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卤园（孔贞灿）款古砚探秘（二） " 鋚勒下薛氏误多弌马字"考 上期公众号介绍了笔者收藏的卤园（孔贞灿）款古砚，对砚台右侧面刻“鋚勒下薛氏误多弌马字”一行文字感到不解，本期来一探究竟。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下“卤园"(孔贞灿)为什么要在砚台上刻这样一句话，他是告诉我们什么？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了解“卤园”（孔贞灿）这个人，前文已述，“卤园”即西园，为孔尚任的族叔，也是他的老师，清初四氏学学录，当时有名的文人、收藏鉴赏家。相传孔贞灿著有《西园集》，现在已经下落不明，我们只能从孔尚任的著作文集中寻找蛛丝马迹。 孔尚任在所编写的《阙里新志》里告诉我们”四氏学”课堂所参考陈列的书籍，而孔贞灿是教授四氏学的学录，可见是博览群书的大儒。 正是孔贞灿的博学，孔尚任无论是赴京做官还是在外游历，都经常与西园老师有书信往来，网上有孔尚任写给孔贞灿的四封书信非常有趣，广为流传，前篇公众号对其中两封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谈其中另外一封： 大概是孔贞灿欲将自己的收藏珍宝结集出版请孔尚任作序跋之类，孔尚任认为西园老师的收藏之富可以媲美宋代周公，如果该书面世，则不在《过眼云烟录》之下，也不输《宣和博古图》、《参古图》等书，满院的古玩重器与所著相互辉映，斗光争彩，而自己的序跋则感形秽。孔尚任也曾自诩为收藏古玩的行家，所到之处，文人藏家好友争相拿出自己的得意之器与孔尚任分享。孔尚任为此还专门写了《享金簿》一书。让我们来看看有关对孔尚任《享金簿》的介绍和评价： “《享金簿》乃孔尚任述其所藏及经眼之书画、金石彝器等物的一部专著。其中记述有关书画题记八十二则，玉器十则，山石九则、乐器七则，请帖、钟鼎、砚池各六则以及其它各种文玩计一百五十七则。对该物之来历、出处、价值、特点等均有记载、考证。可谓孔尚任考据散文之大成，可与藏书家之善本书识、题跋、亭记同观。王士禛曾于《居易录》中记载孔尚任对某些文物考据的观点，予以首肯。其时，“汉学”尚未形成乾嘉学派，《享金簿》一书具有开一代考据风之先的的某些作用。黄宾虹等人曾在民国时期出版的《美术丛书》中予以刊载，可见其地位。”（见《孔尚任全集》第四册，这里略有整理）
孔尚任的收藏和经眼已经让我们瞠目结舌，如果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孔贞灿的《西园集》，那必将更加感到震撼！对于我们现在想要了解“卤园”（孔贞灿）款砚台上所刻“鋚勒下薛氏误多一马字”的含义也能迎刃而解，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为此我们不得为三百年前“卤园”（孔贞灿）的考证而考证。 “鋚勒下薛氏误多一马字”，首先我们要找到有关薛氏“鋚勒马”的出处。这个很容易，网上一查便知，乃宋代薛尚功所著《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石鼓文中“田车鼓”中可见！ 中华书局版薛氏《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辑存汇集了目前能够看到的最好的版本，其中有存世仅有的宋代石拓本孤本，还薛氏《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的本来面目。对比之下，浙江古籍选用的于省吾刻本也名不虚传。他们共同作证，薛氏（薛尚功）在他所著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有关石鼓文“田车鼓”中的“鋚勒”下均有一个“马”字！现在的问题是该一“马”字何来"卤园"(孔贞灿）所说的“误多”！首先我们来了解下薛尚功和他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薛尚功，字用敏，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绍兴年间（1131—1162）以通直郎佥定江军节度判官厅事。宋代金石学家，主要著作有《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薛尚功在南宋高宗时任职。此书以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为基础，广泛辑录，收集从夏商到秦汉的铜器、石器铭文近五百件，考释古器铭文，订讹考异，详加解释。汇历代考释诸家之大成，有勘误订伪之功，对考据之学颇有裨益。在宋代集录彝器款识的专著中，此书最为丰富，编次也较有条理。据南宋曾宏父《石刻铺叙》，绍兴十四年（1144）六月，江州郡守林师说为镌刻置于江州公库，计石二十四片。宋亡以后法帖原石不存。
为了验证薛氏对于石鼓文文字的辑录，我们有必要通过石鼓文的原石和原拓本来对照。这里必须要了解石鼓文的来龙去脉。 网上百科：
《石鼓》于唐代初出土于天兴三畴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放置于凤翔学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欢《石鼓》，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将其迁到忭京国学，用金符字嵌起来。后因宋金战争，复迁《石鼓》于临安(今杭州)，金兵进入汴京后，见到石鼓以为是"奇物"，将其运回燕京(今北京)。此后，石鼓又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抗日战争爆发，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迁到江南，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宫展出。 石鼓文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因为文字是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故称“石鼓文”。内容介绍秦国国君游猎的10首四言诗，亦称“猎碣”。今中国考古界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代秦国的遗物。石鼓文的字体，上乘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上看，石鼓文上乘《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铜器，铭文盖十行，器五行，计121字。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法则，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 《石鼓文》主要以拓片行世，在唐代已有拓本，惜未传。其后则以四明范钦天一阁所藏赵松雪家之北宋拓本为最古。该拓本为剪裱本，存字四百六十二字。清乾隆五十二年，海盐张燕昌曾摹此佳拓，次年作《石鼓文释存》，越一年摹于石，可惜此刻石已毁于道光十九年。 阮元重橅天一阁石鼓文宋拓本为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接近原宋拓本的，奇怪的是阮元本《田车鼓》中“鋚勒”下的字虽然接近一半模糊不见，但剩余部分清晰可见，确实像一个马字，重要的是马头下方还多了一拐类似大写的“L”。这在宋代以后流传的所有真伪拓本中这一点几乎都是相同的，没有疑问的，即便是现在已经磨损非常严重的原石上“马”字头下方的多出的这一笔“L”依然可见。除此之外，“马”字后面原石应该在既简之前还有两个字模糊不清，但是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没有收录，连空的位置都没有留下，这个说明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重点突出在法帖，就如我们今天临写古帖，只拣选其中清楚的字照着写，那些模糊的可以不去管它。前人对此也有人吐槽，说薛尚功只是集前人的各种图册，难免拼凑错讹。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如果薛尚功能够亲自看一下原拓或者原石也不至于犯如此低级错误。 马叙伦在给石鼓文《田车鼓》考证注释的时候也是认为“鋚勒”下“马”字首下有“L”一笔，它是与马字相关而不同于马字的另外一个字，而且根据先秦诗歌特点认为类“马”字重复。 对此民国时期金石专家商承祚在《石刻篆文编》一书也有比较详细的考证。 辽宁美术出版社《古篆释源》也收录了这个说文有关马声篆文，来源是《玉篇》的解释。 《石鼓文音训》认为马字非全部，可能是重文，如果作为偏旁有可能是“馯馯” 《 韶关学院学报》曾经载有徐宝贵的文章，他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基本认同商承祚的观点。 上海辞书出版社在《先秦诗鉴赏词典》一书对此处类“马”字与上同，也重文。 吴昌硕是书法大家，也精于金石考证，我们来看看他做了些什么。 我们从吴昌硕对于石鼓文的临摹和创作中，我们不但看到他既有平常我们习惯的专拣拓帖中清楚好看的字练，同时也看出作为文人，书家、金石考据专家必定要表现出自己不同于常人的地方，显示出自己在这一领域的卓越才华和地位，所以我们会看到他把“鋚勒”下那个与“马”相关的字几乎都考证个遍。 以上对于石鼓文《田车鼓》中首行“鋚勒”下有关“马字”考证似乎有点繁琐啰嗦，主要原因是无论是原石还是拓本我们能够看到清楚依然清楚，不清楚的还是不清楚，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即便是吴昌硕他的答案也是多选题，五花八门，这一点都不奇怪。 综上所述，对于“卤园”（孔贞灿）所谓“鋚勒下薛氏误多弌马字”的理解，我们认为无论薛氏的那个版本都不多一个“马”字。相反薛氏之“马”还有“缺腿少胳膊”之嫌。从历经千年的田车鼓原石上我们还能清晰可辨那个“马”字头下方那明显的类似L形的一拐，作为精于考证的薛尚功来说，应该不可不知。也许他认为从先秦诗歌的音训来说，就是一个马字读音，因为其时类似的假借字非常普遍，但是不管怎么说，薛氏武断地在“鋚勒”下安一“马”字，还是令人感到诧异和不解。“马”字后面的两个模糊不清的字，也被他完全忽略了，根本没有空白备注，表现出令人难以容忍的草率。作为清朝初期，远近闻名、到处游历的诗人、收藏家孔贞灿来说，对薛尚功的做法不得不做出批评，也许他有关的长篇论文就详细收录在他的《西园集》里，他的文房古玩太多，憋不住又把自己的考证刻写在家传的这块自署“卤园”的古砚上，希望有学识的人能够看到他的研究成果。当然，这个成果在今天的一般人看来也绝不是“多一马”字这样的可能，何况孔贞灿是精于金石这方面研究的人，可以说是什么样的拓本没有经眼？还是原石不曾看过？这种可能性几乎都不太可能有。 孔尚任在辞官回乡后，就常到孔贞灿的西园别墅和诗饮酒，欣赏各种古玩珍宝。
他对孔贞灿的“西园”有如下描述：“收貯彝鼎…海内人士谒阙里，无不过西园者”。 连这个名噪一时，自以为见过珍宝无数的孔尚任来说，相比较于他的族叔、老师孔贞灿还是小巫见大巫。“卤园”者的考据能力不容置疑，正如前孔尚任给孔贞灿的书信所言，西园珍宝集的出版不亚于《考古集》诸书，而这几种书正是宋代薛氏尚功写成《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的基本依据。这就说明了孔贞灿对于彝鼎、石鼓等文字的研究非常深入，让孔尚任这位给皇帝讲书的博士都由衷折服。薛氏“鋚勒”下的错误多在于一个“马”字，实际就是交给后人一篇考据要点，言简而意深！
孔尚任因《桃花扇》成为妇孺皆知的名人，他的一点点收藏而成的《享金簿》被后来的学者奉为后来考据学派的先河，惜孔贞灿《西园集》之不存，否则，清初以来的考据学的历史无疑将填上重重的一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