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长春观紫微垣古星图碑头“谕旨”上的龙纹 武汉长春观的天文石碑，为道教天文学家所留，上刻有“谕旨”二字。全国在解放初留有三块“天文图”碑，一块在杭州玉皇山，一块在陕西某观，一块即在长春观。现前二块皆毁于历史原因，仅留长春观一块全图碑，是极珍贵的天文学文物；石碑上记录着二十八星宿名曰紫微垣古星图。石碑镶嵌在长春观道医馆门口右侧的石壁上，高207厘米、宽82厘米。 如果没有一定的天文知识储备，单看天文石碑的内容，可能完全不知所云。天文石碑是以北天极为中心的圆形全天星图，该图为中国古代星空的三垣、二十八宿、众星官体系。在星图正中上方刻着“谕旨”两个大字，字两旁刻着蟠龙祥云图案。星图四角分别刻有“長”“春”“璿”“璣”四个字。星图正下方刻着《天皇寶誥》等80余字。  道教历来重视观测和研究天文学，素有“夜观天象”的传统。一方面是把握、探索天地运行规律，以窥天门地户之开阖时机；另一方面，观天道的目的还在于炼丹活动和节令、气候、时间上的关系。 道教从建教之初便秉承“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积极研究、探索天地之奥秘。在中国历史上，从汉至唐，道教对我国的天文学、气象学乃至历法的制订等等方面，都曾做出巨大的贡献。 天文学在我国历史上一直与农学、医药学、算学并列，号称中国古代的四大学科。其中，天文学与算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古人称之为“天算之学”。这里所说的“天”是指日月星辰的天体结构和运行的观测研究；“算”主要指根据这些天体运行的观测，进行定量分析和计算。  武汉长春观这块天文石碑内容源自于山东著名道长李理安。1935年，李理安道长游方至武汉长春观，将随身带着的一幅古代拓片献出，拓片上便是“二十八星宿天图”。长春观请来当时的刻碑高手将拓片刻于碑上，另加刻了“長春璿璣”4个字，并在长春观后山的制高点修建了一座“天图亭”，让石碑安身。上世纪50年代修建长江大桥时，京广铁路线途经长春观后山，天图亭被拆，天文石碑搬至现在的位置，碑身的破损是当时历史留下的伤痕。  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把天空中可见的星分成二十八组，称二十八星宿，东西南北各七宿。东方青龙七宿是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是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是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是井、鬼、柳、星、张、翼、轸。  “二十八星宿天图”是道家天文学的基础。石碑所刻内容说明中国很早就发现了“黄道”。古时的黄道是用二十八星宿来分区，同时二十八星宿还是“占星说”的基础——古人相信月日和行星出没位置的变化预示着人间的变化。  以二十八星宿为基础的“占星说”你可以不相信它的科学性，但二十八星宿对于现代天文学的研究都仍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现在对一些星体的命名仍沿用了二十八星宿的命名：比如金牛座著名的疏散星团——“毕星团”。毕宿就是二十八星宿之一。  长春观天文石碑紫微垣古星图有标称“北极天枢”的星辰，指明“天极”之所在。《礼记 祭法》郑玄注：“礼天以冬至，谓天皇大帝，在北极者也。”司马贞《史记索隐》引石氏云：“天一，太一，各一星，在紫宫门外，立承事天皇大帝。”“天极”为“天皇大帝”。四星与下方二星相连，组成“勾子”形状，总称“勾陈”，其“勾头”四星内中心，有一小星，就是“天皇大帝”，“勾头”四方形星座称“天皇”，“天黄大帝”是其内心之星。勾陈天皇大帝即是道教“四御尊神”之一的伏羲大帝，斗母元君之子。伏羲天皇教化古中华大地各氏族以龙为图腾，从此华夏大地后裔皆称龙的传人。 从天文学到宗教信仰，从科学探究到星宿神仙崇拜，道教玄门的玄，只这块小小的石碑之中，便能窥斑见豹。如果从道教中我们只能读到鬼神甚而至于封建迷信，那是自己的知识储备过于贫瘠，读不懂，还固闭自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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