞章句》即以刘向《楚辞》为底本，它除了对楚辞做了较完整的训释之外，还提供了有关原本的情况。在《楚辞章句》的基础上，南宋洪兴祖又作了《楚辞补注》。此后，南宋朱熹著有《楚辞集注》，清初王夫之撰有《楚辞通释》，清代蒋骥有《山带阁注楚辞》，等等。他们根据己见，作了许多辑集、考订和注释、评论工作。 1、《离骚》作者屈原。全篇共373句，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作者在诗中回顾了自己的身世和参政历程，表达出献身理想的强烈愿望和不屈不挠地与黑暗势力斗争的决心。全诗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2、《九歌》是一组祠神诗，所祠之神有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河伯、湘君、湘夫人、山鬼、东皇太一及国殇为国战死之神等。屈原既保存了民间祭神歌辞的特点，也注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 3、《天问》是一首奇特的诗，诗人一口气提出了一百九十个问题，对自然现象、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发出了疑问，表现了诗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哲学思考。 4、《九章》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九篇作品，同《离骚》一样，诗人反复地抒写了自己的理想，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 5、《远游》主要写想像中的天上远游，表达了作者对现实人间的理想追求。全诗围绕“远游”这一主线展开，先交待了主人公远游的动机，然后介绍远游前的准备工作，最后写远游的过程。 6、《卜居》全文以屈原问卜开篇，以詹尹“释策而谢”的答语收结，中间以连珠式的对立设问的语句贯穿，文采斐然，往复盘旋，八对设问，一以贯之，气势充沛，感情强烈。表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反映了屈原的愤慨和不满，歌颂了他坚持真理、不愿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 7、《渔父》全文采用对比的手法，通过问答体，表现了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和截然不同的思想性格。文章以屈原开头，以渔父结尾，中间两个自然段则是两人的对答，处处体现了道家的哲学思想。 8、《九辩》战国时期楚国的宋玉所作。从诗的内容来看，其基本思想是表达"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在艺术上，《九辩》虽多模仿屈原《离骚》之处，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它善于借景抒情，融情于景。 9、《招魂》此作品是模仿民间招魂习俗写成的，其中又包含作者的思想感情。 “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呼唤楚王的灵魂回到楚国来。词句即为凄婉，情景交融，对后世伤春传统影响很大。 10、《大招》此篇按招魂词的固定格式陈述四方险恶，呼唤魂不要向东、向南、向西、向北，然后描写楚国宫廷的美味佳肴、音乐舞蹈，宫室之富丽堂皇，苑圃禽鸟之珍异，夸饰楚国之地域辽阔、人民富庶、政治清明。 11、《惜誓》相传是汉代文学家贾谊所作(有学者认为是唐勒的作品)。此诗抒写屈原被放逐而离别国都的悲愤和欲高蹈远游却牵念故乡的情怀，同时寄寓了作者自己被疏离而将远去的愤慨。 12、《招隐士》此文据说是汉代淮南王刘安门客淮南小山的作品(一说为淮南王刘安所作)。其主要内容为陈说山中的艰苦险恶，劝告所招的隐士(王孙)归来。通篇感情浓郁，意味深长，音节和谐，优美动人。此赋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及美学价值，历来为人所称道，堪称汉代骚体赋的精品。 13、《七谏》西汉文学家东方朔追悯屈原，故做此词，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矫曲朝也。此篇由《初放》《沉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谬谏》七首短诗组成。既表现了屈原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无辜放逐、最终投江的悲剧一生，也表达东方朔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心境，反映了封建时代正直之士普遍的遭遇和典型的心态。 14、《哀时命》汉代辞赋家庄忌的作品。此赋以屈原一生遭遇为主线，自哀像屈原一样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强烈而真挚地表达了当时很多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内心苦闷和抗争，也表现了这些知识分子对人生道路的迷茫。 15、《九怀》作者为汉代王褒。系追思屈原之作。其内容有《匡机》《通路》《危俊》《昭世》《尊嘉》《蓄英》《思忠》《陶壅》《株昭》九章。 16、《九叹》汉代刘向所作，是追思屈原之辞。计有《逢纷》《离世》《怨思》、《远逝》《惜贤》《忧苦》《愍命》《思古》《远游》九章。 名为“九叹”。 17、《九思》作者为汉代王逸。王逸说：“逸与屈原，同土同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以禅其辞。”全诗由九个短篇组成：《 逢尤》《怨上》《疾世》《悯上》《遭厄》《悼乱》《伤时》《哀岁》《守志》。 刘向辑录的《楚辞》只有16卷，16篇；但传世通行本《楚辞》多是17卷，17篇，这是据《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王逸的《楚辞章句》而来，后者加上一篇自己的作品《九思》。刘向《楚辞》、王逸《楚辞章句》原书早已毋见，至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篇章内容上承《楚辞章句》，通常被认为较保持原貌，因此，现通行的版本的篇目结构，基本依以《楚辞章句》和《楚辞补注》等为据。 《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极其深广的影响，几乎每个文学领域，各个不同的体裁的文学都不同程度存在它的身影。郑振铎在《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一文中给予《楚辞》极高的评价：“像水银泻地，像丽日当空，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无星之夜，永远在启发着、激动着无数的后代的作家们。”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人兴起以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迟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至西周初，据说鬻熊曾“子事文王”，后来熊绎又被成王封于楚（《史记·楚世家》）。这应该理解为周王朝对楚人实际控制江汉地区的承认。 至春秋时代，楚国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整个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战国时期，楚进而吞灭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意谓秦、楚二国，最具统一全国的可能。最后楚为秦所灭。但楚地的反秦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楚人的胜利。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汇，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 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左传》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例子，就有好多起。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作野蛮的异族。《小雅·采芑》记叙周宣王南征楚国之事，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并把“蛮荆”与北方的玁狁并列。《鲁颂·閟宫》又把楚人与北方戎狄并列，同作为应予严惩的对象：“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而楚人自己，在不愿承认周王室权威的时候，也往往自称：“我蛮夷也。”（见《史记·楚世家》） 一般认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后，这样说不完全对。楚文化的兴起也许比中原文化迟，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落后，主要只是表现在国家制度不够成熟，尤其是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等级关系的政治与伦理思想远不及北方文化完密。——所以楚人需要引进有关的学说和典籍。与此相应，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也可以看作楚文化落后的表现。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不一定落后，甚至有许多地方远远超过中原文化。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楚辞十分重要。 首先应该注意到，南方的经济条件较北方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汉书·地理志》说，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由于谋生较为容易，就可能有较多的人力脱离单纯维持生存的活动，投入更高级更复杂的物质生产。所以至少在春秋以后，楚国的财力物力，已经明显超过北方国家。 《左传》记重耳奔楚，对成王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已可窥见一二。据历史记载，楚是春秋战国时拥有黄金很多的国家。从地下考古发掘来看，战国时代楚国的青铜器，足以代表先秦青铜器冶铸的最高水平。至于楚地漆器、丝织品之精美，那是北方根本无法比拟的。屈原《招魂》中描绘楚国宫廷内极其奢华的享乐景象，当然也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样因为在南方谋生比较容易，途径也多，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维护生存，所以楚国也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的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 据《韩非子》说，楚国的贵族也一直拥有比较独立的势力。这对于楚国同北方国家的对抗也许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一直到汉代，楚人性格的桀骜不驯，仍是举世闻名。《史记》、《汉书》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 丰富的物质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这是楚文化明显超过中原文化的一个方面。在中原文化中，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为“礼”的组成部分，被当作调节群体生活、实现一定伦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视为艺术的极致。而楚国的艺术，无论娱神娱人，仍然都是在注重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充分展示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楚地出土的各种器物和丝织品，不仅制作精细，而且往往绘有艳丽华美、奇幻飞动的图案。 《招魂》、《九歌》所描绘的音乐舞蹈，也显示出热烈动荡、诡谲奇丽的气氛。旧楚地、今湖北随县出土的一套具备五个半八度的编钟，被中外专门家誉为“世界奇迹”，实际证明了楚国音乐及歌舞的发达。而北方的正统音乐，通常是限制在一个八度的音域范围内的。 综上所述，应该说：以春秋战国时代而论，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实是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如果单就艺术领域而言，楚文化的成就为高。文学是广义的艺术的一个方面。我们所要论述的楚辞，既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如前所述，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我们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还有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舟子的唱辞：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就是“吟”。 所谓的“吟”，就是介乎于“读”和“唱”之间的一种形式，是以一种较为简单的调子来吟完整篇文章，当然，楚辞之中应该还有当时楚地的楚音。 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汉人又有“赋者，古诗之流也”一说（见班固《两都赋序》），当是为了攀附儒家经典，兼考虑到赋的铺张特征。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见《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离骚》这篇代表作的构架，由“卜名”、“陈辞”、“先戒”、“神游”，到“问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前所述，春秋以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这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他们“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他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辞赋之祖”“中华诗祖”。屈原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其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与《诗经》并称“风骚”，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3年，在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在《楚辞》初本的16卷中，屈原的作品占绝大部分，共收他的诗作8卷20余篇。包括《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招魂》等。其它8卷是，宋玉的《九辩》，景差的《大招》，及汉代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严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等。 南宋朱熹在此基础上编为《楚辞集注》，增入贾谊的《鵩鸟赋》、《吊屈原赋》两篇；删去《七谏》、《九怀》、《九叹》等作品，朱熹认为这些作品缺乏真实的思想感情。他并把屈原的作品划为“离骚类”，把其它作品划为“续离骚类”，按原篇章次序编为8卷。 屈原的作品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离骚》《九章》等在流放生活中写的政治抒怀诗；一类是以《九歌》为代表的祭歌和反映诗人世界观、人生观的《天问》。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篇浪漫主义抒怀诗，也是“楚辞”的代表作品。由此，世人称“楚辞”为“骚体诗”，并与《诗经》并称“诗骚”。“骚体诗”由屈原创造，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它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 《离骚》是诗人在遭第二次流放中，满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委屈，凝聚忧愤、感慨于笔端写成的。这首近2500字的长诗，叙述了诗人的身世和志向，通过表现诗人一生不懈的斗争和决心以身殉志的悲剧，反映了楚国统治阶层中正直与邪恶两种势力的尖锐斗争，暴露了楚国的黑暗现实和政治危机，表达了他为国为民而战斗不屈，“九死而不悔”的精神。 六、《楚辞》经典名句欣赏 1、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 出自先秦·屈原《楚辞·九章·抽思》。善行要靠自己为，非由他人附赠之；名声大小要副实，不可虚假枉得之。这一个人的善行要靠自己做出来，不是靠嘴巴吹出来的。一个人的名声好坏也如此，是好是坏，他人心中有数，由不得自己吹嘘枉造。 2、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出自先秦·屈原《楚辞·九歌·国殇》。带长剑，挟良弓，保国家，卫人民，身首异处无怨悔。这是写将士出征前的心理活动，其慷慨赴死的决心与对国家的热爱之情油然可见。 3、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 出自先秦·屈原《楚辞·九歌·东君》。青云作衣霓作裳，弯弓搭箭射天狼。这是屈原所表达的灭秦辅楚的报国壮志，气势豪迈，读之让人热血沸腾。 4、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出自先秦·屈原《楚辞·九歌·国殇》。为国捐躯成神灵，您是鬼中之豪雄。 这是歌颂为国捐躯的烈士之语。 5、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出自先秦·屈原《楚辞·离骚》。路途漫漫征程远，我将努力探寻之。这是屈原以行路为喻，表达自己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不懈努力的决心。其所体现出的崇高精神境界，一直激励着中国历代无数志士仁人。 6、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出自先秦·屈原《楚辞·九歌·国殇》。既已出征上战场，为卫国家不拟还；平原广阔乡关远，此去战场路漫漫。这是写将士出征前抱定为国捐躯、一去不复返的必死决心，让人肃然起敬。 7、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 出自先秦·屈原《楚辞·渔父》。刚洗过头的人，戴帽前一定会先弹弹帽上的灰尘；刚洗过澡的人，穿衣前一定会抖抖衣裳上的尘土。这是屈原以沐浴弹冠振衣为喻，表明自己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坚定信念。后世“洁身自好”之语，亦源于此。 8、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 出自先秦·屈原《楚辞·离骚》。跨上千里马，纵横驰骋往前进；君王莫犹豫，由我开路为先导。这是屈原以千里马自比，希望得到楚王信任重用，为国建功立业的心迹表达。 9、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 出自先秦·屈原《楚辞·九章·抽思》。郢都漫漫路迢迢，梦魂一夜九回还。这是屈原以夸张修辞法，借写对楚都郢的思念之情表达其深切的忧国忧君之情，让人不禁为其“君弃我，我不弃君”的爱国情怀而深切感动。 10、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 出自先秦·屈原《楚辞·卜居》。奏乐不用黄钟大吕，却把瓦盆铁锅敲得如雷震耳；谗言害人的小人飞扬跋扈，贤能之士却默默无闻。这虽是屈原所揭示的战国时代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小人得志、贤士受气的世态人情，也是很多时代世态人情的真实写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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