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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微言文（甲骨文金文）、文言文、白话文”，是中国“文、字”的完整谱系。“文”和“白话文”处在这个谱系的两个极端。“文”完全和语言无关，是没有发音的抽象符号系统，而“白话文”则与语言完全对应，是语言的符号化。“微言文（甲骨文金文）”是“文”和语言的初步结合，也是汉字的原始形态。此时“文”的特征还很明显，与语言高度不同步，因此非常难以理解，需要额外的、配套的补充和解释才能被理解。“文言文”则是金文在春秋时期发生进一步语言化变革的产物，在与语言的同步性上大大提升，但是，依然抵制彻底语言化。彻底的语言化革命要等2500年之后的新文化运动。
具体来说，从甲骨文金文跃升到文言文，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字的总数量大大增加了，二是句子表达更接近口语了，三是字形和义项发生的巨大的改变，很多字的原始字形和义项迅速消失了。
正是因为原始字形和义项的消失，导致到了汉代，人们已经不知道汉字的真实字源了，从而也弄错了汉字的基本性质。“字”是从“文”演变而来，“字”的最初成形，也主要是对“文”的直接借用，主要是对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的借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字”的本质在“文”，在契约符号，在结绳和书契符号，而非如许慎所说是象形。
因此，从孔子至西汉，一直都属于汉字的变革期，也是“文章”的草创期，学术和教育的草创期。进入西汉，算是草创期的结束，开始对经典的文章化、文字化做系统的整理。但是，汉朝人对过去的历史并不了解，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在秦朝之前，或者在春秋之前的西周，中国存在成熟的文字系统、文章系统、学术系统、教育系统，只是这个时候随着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被破坏了，然后秦始皇在最后又踢上一脚。对于原本有成熟文章形式、文本形式的经典不得不口耳相传。
事实上，在汉以前并不存在成熟的文字、文章、学术、教育系统，这样的系统恰恰是在汉朝形成的。汉朝的文字、文章、学术、教育系统，是中国独立而成熟的文字、文章、学术、教育系统的最原始形态。
既然汉朝学术是中国学术最早的形态，当清朝儒家企图通过考据对中国学术追根溯源时，将目标放在汉学就是合理的。因此，清朝的考据学也叫汉学，考据是手段，汉学是内容。
但是，恢复汉学依然不是清儒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恢复真正的“道”，即恢复孔孟之道，中华道统。但是清儒做了一个错误的假定，认为汉学与“道”等同。
而关于道统，唐朝的韩愈以及后来的北宋儒家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中华道统至孟子就中断了。以北宋四子以及后来的朱熹等代表的北宋儒家，学术目的就是接续自孟子中断的道统。但是，宋明理学对道统接续的彻底实现仅仅在形式上，而在实质上则出现对“理”的虚构，以及“心性”的虚构，导致出现“空谈心性”的弊端。
不过，整体而言，宋明理学是瑕不掩瑜，尽管他们做的还不完美，但是在大端上，他们的确真正接续了中华道统，让人摆脱对外物，对他者的迷信，重建对人自身的信心，重新让人们相信人生而圆满，人生和社会的意义就在于尊重、顺应和扩充人的本然心性。
然而，清儒却无视大局，因为宋明理学中存在瑕疵，而对其采取极端的批评、无视和否定，对宋儒的道统自孟子以后就中断的说法也置之不理，而一意孤行地把汉学与道统等同。因此，有清一代的学术相对宋明理学而言，格局都是偏狭的，这也导致清学整体而言是非常混乱的，甚至最后走向虚妄迷信，污蔑历史和经典。这是中国对自己的传统最终信心崩溃，中国传统文化出现系统性崩溃的主要原因、内因，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只是次要原因、外因。在这一点上来说，清儒是历史的罪人。也可以说，是在清儒和西方列强的联合夹击下，才导致中国传统的文化的崩溃。清儒在内部攻击，西方列强在外部攻击。
因此，中国要复兴传统文化，要恢复中华道统，就应该接续宋明理学。清学的出现，可以看做道统的再次中断。但是，对清学、清儒也不能完全否定，他们对宋明理学弊端的分析和批判，还是非常有价值。清儒的本意也是探寻真正的孔孟之道，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破坏大于建设，最终意外地引发整个传统的崩溃，这是他们也不愿意看到的。
当然，接续宋明理学也并不是完全无视清儒、清学，恰恰相反，有要站在其肩膀之上，把清儒所提出而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解决了。清儒有能力提出问题，但是却没有能力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要继续清儒、清学，在接续清学的基础上，接续宋明理学。 （本文为《清朝学术与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字和学术简史》的第四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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