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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产生的背景 在心理学界，没有一个心理学家会完全只受存在主义哲学观的影响。存在主义观念只是一套对生活的态度或者看法，而不是统一的体系。19世纪末，丹麦的哲学家克尔郭尔和德国的尼采，两人虽然存在巨大差异，但是他们奠定了存在主义的基石。进入20世纪，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继承并发扬了他们的思想观点。在心理学界，一些心理学家尝试将存在主义观念整合入心理治疗之中。欧洲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宾斯万格尔、弗兰克尔（Victor Frankl）、伯斯，将这些观念传入二战后的美国的有罗洛。梅和其后的欧文。雅洛姆。 存在主义心理学的兴起是对当时流行的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两大流派的反思，两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人性的还原论和决定论解释。也就是说，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心理学以不同的方式认为我们受制于过去的经验，可以说他们经验对个体的影响。因此，在关于个体成长的阐述上，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与较传统的强调适龄阶段的心理动力学或认知模型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科学的还原主义对（内在）主观性 存在主义心理学家认为，在人们试图解构个体时会丢失一些其它的线索，因此他们认为在研究人类时所谓的“客观”科学方法存在缺陷。他们不主张分离主体和客体、不主张分离过去经验和正在经验的事情（意向性）。克尔郭尔认为真理无法从与经验相割裂的事物中获得，只有当我们以个体对经验的知觉为起点，才能获得真理。因此，存在主义心理学以“生活经验”（lived experience）为研究起点。现象学派要求我们忽视或者不理会“客观真相就是真理”的观点，主张研究应该始于对即刻体验的关注、在不解构的基础上理解经验（现象）。存在主义心理学吸收了现象学的这一观点，将现时和主观体验视为研究的起点。 科学决定论对自由的选择 存在主义心理学家强调自由和选择，虽然他们也承认现实生活存在诸多局限。但是他们认为虽然环境限制着我们，但我们不总是环境的受害者。我们并非简单的由过去、由生物因素或社会所左右，通过选择我们可以创造自己。罗洛。梅曾在1953年描述过“自我意识如何赋予个体力量，超越刺激——反应得固定模式，通过短暂的停顿对刺激和反应施加影响，并进而主宰自己反应的方式。 因此，我们时刻面临着选择，萨特声称生活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生活注定了我们必须选择，根本无法逃避。存在主义者的目标是接受个人自由选择的责任，这种观念使原来的“决定论”立场变成了对“命运”的掌控。萨特认为“我们就是我们的选择”，对个人责任的逃避将导致“非真实”或“不诚实”。所以，个体的成长并非从此阶段发展至下一阶段，而是意识的不同形式的发展。 “抛掷” 存在主义认为，作为人类，我们是被抛弃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们无法控制出生的时间、无法控制我们的环境。所以，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很多选择已经被事先设定了。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无法选择我们的基因、也无法选择出生的家庭。 存在主义者强调我们必须接受生活中的这些既定因素，以及个人的种种限制。萨特将此命名为“事实性”（facticity），宾斯万格尔将此命名为存在的“根基”(ground)或者“抛掷”（throwness）。他们认为只有关注到这些既定条件，我们才能真实地确知自己能够改变什么。弗兰克尔曾生动地描述了当他和其他人被关押在集中营，在体会到自由的有限后，这种觉知如何帮助他们学会充分离用剩余的有限自由，获得生存的能力。与此相反的是我们认为自己别无选择。马蒂曾说道：“对存在主义者而言，精神病理学的核心是对可能性和必然性的混淆。”处于此种情景下的个体缺乏承担自己命运的勇气、缺乏真实生活的勇气。 真实性 存在主义者认为，人性特征之一就是寻求存在的真实（authentic）的获得，这也包括思维和觉知。活得真实就是为自己确定生活的意义，并据此行动——成为我们。存在主义者认为生活本身不存在固有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接受生活的无意义，并在漫长的人生中为了创造自己独特的人生意义而全力以赴。弗兰克尔援引尼采的话说道：“人唯有找到生存的理由才能承受任何的境遇。”萨特认为个人的存在就是虚无，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没有——实体——状态”（no-thing-ness），在此他强调存在缺乏固有的本质。他意味深长地将我们创造自己的积极活动称为“存在先于本质”。 本体论的焦虑 由上可知，无论先天因素如何，生活始终是不断选择的过程，而对自由选择的承担是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存在主义者所说的“本体论的焦虑”（ontological anxiety）或者“存在焦虑”（anxiety of being）。虽然人们会通过拒绝体验自由试图逃避焦虑，但只要是人类，这种焦虑就无法避免。在短期内，人们也许可以通过放弃责任感、遵从他人意愿行事以摆脱“存在焦虑”。但是，这种非真实的生活将伴随着存在的罪疚，或者后悔失去的机会。存在主义者认为，我们经常需要面临严峻的选择，要么选择我们熟悉的，要么选择我们陌生的。如果选择了陌生的未来，将会不可避免的产生存在焦虑；如果选择了熟悉的过去，那又会有存在的罪疚感。因此，罗洛。梅等存在主义者认为理想和真实的生活就是有勇气选择未来，并且承受存在的焦虑。 存在主义者认为存在焦虑具有几种不同的源头，主要是围绕着死亡、自由选择、孤立和无意义感。雅洛姆在1980年曾经将上述源头界定为“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s）
面对上述种种存在焦虑需要勇气，并且每一个人都由于失去的机会而具有或多或少积累的存在罪疚感（guilt）。重要的不并不是去否定，而是承认，因为否定只能导致存在的非真实性。我们无法通过否定和服从来永远的躲避焦虑。任何躲避只会导致罗洛。梅所说的“神经质焦虑”和罪疚感。正常的焦虑是生活和成长中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我们只需要接受和忍耐。但是神经质焦虑是无法直面焦虑的后果，它将导致个体极易焦虑，并将和个体的整个存在相关联。 在世界之中存在 对存在主义者而言，“存在”即宾斯万格所说的“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the-world）是积极决策的过程，是惟有人类才有的体验，并非罗杰斯所说的万物皆有“实现趋向”。“在世界之中存在”的说法强调了人和环境都是整体的部分，无法将两者割裂。它也同样强调了对两者的主观体验。
“在世界之中存在”具有三种不同的方式：“生物场（Umwelt或world around）、“社会场”（Mitwelt或with world）和“自我场”（eigenwelt或own world）。他们并不是指一些共有的客观现实，而是指主观体验。所以，生物场是指个体与生理需、驱力和本能的联系；社会场是指个体与社会、人际的关系；自我场是指个体的自我觉知与自身的关系。罗洛。梅在1983年强调人类同时生活在这三个场中，因此理解个体就必须同时思考这三个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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