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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蔡氏意学 一、清学用汉学替代宋明理学，是用错误代替错误
宋明理学的贡献是，正如宋明儒家自己所宣称，是重新接续了中华道统，这个道统自孟子时就中断了。何谓中华道统？就是认为人生而圆满，生而善，人生和社会的意义就在于顺应和发挥人本然的、内在的心性。这个道统的传递路径是自伏羲起，经黄帝、神农，至尧舜禹，再到商汤，周的文王、武王、周公，然后到孔子，最后传至孟子。
中华道统传递序列中的个人，应该被看做时代的代表，不是说中华道统真的是经过几个人单线维系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道统序列到孔子时发生了一个根本变化。孔子之前的道统承载者都是“圣王”，用现在的话说，都是政治家，国家元首，而孔子却是一个学问家、教育家。也就是说，孔子之前，中国的道统是贯穿于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中，而孔子之后，道统开始学问化、学术化了。
这就涉及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化，断裂式的大变化，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礼乐”指的是社会形态，而且是内含道统的社会形态，“礼崩乐坏”就是传统的道统社会的崩溃。为什么会崩溃，是受到一个新的外来文化的冲击，经由北方游牧民族而传来的法家文化。在法家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整个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利益化、专制化了。
孔子的贡献就在于，当传统的道统社会崩溃时，他把记录传统社会的经典整理出来，并进行解释，然后以此为教材，开馆授徒。传统社会就是一个道统社会，记录传统社会的经典的要义当然就是道统。孔子整理《五经》，实质就是在整理道统，开馆授徒，所传授的也是道统。
孔子之前，中国是没有独立的学术，相应也没有独立的教育。学术和教育是内含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之中，尤其是政治活动之中。孔子之前的政治的核心实质是教育，或者说那时中国的政治模式就是“教育政治”，政治家、官员，实质就是教师、教育家。
礼崩乐坏后，“教育政治”的政治模式消失了，而被一种新的政治模式所取代，就是“法治政治”，其文化和思想基础是法家。在“法治政府”中，政治家、官员都不再是教师和教育家，不再是道统的承载者，而是立法者和法官和警察，制定法律和制度，并且以暴力为后盾，强制法律和制度的执行。
秦始皇灭六国成立的秦政府是典型的“法治政府”，但是，传统上的一些政治习惯尚未完全消失，譬如秦朝就有“以吏为师”的说法。事实上，“以吏为师”是秦以前中国传统政治的典型做法，秦政府进行了继承。但是，这句话的内涵在秦朝却发生了本质变化，因为秦朝的老师所教的内容是法律、守法，而且其背后的保障也不是道德感化，而是暴力、专制。
也可以这么说，春秋以前，中国的“道统”和政治是一体的，但是，春秋之后，尤其是秦朝以后，道统和政治出现了分裂、分离，政治不再遵循道统，至少不再单纯遵循道统。但是在这同时，独立的学术、教育出现了，并且学术和教育的宗旨就是传承道统，学术和教育与道统是一体的。即中国的学术是“道统学术”，教育是“道统教育”。而孔子就是“道统学术”和“道统教育”的开创者。
但是，在法家思想，以及在春秋战国时期所出现的其他流派的思想的冲击下，在孟子之后，即便学术意义上的道统也难以维系，这就是后来唐朝以及宋朝儒家所说的道统的中断。
到了北宋，一流的学问家们开始致力于道统的重建，宋明理学开始出现。宋明理学所致力接续的，是由孔孟所开创的以学术、教育为形态的道统，其重建的方式也是学术的创新、思想的创新，其结果就是一种崭新形态的学术出现，就是“宋明理学”。
在形式上，宋明理学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实现了对自孟子以来中断的中华道统的接续。最典型的表现是，开始重新相信孟子的“性善”说，重新相信人生而圆满，重新把尊重、顺应和发挥人本然的内在心性作为人生和社会的最高价值和意义所在。
但是，宋明理学对中华道统的接续，更多只是在形式上，并非完全在内涵上。因为宋明儒家受到了佛教、道家以及当时的其他宗教的影响，而对心性进行了虚构，对心性进行“理化”。宋明理学的“理”，内涵与孔孟所讲的“理”有本质不同，是一个先验的哲学，甚至神学实体，非常类似于基督教的“真理”和“圣灵”，是一个绝对善的东西。然后，再把这个“理”放置到人“心”之中，这样人心就是含有“理”的，因此也是绝对的善，绝对圆满。
因此，宋明理学实现对人心的绝对信任，让人们对本然心性拥有绝对信心，是通过哲学、甚至神学的方式实现的。虚构一个哲学、神学实体，并把这个虚构实体植入人心，对人心构成支撑。
宋明理学的这种对“理”，以及对人的心性的虚构，导致一些问题。程朱理学导致的问题是“支离”、“逐物”，在阳明心学所导致的问题是“空疏”、“狂悖”。由于心性是虚构的，而非真实的，讨论心性就是讨论一个虚构的东西，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因此是“空谈”。
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弊端到了明清之际让人觉得无法忍受，于是，当时的大学问家都表示不满，认为学问应该由“空谈”转向“实学”。同时，他们还认为，宋明理学偏离了孔孟之道，应该超越宋明儒家，而探求和恢复真正的孔孟道统。
宋明理学固然有问题，有错误，但是清朝的儒家却为解决这个问题，却陷入了另外一个极端，而出现了更大的问题，犯了更大的错误。在最基本的立场上，清儒和宋明儒是一致的，都是为探求和恢复中华道统、孔孟之道。但是，作为后来者，清儒不是考虑接续宋明理学，站在宋明理学的肩膀上去做事，而是要越过宋明理学和宋明儒家，去另立炉灶。
宋明儒家明明说，中华道统至孟子就中断了，这意味着孟子之后的战国，以及后来的汉唐时期，对孔孟和儒家经典的理解都是有问题的，都是不纯正的。但是，清儒偏偏说汉朝的学问就是真正的孔孟之道，在早期，他们干脆称自己的学问、学术叫“汉学”。
清儒认为，宋明儒学因为空谈心性不是儒家之正宗，正宗的儒学就是孔孟本人的学问，孔孟本人对《五经》的解读。但是，在孔孟时代直接流传下的文献很少，甚至没有，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文献资料，其直接成书都是在两汉时代。也就是说，从直接成文、成书的角度而言，汉朝的文献就是最原始的材料。同时，清儒还认为，汉朝“去圣不远”，即距离孔孟的时代还不算太远。于是就把汉朝的文献当成孔孟时代的文献，把汉朝人对五经和孔孟的解读，当成正宗的孔孟思想。
于是，清儒就把学术重心放在对汉朝文献的复原上。这种复原工作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恢复已经流传至今的经典在汉朝的原意，即汉朝人对经典的理解；第二，复原汉朝时期存在，但是后来却消失的文献；第三，识别汉朝时，以及后来出现的造价文献，即伪书。这就是“汉学”的工作内容。
那么，清儒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如何建设“汉学”的？答案是文字考据。具体是，通过阅读各个时代的全部文献，来考察文字含义，甚至音韵上的变化，来考究其含义的变化，一直追溯至汉朝。因此，“汉学”又叫“考据学”。“汉学”是从内容上说，“考据学”是从方法上说。
考据学、汉学，注定是一场悲剧，因为，在一开始他们就搞错了，在“汉学”中去需找真正的中华道统、孔孟之道，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宋朝的儒家，甚至唐朝的韩愈已经明确指出。在“考据上”一丝不苟的清儒恰恰不去认真地对待和考究这些说法，无端地选择无视和否定。
整体而言，在“道统”上，在学术上，汉朝所面对和继承的是一个“烂摊子”，“乱摊子”。因为，汉朝是继春秋和战国而起，而春秋战国恰恰是“礼崩乐坏”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断裂期、混乱期。学术、教育的的出现本身，就是这个场历史大崩溃、大混乱、大断裂的产物。汉朝只是结束了社会的混乱，学术上的混乱汉儒却无力结束。
汉学混乱的典型表现是，汉学是在民间兴起，而且存在诸多流派，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规矩和理解。“汉学”其实就是“经学”，即对《五经》文本的传承和解释。在西汉初年，《五经》是流布于民间的，而且一家一经，一经多家。朝廷、官方是没有学问的，也没有书。学问家全部是民科，“官科”压根就不存在。这对现代人而言简直不可思议。认清和理解这一事实对真正地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至关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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