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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隽平/文  几年前，资深收藏家雷鸣先生放弃在长沙的红火生意，负笈北上京城，考上中国国家画院，拜师潜心学画，几年下来，其山水已经颇具伟岸宏阔、浑厚滋润之气象。本期介绍雷鸣先生珍藏的一件青铜重器——西周仲驹簋。 簋是商周时重要的礼器，宴享和祭祀时，以偶数与列鼎配合使用。史书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 仲驹簋：青铜材质，高21cm，重4.2kg，年代：西周。器，盖上、下对铭：“禄旁钟驹父作仲驹敦，子子孙孙永宝享孝”，共计铭文三十六字。  此仲驹簋体扁圆，深腹，器身与盖完整合一，器、盖相结合处上下主体饰以窃曲纹，窃曲纹上下又各饰以瓦纹，器身下部是一圈垂鳞纹，三足皆以兽头兽足饰之，腹两侧饰龙耳，一对龙耳下饰垂珥，整器造型庄严，文饰线条优美，视觉浑厚尊贵。它完全具备了西周中晚期特有的历史面貌和时代风格特征，处处体现出西周青铜艺术的最高水准，是一件中国青铜器“黄金时代”的艺术珍品，由于传世久远，其出土后之青绿锈包浆已大部脱落，露出铜色如枣皮紫斑。 此器配有百年前日本桐木包装，木匣内置锦布内胆，合盖上书“古铜龙纹敦”五字（见插图二）。盖内题有：“此器制作典雅，而饰以龙纹两耳，铜色青绿、朱斑，传世之久，而润泽可喜焉，观毕而题之。平安藏六生识。”（见图三）藏六生题鉴跋文颇具王羲之手札遗风，有“龙跃天门，虎卧凤阁”之气象，虽寥寥数字，却见大家风范，“铜色青绿、朱斑，传世之久”是他当时对这件传世之器的正确论定。 平安藏六生何许人也？此处有一细节必要一提：当雷鸣先生打开仲驹敦的木盒盖时，笔者观藏六生书法风格立即判定为清中叶嘉道时期的作品。雷鸣先生随即告诉我：藏六生的确出生在那个阶段。 藏六家族乃日本著名的金属铸造名门。初代藏六（1824-1890），出生于日本山城云烟，为秦藏六家族第一代皇家御用工艺大师、日本幕府时代末和明治时期著名的金属工艺师。其曾铸造江户时代孝明天皇的御用印章和15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征夷大将军黄金印，被尊崇为日本金属工艺第一人。之后其子孙代代相传以“藏六”为名，继承传统的器物铸造技术。四世秦藏六(1898-1984)，曾任京都金属工艺协会长。目前已经传至第六代。初代藏六在世时就广为收藏中国古代青铜器，并以中国青铜器为学习蓝本，从藏六生前书法的造诣来看，其人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人文修养已超越普通匠人，堪与中国清代书法大家媲美。笔者在欣赏此敦时，深为藏六生的题跋震撼，以至于捧着盒盖反复把玩，爱不释手。 此龙纹敦包浆中裏青绿紫斑，平安藏六生题跋又写有“传世之久”，可见是件传世器皿。然而也正因为包浆油亮，起初很多行外人误认为是民国仿品。雷鸣先生力排众议，收入笥中，后经深入研究，多方查找资料，线索逐渐清晰。  雷鸣所藏 西周仲驹簋铭文 一 清·乾隆《西清古鉴》 清乾隆《西清古鉴·二》铭文拓片 雷鸣先生首先在清乾隆《西清古鉴》中发现与其所藏造型、纹饰、铭文完全一致的古敦，名为：周仲驹敦，敦的底部和盖内皆有铭文，拓片释文曰：禄旁仲驹父作仲驹敦，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孝。《西清古鉴》对此敦描述如下：通盖高八寸八分，深四寸三分，口径六寸，腹围二尺四寸，重一百九十一两。两耳有珥，三足，铭见插图 。 乾隆皇帝十分重视文物典籍的收藏与整理，乃于乾隆十四年（1749），命梁诗正等人将内府庋藏的鼎、尊、彝等青铜器分门别类，仿效《考古图》《宣和博古图》体例，汇辑成《西清古鉴》，书成共四十卷，附《钱录》十六卷。乾隆二十年（1755）完书。此书著录清宫所藏古代铜器1529件，每器绘制一图，图后以楷书系说。绘图精审，毫厘不失，器物的方圆围径、高广轻重记载详明，对古器物的铭文均钩摹注释。考证虽兼取欧阳修等众家之说，但又非诸家所能及。书中驳斥了历代诸家之谬误，解释疑难，补充遗漏，使三代古器物如现眼前。乾隆内府刻本《西清古鉴》传世稀少，此书仍成为后世研究青铜器的重要著作。 二 清·吕世宜《爱吾庐汇刻》很快，雷鸣先生又在清代学者吕世宜《爱吾庐汇刻》（2010年7月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174页《仲驹父敦铭跋》中发现记载：仲驹父敦，周器也。三见于《薛氏钟鼎款识》，两见于《阮氏积古斋款识》，其铭同，其行一左一右亦同，惟字形大小、增减差不类耳。此敦铭字尤小，花纹精妙，当别是一器，如伯宝之卣，单从之彝，或三或五，器既不一，文亦小异，无足诧也。“录旁”，录与禄通，薛氏直释为禄；旁与房通，又与防通，阮氏以为邑名，必有据也。驹其名，仲其字，驹其驹之母或祖，薛氏辨之尤详云。道光庚寅（1830）七月佛寄生日记。 吕世宜（1784-1855），字可合，晚年号不翁，祖籍清代马巷厅金门西村，是清代闽台两地著名的书法家，有“台湾金石学宗师”之称，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厦门，晚年在厦门病逝。厦门市图书馆将馆藏《爱吾庐笔记》连同《爱吾庐题跋》和《爱吾庐文钞》，纳入《厦门文献丛刊》编纂计划之中，以吕世宜的书斋“爱吾庐”为题，汇为一册，校注出版，名日《爱吾庐汇刻》。吕世宜的这三种著述，分别代表其研经释义、考究金石及文学创作的成就，既是研究吕世宜的主要文献，又是治经读史、考研文字和临池习书者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文中有言“两见于《阮氏积古斋款识》”， 查《阮氏积古斋款识》乃清乾隆大学者阮元编录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成于嘉庆初年。在清代著录、考释传世铜器铭文的诸书中，它是成书较早、内容较好的一部。书前有阮元自序和朱为弼后叙。朱氏曾充阮氏幕友，此书之编定审释实出朱手，经阮改而成。 书共十卷，所收铜器铭文，计有商器173件、周器273件、秦器5件、汉晋器99件，共550件(阮元自序谓560器)。铭文均据拓本或摹本刊刻，每段铭文附以释文，并结合经史进行考证等。 传世的版本，以嘉庆九年（1804）阮氏自刻本为最佳。朱氏家藏原稿，旧题《吉金古文释》，光绪三十二年(1906)石印时改题《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稿本》（四卷）。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扬州仪征人。廿五岁（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成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1793年至1795年，提督山东学政，广交山东及寓鲁金石学家，遍访山东金石文物，在毕沅主持下，撰成《山左金石志》24卷。嘉庆廿五年（1820）在粤创立“学海堂书院”。道光六年，迁云贵总督，旋又晋升体仁阁大学士。在道光十八年（1838）致仕，返扬州定居，先后加太子太保、太傅。 1849年 (道光二十九年) 去世，谥“文达”。 他毕生仕宦特达，但撰述编纂工作未尝稍辍。学问渊博，在经学、方志、金石学及诗词方面都有很高造诣。 三 南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景朱刻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封面南宋薛尚功所著 明崇祯中朱谋垔重刊 又：吕世宜《爱吾庐汇刻》文所言之《薛氏钟鼎款识》，原书名《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乃南宋薛尚功所著金石考证汇编，凡二十卷。此书临摹古器物之铭辞，遂加笺释，大抵以《考古》《博古》二图为主。后世考释金文之书，多仿其体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成书。据今本统计，书中共著录496件商周铜器及15件石鼓、秦玺、石磬、玉琥上的铭文。该书编排较有条理，是宋代金石书中铜器铭文资料最丰富的一部。旧刻久佚，此本为明崇祯中朱谋垔所刊。此书第十三卷亦有仲驹簋之著录和释文。见图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扉页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目录 有载仲驹敦盖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159页 第十三卷仲驹敦释文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160页 第十三卷仲驹敦盖释文 四 宋·王黼《宣和博古图谱》另：宋代《宣和博古图谱》卷十六下对周仲驹父敦亦有著录。作者王黼（1079-1126），字将明，原名甫，赐改为黼，宋开封府祥符县人。《宣和博古图录》为中国宋代金石学著作，由宋徽宗敕撰，王黼编纂，于宋大观初年（1107）开始编纂，成于宣和五年(1123)之后，比《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略早20余年。该书著录了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收藏的自商代至唐代的青铜器839件，分为鼎、尊、罍、彝、舟、卣、瓶、壶、爵、觯、敦、簋、簠、鬲、鍑及盘、匜、钟磬錞于、杂器、镜鉴等，各种器物均按时代编排，凡二十类。对每类器物都有总说，每件器物都有摹绘图、铭文拓本及释文，并记有器物尺寸、重量与容量。有些还附记出土地点、颜色和收藏家姓名，并有对器名、铭文所作的详尽说明和精审考证，是青铜器考古研究的重要入门文献。  《宣和博古图谱》周仲驹父敦（一）  《宣和博古图谱》周仲驹父敦 盖及释文 《宣和博古图谱》周仲驹父敦二 《宣和博古图谱》载周仲驹父敦盖及释文（二） 《宣和博古图谱》载周仲驹父敦盖（二） 《宣和博古图谱》详录周仲驹父敦之尺寸、重量 《宣和博古图谱》详录周仲驹父敦 《宣和博古图谱》载周仲驹父敦 该书695-702页记载仲驹父敦有三件，但仅绘制仲驹父敦二器三盖： 在《宣和博古图谱》对周仲驹父敦有如下描述：前一器通高9寸1分，深4寸3分，口径6寸5分，腹径9寸6分，容7开9合，共重17斤6两36铭。次一器通高8寸9分，深4寸1分，口径6寸6分，腹径8寸9分，容7开5合、共重17斤，36铭。 按：西周一尺合今23.1厘米，周时一斤合今228克，则这两件敦分别为：17.6×228克=4013克，高0.91×23.1=21厘米；17×228克=3876克，高0.89×23.1=20.6厘米。 雷氏收藏的这件用现代标准测量，结果为高21厘米，重4.2千克，据此与《宣和博古图》上所载规格对比，当是这组周仲驹父敦中的一件是毫无疑问的。 关于定名——西周仲驹簋行文至此，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雷鸣回购的这件“古铜龙纹敦”的定名再做一纠正，查百度可知： 敦（拼音dūn；客家话读doi1或duì；粤音讲“堆”）是中国古代食器，在祭祀和宴会时放盛黍、稷、稻、梁等作物。出现在春秋时期，后来逐渐演变出盖。到战国时多为盖形同体。常为三足，有时盖也能反过来使用。 簋，读作“诡”（Guǐ），是中国古代用于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也用作礼器，流行于商朝至东周，是中国青铜器时代标志性青铜器具之一。据《礼记·玉藻》记载和考古发现而知，簋常以偶数出现，如四簋与五鼎相配，六簋与七鼎相配。流行于商至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用于放置煮熟的饭食。簋的形制很多，变化较大。商代簋形体厚重，多为圆形，侈口，深腹，圈足，两耳或无耳。器身多饰的兽面纹，有的器耳做成兽面状。西周除原有式样外，又出现了四耳簋、四足簋、圆身方座簋、三足簋等各种形式，部分簋上加盖。簋是商周时重要的礼器，宴享和祭祀时，以偶数与列鼎配合使用。史书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 据《礼记·玉藻》记载和考古发现而知，簋常以偶数出现，如四簋与五鼎相配，六簋与七鼎相配。 民国学者罗振玉曾专门撰文纠正对敦和簋的错误认识。根据此器造型和敦与簋的产生年代，严格说来雷鸣的这件藏品应该定名为：西周仲驹簋，而非西周仲驹敦。 无独有偶，在美国弗瑞尔博物馆所藏的中国青铜器卷一第436——439页，亦著录有“仲姜簋”，其形状、纹饰、轻重与雷鸣所藏类似，因为铭文“禄旁仲驹，父作仲姜”的缘故，定其名为“仲姜簋” （见图）。但笔者仍然倾向于仲驹簋。 综上所述，雷鸣先生所收藏的这件青铜敦为西周仲驹簋，应至少在宋或宋以前已经出土流传，阮元《山左金石志》卷1记载：仲驹敦原为清乾嘉年间张太守官五所藏，何时流向日本不得而知。 雷氏所藏的这件西周仲驹簋还散见于宋·高以孙撰《纬畧下》、明·张应文《清秘藏卷下》、清·周寿昌的《思益堂日札》46页、当代《中国古代艺术品欣赏》等书，在此不再一一详录。 判定一位优秀的收藏家，不在于他拥有多少件藏品，也不在于他拥有多少金钱，而在与他是否拥有笑傲江湖的国之重器，是否具有力排众议的眼光和魄力，就此二者而言，雷鸣先生无疑是当今收藏界难得的收藏家。我始终认为，一位中国的收藏家，如果不能工书擅画，兼修文史，关键时候只能隔靴搔痒，是不能精通鉴赏的，雷鸣先生能够激流勇退，潜心投入到绘画的学习中去，这才是通向鉴赏家的不二法门。 美国弗瑞尔博物馆所藏仲驹簋 美国弗瑞尔博物馆所藏中国青铜器卷一 美国弗瑞尔博物馆所藏仲驹簋铭文 （孟云飞转自《文艺生活(艺术中国)》 2014年第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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