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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四冶读史。 《资治通鉴·卷二》记载： （周）显王二十八年（庚辰，公元前341年）。 魏庞涓领兵伐韩，韩派遣使者向齐国求救。齐救与不救？
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蚤救孰与晚救？” 成侯曰：“不如勿救。” 成侯邹忌主张不救，没必要与强魏为敌。 这不好，救还是要救的。不救，韩国将灭。魏并吞韩将国力大增，于齐是巨大的威胁。况且，他国有难，请求救助又不施以援手，是为不义，在国际上名声不好。 早救与晚救？ 这就是学问。 田忌曰：“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 田忌主张早救，晚了韩将被灭而并入魏。 孙膑却不这么认为。 孙膑曰：“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愬于齐矣。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 早救，韩、魏之兵还没消耗疲敝，齐将要直面强魏锋芒，没有必要过早卷入战争，期间，恐还要听命于韩；晚救，恐韩国支撑不住被灭，齐再救，则无意义。什么时候救，火候的掌握很重要。 乃阴许韩使而遣之。 首先，要告诉韩使，齐肯定是要救韩的，以坚定韩决战到底的决心，韩有齐的支持，定会死战到底的。 韩因恃齐，五战不胜，而东委国于齐。 等到韩国拼得快要亡国的时候，韩必东面而愬（读如诉，意思也是诉）于齐。如此，一则可以削弱韩魏；二则可以主导战争的进程和规模；三则“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 齐救韩的目的并非出于善心，也并非希望韩好，只不过是想通过韩牵制魏，最好的结果是让韩魏斗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如此，齐则利于不败之地，至少少了两个争雄的对手，这对齐才是大利。 其次，才是发兵救韩，但为了降低风险，还需要南结楚、西连秦、北同赵，组成联军救韩。当然了，此时的秦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卫鞅的变法，未必有精力参与，但这也不妨碍联合他国救韩。 听了孙膑的建议，齐威王茅塞顿开，只说了一个字。 王曰：“善！”
所以，韩非说，儒家那套仁义是行不通的。 孙膑，当时的定级谋士，思虑的全都是利，完全不顾及韩魏斗得你死我活、血流漂橹的惨状，哪有仁义。春秋时期，墨子走了十天十夜，磨破了十数双鞋，赶到楚国阻止功宋，不图利，只为止战。 成侯邹忌恶田忌，使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我为将三战三胜，欲行大事，可乎？”卜者出，因使人执之。田忌不能自明，率其徒攻临淄，求成侯。不克，出奔楚。 邹忌，齐国的重臣成侯，赤裸裸的阳谋，设计诬陷田忌，不谈仁义，只为行诈。孔夫子在，恐怕会气得直跺脚。 卫鞅将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御之。 军既相距，卫鞅遗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 公子卬以为然，乃相与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袭虏公子卬，因攻魏师，大破之。 商鞅，秦国的变法名家，以年少交好、乐饮罢兵诱骗魏将公子卬，伏甲擒拿，借机攻破魏师。常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更何况将帅，这还有何诚信可言？回想当初，为了增加立法的公信力，置金以徙木而立信。同为信，两手操作，未将信作为立身之准则，而是作为攫利的工具。因利诱导，可信可不信。这一行为，却是兵道。兵者，诡道也。
子曰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輗，读如ní，古代牛车车辕前面横木上的木销子。軏：读如yuè，古代小车车辕前面横木上的木销子。 没有輗和軏，车就不能走。故人无信不立。 这一点，韩非看得更透彻，所以，给出的解决方案也是严酷的。 韩非的立法，为君而非为民，君权已凌驾于法之上，但这为中央集权提供了可行的方式。据说，秦始皇看到韩非的著作，爱不释手，为了得到韩非，不惜发动战争。讽刺的是，深知人性之恶的韩非，却死于人性之恶，不亦悲乎。 参考资料： [1]司马光《资治通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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