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古有碑无帖，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尝以获王羲之《兰亭序》，模刻石板，始有法书墨本者出。唐太宗裦集二王墨迹，惟《乐毅论》为石本，当为刻帖之始。南唐烈祖李升升元二年（938），出秘府所藏王羲之真迹，刻为四卷，为《升元帖》，乃刻帖成部之始。 黄丕烈旧藏宋拓石刻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 （宋）薛尚功撰 宋搨本。存十二卷（七至十六、十九至二十）。六册。作者薛尚功（生卒年不详），字用敏，钱塘（今属杭州）人。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可知薛尚功南宋初尝为通直郎佥书定江军节度判官厅事，可以推知薛尚功的主要社会活动期，当在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今所见其《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端下题，只署“钱唐薛尚功编次并释音”，未署任何职衔，足见他并不热心那微不足道的衔名，而是矢志仓籀蝌蚪，故深通籀篆，尤善钟鼎铭文。 卷端 宋曾宏父《石刻铺叙》卷上《钟鼎彝器款识帖》表明林师说有过江州仕履，在任时命公使库上石镌搨本州岛佥判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曾宏父与薛尚功是同时代人，只是稍晚一点。又是江西人，又有同好，故对薛《帖》记载信实。 清阮元《定香亭笔谈》卷四说薛氏《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宋时为石刻本，故有法帖之名”。清沈嘉辙《南宋杂事诗》卷五于“彝鼎云雷考鉴精”等诗句下小字注云：“《历代钟鼎款识》，由南宋钱塘薛尚功手摩款识之文，凡二十卷。笔墨最为精妙。其讨论有出于《博古》、《考古》二图之外者。此卷流传不专一氏，迄未有刊本”。表明薛氏《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宋代只有石刻传搨之本，而无习见的木刻本行世。 薛氏《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问世后，盖以两种形式流传。一种是薛氏手摹真迹本仍在流传。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二《薛尚功》条可证薛氏《钟鼎彝器款识》确有真迹本传世。至明代不仅有抄本，而且有明万历十六年（1588）万岳山人刻本、明崇祯六年（1633）朱谋垔刻本、清嘉庆二年（1797）阮元刻本等，盖都属于这一系统。 另一系统，便是绍兴中在江州上石的镌搨本。这个传本的卷数，晁《志》、《宋史艺文志》等多种书目，都著录为二十卷，但自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起，也颇有几种书目著录为十卷本。清孙诒让在《籀庼述林》卷六《薛尚功钟鼎款识跋》中的考辨澄清了很多疑虑，可知绍兴中定江所刻原石在南宋中叶以后既有残损，故所谓十卷本者，乃是残本，非是另一全帙。 今见嘉德之本第一册七至八两卷，“敬”字凡三见，皆缺末笔避讳；第二册九至十两卷“弘”两见，亦缺末笔避讳；第四册十三至十四两卷“敬”字一见，缺末笔避讳；第五册十五至十六两卷“敬”两见，“殷”字一卷，亦缺末笔避讳；第六册十九至二十两卷“弘”一见，缺末笔避讳。 “敬”字避讳 “弘”字避讳 “殷”字避讳 我们知道，宋代立国之后，尝追尊翼祖简恭皇帝名“敬”，故规定“敬”字要行回避；又追尊宣祖武昭皇帝名“弘殷”，故遇“弘”、“殷”两字也都要回避。宋代刻书，包括南宋刻书，回避宋代远祖和北宋已祧皇帝之讳的现象普遍存在，只是有时不甚严格而已。此《帖》出现的讳字及有避有不避者，符合南宋避讳的通例。 “敬”字避讳，“弘”字未避 卷八“齐侯钟”释文“齐之中世，桓公之业替焉”的“桓”字缺末笔，回避的当是北宋末帝钦宗赵桓的名讳。钦宗没做几天皇帝，便遭金人破汴，北宋灭亡，同乃父徽宗一道成了金人的俘虏，遭遇悲惨，令人同情。所以南宋刻书，特别是官刻之书，其他帝讳有时可能出现马虎，惟钦宗的御名、嫌名之讳，几乎没有不行回避的。大家知道，南宋首帝赵构，乃北宋徽宗之第九子，而钦宗则是高宗赵构的异母弟，对钦宗遭遇十分惋惜，因而也十分敬重。 “桓”字避讳 建炎元年（1127）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即皇帝位。“辛卯，上谓宰执曰：‘少帝事上皇仁孝升闻，爰自临御沉机渊嘿，圣不可测，乃遭厄运，蹔为北狩，朕念手足之恩，常若神会。’”（宋熊克《宋中兴纪事本末》卷一上）。帝既如此，上行下效，所以南宋刻书多避“桓”字，以及与“桓”字同音之嫌名讳，以示敬重。江州公使库石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亦回避此字，正是彼时的风气，亦从侧面证实绍兴十四年此《帖》在江州上石，是凿实可信的。 所以讳字的出现，证明今嘉德所获《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必定搨自宋石，否则不会存在这多宋讳之字。而据前边孙诒让所说，宋石在南宋既已残损，并有“入元毁以累塔”之说，进一步证明今嘉德此《帖》非但搨自宋石，且必搨在宋石残损之前，所以说它是宋搨，绝非信口雌黄，臆随人愿。 此《帖》更有黄丕烈朱笔手跋。《跋》称：“宋石刻江州公库本《钟鼎彝器款识帖》，存七、八至十五、六卷，又十九、二十卷，共残帙六册。相传为常熟归氏物也，五柳居偶得之而售于余。明时两刻，近时重刊，皆未溯源石刻，余故珍重获之，此诚希世之寳，岂可以残帙忽视乎！壬申除夕前六日。复翁。”此《跋》凡七十九字。加上年款、署名九字，共八十八字。如此简短的识语，却有丰富的内涵： 黄丕烈跋 一是正面肯定《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是宋石刻江州公使库搨本；二是公示其时的残存卷数一共是十二卷，六册；三是公布来源，相传为常熟归氏旧物，为吴中五柳居主人所得，并转售于黄丕烈；四是以明时的两个雕版印本及近时阮元所刻之本，均未溯源此宋搨石刻之本，道出其乃希世之宝的真实认定，故珍重获之。此跋写于嘉庆十七年（1812）除夕前六日，其时黄丕烈四十九岁。 跋前右上角钤朱文“千顷坡”长方小印。黄氏尝有“小千顷堂主人”印，因知此“千顷坡”亦是他的藏书印。跋后钤白文“黄丕烈印”。黄丕烈的审定意见，不能小视。
黄丕烈朱笔跋语中赞为“希世之宝” 黄跋中有“相传为常熟归氏物”一语，说的是此件《法帖》在他得到之前，相传是常熟归氏之物。归氏，乃常熟富户。其始祖是唐翰林学士、兵部尚书归宣公。归宣公名崇敬，字正礼，谥曰“宣”。至清初，又有归宣光字念祖者出，后其三子归朝煦，字升旭，由广东布政使经历，升陨阳通判。所以孙星衍玉海堂刻本序中说“曩客中州时见薛氏《钟鼎款识》石刻本于归河丞相朝煦处”。因知黄氏丕烈跋中所说“相传为常熟归氏物”，不是空穴来风。 事物常常是此消彼长，当着黄丕烈家由盛转衰之际，吴中汪士钟家正方兴未艾，遂使黄氏士礼居许多珍藏又流转到汪氏艺芸书舍。宋搨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便是其中的一种。汪士钟，字阆源，长洲（今苏州）人。相传尝官户部郎中。所建藏书楼名艺芸书舍，位于苏州最为繁华的山塘街。嘉庆时江南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周锡瓒、顾之逵、袁廷梼所藏，皆归之汪氏。《吴县志》杂记类说“黄荛圃孝廉殁，其书为汪观察士钟捆载而去”。
汪士钟艺芸书舍木匣 而当太平军的喊杀声逼近苏州时，汪氏又合家避难逃离，舍中宋椠元刊又被左邻右舍的奸佞小人趁火打劫。至若宋搨《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转归何人，可从清嘉庆二年阮元所刻《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朱善旗的跋文中得其线索： 跋曰：“同郡魏塘程兰川通守文荣，藏石刻江州公库本薛氏《款识帖》七、八至十五、六，又十九、二十卷，共残帙六册。向为汪阆源观察得之黄荛圃孝廉丕烈家……。”跋后钤白文“朱善旗印”。又云：“风溪程兰川别鴐，止携第十九、二十两卷石刻共一册来都。予以日本纸手自影抄一通，存予所临碑帖类。故此册讹字不复改，以另有摹本故也。己酉（1849）二月十九日。建卿又志。” 跋中所言之程兰川，名文荣，字鱼石，号兰川，嘉善（今属浙江）人。清代道光、咸丰间的书法家、金石学家，对帖学情有独钟，一生搜藏多种宋元碑帖，撰有《南村帖考》。咸丰三年（1853）为江宁府北捕通判，当太平军攻城时，他遣散家属，奋勇迎敌，终因城陷而捐躯。朱善旗这篇跋文明确告知宋搨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从汪氏艺芸书舍散出后，为程文荣所得。此后沉埋无闻，不知所终。今又重光，乃嗜者幸事。
（宋）薛尚功 编 黄丕烈 旧藏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宋拓石刻本 1箱6册
中国嘉德2018秋季拍卖会 巡展 Exhibit 10/27-10/28 武汉大学 万林艺术博物馆 预展 Preview 11/17-11/19 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 拍卖 Auctions 11/20-11/24 嘉德艺术中心  |
|
|
来自： alayavijnana > 《收藏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