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周纪二》 （八）

二十八年庚辰，魏庞涓伐韩。韩请救于齐。

半民：十二年过去了，魏国的老毛病又犯了，拿自己的另一个兄弟韩国开刀了。还是那个庞涓，人怎么就是喜欢反同样的错误呢？

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蚤（早）救孰与晚救？”成侯（邹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孙膑曰：“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愬（诉，求助）于齐矣。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

半民：齐威王时期，有了“邹忌讽齐王纳谏”之后的政治气候，政治清明，国力日上，人才辈出，此时已胜于魏而不下于秦了。邹忌、孙膑、田忌等，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才，此一斑即可见全豹。十四年前，齐威王和魏惠王打猎时的关于人才之“宝”的认识，到此可见效果了。然而魏惠王还是仅仅停留在“面有愧色”啊。战国时代，群雄角力，“王”的识人、用人是多么重要！

三个名臣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三种看法，“不救”、“早救”、“适当的时间救”，齐王的抉择之明，把坚持“利益最大化”的孙膑的意见选中了，这也是马陵之战胜于桂陵之战的原因，桂陵之战只是暂时打败了魏军，马陵之战却是彻底打垮了“首霸”魏国，削弱且又拉拢了三晋之一的韩国，从而最大限度的加强了齐国的力量。从此以后，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晋国终于成了平庸。

乃阴（暗中）许韩使而遣之。

半民：这是给韩国吃了颗坚持一战的定心丸，表面上帮助韩国，实际上是在“使坏”。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要让鹬和蚌使出全力去“掐”，渔翁才会以最小的力气获得最大的收获。

韩因恃齐，五战不胜，而东委国于齐。齐因起兵，使田忌、田婴、田盼将之，孙子为师，以救韩，直走（趋）魏都。庞涓闻之，去（离开）韩而归。魏人大发兵，以太子申为将，以御齐师。

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乃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二万灶。

半民：因势利导，顺水推舟，示敌以弱，减灶增兵。

三晋之兵悍勇轻齐，也不是没有原因，其一，齐晋春秋时期的鞌之战，齐军大败，国君差点成了俘虏；其二，晋国地势高于齐国，有一种天然的俯冲优势；其三，李悝变法本就是以改革军制为核心，建立了一支武卒精锐，这支部队“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履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在战国前期确实是能征惯战的。其四，庞涓确实也是个治军有方的将领，和孙膑一起师事鬼谷子的同学，除了桂陵之战被齐军捡了便宜之外，也是战功赫赫的。小视齐军也可以理解。

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

半民：贪功冒进，兵家大忌，可以自信，但不可以狂妄。

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此树下！”于是令齐师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约定）日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到斫木下，见白书，以火烛之。读未毕，万弩俱发，魏师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大破魏师，虏太子申。

半民：请注意，孙膑并不是预言家，预言庞涓必死于大树之下，而是“阴谋家”，故意将大树斫白，刻上字，骗庞涓来到此树下举火来看，而后齐军万箭齐发的。这可不是《三国演义》中“近于妖”的诸葛孔明的“借东风”的故弄玄虚。真实和小说绝对不同，这应该是我们读史的应有态度。

太子申在这次战役中，不仅被俘，而且殒命惨死，身首异处，首身分别葬于冠县县城西南的谷子头村东南和孙史村西。

成侯邹忌恶田忌，使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我为将三战三胜，欲行大事，可乎？”卜者出，因使人执之。田忌不能自明，率其徒攻临淄，求成侯。不克，出奔楚。

半民：“田忌奔楚”这件事，按照《资治通鉴》的纪年，应是周显王二十八年。司马迁在《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记载：

“三十五年（公元前344年），公孙阅又谓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下。欲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为之卜者，验其辞于王之所。田忌闻之，因率其徒袭攻临淄，求成侯，不胜而奔。”

情节相似，但年份不同，此处存疑。

而在《战国策卷八·齐策一·田忌为齐将》：“田忌为齐将，系梁太子申，禽烹涓。孙子谓田忌曰：“将军可以为大事乎？”田忌曰：“奈何？”孙子曰：“将军无解兵而入齐。使彼罢弊于先弱守于部。主者，循轶之途也，鎋击摩车而相过。使彼罢弊先弱守于主，必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然后背太山，左济，右天唐，军重踵高宛，使轻车锐骑冲雍门。若是，则齐君可正，而成侯可走。不然，则将军不得入于齐矣。”田忌不听，果不入齐。”

情节较《史记》、《资治通鉴》更多，孙膑也参与其中。只看前二者，曲在邹忌，公孙阅出了坏点子。再看《战国策》，邹忌、田忌早就矛盾重重，田忌、孙膑率军在和魏军境外作战后，孙膑预感到在国内的田忌要采取措施，劝田忌先下手为强，趁着拥兵在外，采取主动，逼迫齐王赶走邹忌，而田忌不听，终于被动，被迫出走楚国。

三者相叠，时间上、逻辑上，感觉《史记》的记载似乎有误。不过田忌奔楚应是无误，不听孙膑之言，被邹忌诬陷而“不能自明”，转而采取极端措施，举兵攻齐，（实际上是攻打邹忌）也是田忌的武人风格。邹忌、孙膑、田忌都是能人，却互相猜忌，削弱了刚刚蒸蒸日上的齐国，殊为可惜。由此也可以窥到，齐威王的变法改革没有系统性、制度性，只靠君主的纳谏和贤相良将的个人表现是远远不够的。甚至不如魏国李悝的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好歹魏国留下来“武卒”的军制，赵国留下了“骑射”的作战样式。“人亡政息”一向是中国改革失败的缩影，这几国的变法，都不如秦国，虽然，继任者秦惠文王杀掉了商鞅，但毕竟保留了商鞅的“变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