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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制瓷特别难，这项技术绝对是古代的高科技，而且在18世纪以前，一直被中国所垄断。欧洲人直到瓦特发明出万用蒸汽机，还没有发明出瓷器。 但是，瓷器又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品，欧洲人长期从中国进口瓷器，自己却造不出来，瓷器在欧洲的身价就水涨船高，它逐渐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17世纪，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曾经为情妇建造奢华的宫殿，里面放满了来自中国的青花瓷。18世纪中期，青花瓷的价格和等重量的白银差不多，价格非常昂贵。 但是欧洲人始终就是搞不明白，这瓷器到底是怎么做的。甚至牛顿、莱布尼茨都研究过，但没有结果。因此，你能感受到，欧洲人是铆足了劲儿想把这个技术研究出来，也正是迫切的商业需要，推动了这项技术的发展。 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后来欧洲也确实发明了瓷器，而且在后来的工艺水平上甚至超越了景德镇，而且还自主研发了新的瓷器品种，也就是骨质瓷器。那么欧洲是如何实现技术的反超呢？欧洲人卓有成效的研发居然也是从炼金术士开始的，这一讲我们就看看欧洲炼金术士是如何逆袭的。 18世纪初，欧洲有个超级瓷器迷——萨克森公国的国王奥古斯都二世，他曾经为了得到150个大型龙纹瓷缸，用了600名近卫骑兵去换，可见他对于瓷器的痴迷。 萨克森和瑞典开战，财力枯竭，为了获取钱财继续战争，奥古斯都二世抓来了两个炼金术士，他命令二人为自己炼制黄金，但是很快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是不可能的。于是，奥古斯都二世便命令两个炼金术士开始研制瓷器，因为当时瓷器在欧洲就是白色的金子。 其中一个炼金术士叫伯特格尔，奥古斯都二世把他软禁在城堡里，并在那里为他建立了实验室。伯特格尔尝试用各种材料调制出瓷土，包括大理石、骨粉等颇为怪异的材料。1707年，他也只烧制出了红褐色的陶器，我们前面说过，没有高岭土就不可能烧出洁白的硬质瓷器，这是困扰欧洲陶工几百年的问题。 不过，伯特格尔比较幸运，1708年，人们在德国的麦森地区（Meissen）发现了高岭土矿，后来麦森也诞生了欧洲最早的陶瓷工厂。但是伯特格尔随后又发现，当地的高岭土矿无法直接制造瓷器，因为长石含量较低，粘性不够。 伯特格尔等人进行了很多次实验，发现了陶土中各种元素的最佳配比，他在麦森陶土中添加了长石成分，终于在1709年制造出了欧洲第一个硬质瓷器。 当然烧制瓷器的另一个难点是温度，伯特格尔将炉温提升到1400度，终于烧制出了第一批白瓷。这批白瓷保存在德国的德累斯顿瓷器馆内，非常精美，是德国的国宝。 从被关进城堡到制造出欧洲的第一件瓷器，伯特格尔做了3万多次的实验，平均每天要做20多次。伯特格尔等人不仅记录了全部的实验过程和结果，而且把每一次实验之间的细小差异全都记录下来。这些历史文件现保存于德国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 欧洲人从文艺复兴开始，长期进行各种科学实验和材料分析，终于在没有亚洲工匠的帮助下，掌握了瓷器制造的秘诀。与熟练掌握瓷器制造工艺却不明白其化学原理的亚洲工匠不同，这些欧洲人对瓷器烧制的原理有理性认识，并有定量的了解，他们善于通过细微调节瓷土中元素的配比和调整烧制过程，来制造各种精致的瓷器。 由于欧洲这些实验信息记录完整，而且都保存下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还可以仿制出欧洲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古典瓷器。系统地做实验，完整地进行记录，也保证了科技取得可叠加式的进步。 因此，如果说中国人发明瓷器是靠着善用能量，那么欧洲人再发明瓷器，就是靠通过大量的实验，收集信息取胜。 欧洲人在收集信息方面可谓无孔不入，很多传教士就留在景德镇打听“情报”。在一封1722年法国传教士写的信中，详细描绘了景德镇的风貌以及红釉的制作工艺，要知道烧出红釉对中国工匠来说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这封信的内容非常详实、严谨，真正把艺术拆解成了技术，超过了任何中国匠人的相关记载。但不幸的是，法国50多年后才生产出自己的瓷器，因为一直没有在本地发现高岭土。 讲到这里，我们必须讲讲欧洲人记录信息的好传统了。古罗马医圣盖伦对人类医学的贡献可能是独一无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他做的海量的记录。 盖伦对他每一次的研究和诊断都有详细记录，据说一生写了上千万字的医学文献。要知道当时欧洲使用的可是羊皮纸和莎草纸，这个成本是不得了的。古罗马文明后来衰退了，但所幸的是，盖伦记录的这些资料后来传到了阿拉伯，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对当地的医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一些阿拉伯的翻译资料又传回到欧洲，又对后来欧洲的医学研究有非常大的价值，因为即使盖伦的结论错了，大家也能够从他的手稿中找到错误的原因。虽然那些手稿在传播的过程中丢失了很多，但是到19世纪，欧洲依然保留下300多万字盖伦有价值的文稿。当时莱比锡的医生兼医学史家库恩花了十多年时间，整理和出版了盖伦的122卷医学手稿，它们被称为《盖伦文库》，其中仅索引就多达600多页。 今天一些人喜欢嘲笑盖伦一些常识性错误，但是当我们面对这残存的122卷手稿时，不能不对这个一生孜孜不倦，严谨治学的学者由衷地敬佩。 讲回到瓷器这件事，伯特格尔的成功给萨克森公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荣誉，直到今天德国的麦森依然是世界瓷都之一。奥古斯都二世当然要独享瓷器制造的技术和利益，他把陶工们都关在城堡里。可是到了 1719 年，也就是伯特格尔发明瓷器后没过几年，三名陶工就逃出城堡，来到了奥地利的维也纳，自己开起了瓷窑。 1744年，痴迷于瓷器的奥地利女王玛丽娅·特蕾莎将瓷器工厂收归国有，她亲自掌管瓷器工厂，还派人到萨克森来挖角，雇来了不少陶工。就这样，维也纳成了欧洲第二个瓷器制造中心。 奥地利女王玛丽娅·特蕾莎 特蕾莎女王把自己的喜好（绿色植物）加入到瓷器中，因此今天这种被称为“玛丽娅·特蕾莎”系列的带有绿色植物装饰的瓷器成为奥地利的国瓷。 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君王，他们相信瓷器这种技术是有可能掌握的。就在麦森制造出瓷器的50年里，大小瓷窑就已遍及欧洲 ——从北方的哥本哈根，到中部的斯特拉斯堡，再到南部的佛罗伦萨；从西边的伦敦到东方的圣彼得堡。 如果要问今天欧洲瓷器最贵的是哪一种？瓷器迷可能会说是法国的塞夫勒瓷器，那是技术和艺术在瓷器上最好的结合。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路易十五的情妇、当时欧洲第一名媛蓬巴杜侯爵夫人。这位名利场上的代表人物一方面生活奢华，另一方面利用她的影响力大力扶植艺术、文艺和哲学，特别是对洛可可艺术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蓬巴杜夫人 在蓬巴杜夫人的扶植下，法国瓷器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她把一家不大的瓷器厂迁到了塞夫勒，并且在资金上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法国工匠们为了弥补起步晚的劣势，在研发新技术和设计新图案上动足了脑筋。 为了做到世界第一，蓬巴杜夫人掌管下的塞夫勒，严禁仿制东方或者德国的瓷器。工匠们在瓷器绘画上的选择更贴近法国宫廷生活的内容题材。 在工艺上，塞夫勒的工匠们先是发明了一种给瓷器“镀金”的新技术——用大蒜汁和24K纯金的粉末，给瓷器上色，镀金的边饰和内部精细的纹饰成了塞夫勒瓷器的特色。接下来，塞夫勒的工匠们还发明了宝石蓝的颜色，以及洛可可绘画中常用的粉色。 总的来讲，上色技术的进步造就了欧洲瓷器绚丽的色彩。而每一次的进步，时间上都远比中国的瓷器变化来得快，这主要的原因是，欧洲的工匠保留着各种详细的工作记录，很容易获得可叠加式的进步。 今天塞夫勒瓷器在市场上是一件难求，因为它只作为国礼，不外卖。塞夫勒瓷器厂在蓬巴杜夫人手里，就成了专为法国宫廷提供瓷器的“官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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