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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改革开放国策实施的第40年，意义重大；对于中国水墨来说，也恰好是一个回顾来路、检视成绩、省思自身的时间节点。 “水墨概念艺术大展”“墨变—实验水墨艺术作品邀请展”“体用一源：面向未来的水墨艺术”“‘巡·妙境’2018嘉兴当代水墨展”“中国新水墨作品展1978—2018”“轮回—2018后水墨时代展”“第一道光—艺术际遇2019”“水墨的转向—中国当代水墨邀请展”“不仅仅看见—新现实主义水墨研究展巡回展（西安站）”“锋向：中国当代水墨邀请展”“岭南意象—中国广东当代水墨八人展”“‘水墨现场’台北展博会”……在岁末年初彼伏此起，显示着“水墨热”正在成为一种惹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水墨在国际和国内同时变热，也因其“五花八门、无所不包”而充满争议。当此际，我们应当反思和追问：水墨为何？水墨何为？水墨与历史、文化怎样联结？水墨与时代脉搏如何相通……  刘国松《雪满群山》189.5×292cm 刘国松：如果把水墨当作材料，那就封杀了中国绘画的未来 采访 | 续鸿明 屈婷 刊于《艺术市场》杂志2019年2月号  刘国松 台湾画家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当代水墨艺术研究院院长 首先要站好自己的立足点，抓住中国传统文化的DNA，再用心选择吸收消化，发扬光大地合璧，创造出个人的独特风格。 《艺术市场》：作为台湾乃至中国现代水墨画的倡导者和旗帜性人物，你为此不遗余力，但整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回顾往昔，在推动现代水墨的过程中遭遇到最大的阻力或质疑是什么？当年是如何以创作和主张予以回应的？ 刘国松：20世纪50年代初在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读书时，学习到一个中西艺术界的共识“一切艺术来自生活”，因而决心全盘西化。后来发现美国抽象表现派的大师，都是受中国书法的影响而产生，甚至马瑟韦尔（Robert Motherwell）将中国汉字原封不动地搬上画面。随后又发现中国宋朝的梁楷在13世纪初，即创造举世闻名的《泼墨仙人》巨著，相较德国表现主义的出现，领先了西方达700年之久，所以我立刻对发扬中国绘画伟大传统起了一种责任心与使命感，于1961年重回水墨世界。于是我提出“中国画现代化”的主张，并喊出“模仿新的，不能代替模仿旧的；抄袭西洋的，不能代替抄袭中国的”口号。然而此举引起了台湾中西画坛的夹击，一时四面楚歌，里外不是人。但是我一面实验创造，一面不停地展览、演讲，发表理论与论辩文章。最严重的阻力是他们看我始终不屈不挠，就采用政治迫害手段——反对者动员新儒家的知名学者，当时台中东海大学中文系主任徐复观教授撰文攻击我们是“破坏中国文化，而为共产主义开路”。因为他不懂艺术，与我论辩两个回合后，他就败下阵去（1961年8月—9月《联合报》）。一直到20世纪末，内子见我又出钱又出力地在中国香港、台湾以及大陆各地宣扬中国画的革新，而给我取了一个“现代水墨画的传教士”之名。反省之后才发现，我早已把“中国绘画的复兴”变成了终生的信仰。  《艺术市场》：近期，以“水墨”为主题的展览和研讨较为密集，围绕“水墨”的议题重新被讨论。事实上，在大陆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水墨画的发展和变化也非常显著，作为见证者，你怎么看这段历史？ 刘国松：1981年我接受李可染先生的邀请，参加中国画研究院在北京的成立大会，并带了两幅画参加大会的展览。由于大家对我的创作很感兴趣，于是中国美协就于1983年初在中国美术馆为我举办了个展，并安排我在中央美院作了3场演讲。对于中国画革新，我提出了实验创作的观念：“画室是实验室，不是临摹古画的工厂。” 画家不要小看自己，我们和科学家一样，都是人类文明史的创造者。科学家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家，首先要有一个新的思想，并要证明他的思想是正确的。那怎样证明？就是到实验室去做实验，如果实验的结果证明他的思想是对的，那么他就有所发明，有所发明才是科学家，没有发明，那是什么科学家？画家也是一样，一定要有自己新的思想，如果用旧的技巧和旧的材质，没有办法将这一新思想表现出来，就必须实验新的技巧或新的材质。等到画家把他的思想真的落实在画面上了，他就有所创造。有创造的画家才称得上画家，没有创造哪里称得上画家？ “画室是实验室”的说法，当时引起青年画家们的赞赏，2001年，广东省美术馆馆长王璜生联合皮道坚教授策划了“中国1980－2001实验水墨二十年”大展，并邀我参加，但规定我参展的作品，一定是前20年（1960-1980）创作的，这代表了40年间的第一个阶段，大都偏重于抽象形式。第二个和第三个阶段有部分重叠的是观念水墨与水墨装置，其特点由其名称可以想象。1961年，我提出“中国画现代化”时就已强调，中国画家都说“笔墨当随时代”，20世纪以来是中西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的时代，要想表现和代表这个时代的特质，中国画就必须走中西合璧的道路。  《艺术市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和象征，水墨的当代呈现已远远不再停留在纸面上，也不是由笔和墨的种种规范和技巧完成的传统样式。那么，中国现代水墨的发展如何保留民族文化的特征？关于“水墨”和“笔墨”，你觉得两者矛盾吗？ 刘国松：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主张走中西合璧之路时，就已强调我们首先要找到我们的立足点，也就是我们的坐标。纵坐标是中国5000年来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而横坐标是受西方现代思潮的冲击和影响。这纵、横两条坐标的交叉点在哪儿呢？是在中国的台湾，而不在欧美。所以我要用中国水墨走中西合璧之路，而不可用油彩。因此，我们要一面在伟大、优美的绘画传统中有选择地保留并发扬光大，另一面在西方的现代思潮中有选择地吸收与彻底消化，并且一定要“完全消化”。新的传统是建立在深思熟虑后的实验中创造出来的。我反对横的移置，“无知的杂交”也生不出优秀的生命。 中国绘画革命与复兴大业，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国画家已普遍地觉醒，同时受到广大社会的赞赏。展览和研讨会的密集，画水墨画的画家也越来越多，连在西方成名的油画家赵无极和朱德群，到晚年也画起水墨画来。近来有些青年画家，把水墨当成一种材料来运用，却失掉了水墨的精神。我早就一再地强调，水墨是中国绘画的DNA，如果用西洋人的思想把水墨当作一种材料来使用，那就封杀了中国绘画的未来。所以，我认为“水墨”和“笔墨”并不矛盾。 《艺术市场》：你作为中国水墨现代化的先驱人物，对现代水墨在观念上的转变有很大的启发，许多人都向你学习过。今天也有很多艺术家在现代水墨的探索方面很活跃，你怎么看中国大陆和港、台的一批新锐的探索现象，或者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刘国松：台湾画家从事中国画现代化的探索，虽然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曾有一段热络的日子。但至1971年，我因受聘去了香港中文大学执教，没人再像我如“传教士”般地付出，保守派又处处抵制与排斥，再加上后来本土化的大肆宣扬，现代化的发展一度消沉。等1992年我再返回台湾执教后，现代水墨画家才又聚集起来，成为风气。现在有些画家已各自形成了独立的风格，冲出了台湾。70年代时，由于我出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主任，首创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水墨画”课程，从事实验创造教学，培植了一批学生，成立香港现代水墨画会，至今也有不少知名的画家。中国大陆从80年代实验水墨那个时代就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水墨画家，现在许多年轻的画家也非常优秀。我的建议是，首先要站好自己的立足点，抓住中国传统文化的DNA，再用心选择吸收消化，发扬光大地合璧，创造出个人的独特风格。 《艺术市场》：现代水墨艺术历经数十年的探索、革新与激变，如今已迈入21世纪，你对于中国水墨进入下一个阶段有怎样的展望？ 刘国松：1998年美国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巡回意大利和加拿大，也是首次展出现代水墨画，随后德国斯突卡林德美术馆、大英博物馆也相继举办了现代水墨画的巡回展。2013年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也举办了“中国·水墨”展，这说明中国富强了，全世界的眼光都集中起来了。加拿大一位汉学家早在1994年就说过：“21世纪是认同中国文化的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靠大家的努力来完成。 《艺术市场》：请谈谈你近期的创作和思考。 刘国松：一切艺术来自生活，我周游祖国的大好河山，受到不少感动。我正在试着把九寨沟秀美的水和西藏壮丽的山给我的感受表现出来，我将白色与黑色的点和线组合在中国传统山水绘画中，使老庄哲学思想的“阴阳二元论”落实在我的画面上。  刘国松 《长海的中秋夜》2017年 （请横置手机欣赏） 月雅书画中国网编辑整理推荐 ——月雅往期经典，点击以下链接直接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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