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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书画合册》（行书部分） 董其昌在当时的影响有多大呢？《画史绘要》评价道：“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他活着的时候就有一大批追随者，到了清代，影响力达到顶峰，像李世民推崇王羲之一样，康熙和乾隆皇帝对董其昌书法非常喜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董其昌书法风靡一时。乾隆年间编辑的《石渠宝笈》收录的董其昌作品，是晚明书画家当中收录数量最多的。康熙曾说：“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 董其昌草书五言诗条幅 然而到了清代中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频发，西方列强也趁机侵入中国，时局越来越动荡，祥和安宁的社会环境遭到了破坏，人人都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在危机面前，清雅秀美的帖学书风，不能适应人们内心的激烈冲突，由此，整个社会审美环境发生了转变，粗率质朴的碑学引起了人们的共鸣。特别是清末民初，民族存亡之际，各种激越的思想此起彼伏，有志之士力倡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和思想，以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 这个过程中，难免矫枉过正，对传统文化“恨铁不成钢”，不光对孔孟为代表的传统哲学思想提出批评，对文言文提出改革，甚至会迁怒于汉字，认为复杂的汉字也是落后的原因之一，更遑论董其昌这种“萧散疏秀、平淡天真”书风了。沈尹默书学二王一脉，被时人讥为“其俗在骨”，恰是当时社会审美的写照。 董其昌的影响在民国和解放初期降至冰点。特别是徐悲鸿在美术上倡导写生、写实，认为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以仿古为乐事，是中国画没落的主因，而四王肇始于董其昌，董自然也就成了重点批判的对象。徐悲鸿的美术理念在民国和新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董其昌成功的原因 董其昌成长在明朝社会最自由，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时期。他一五五五年出生后不久，便发生了著名的“张居正改革”，国家由弱变强，充满活力。他的家乡松江府文风昌盛，名家辈出，为董其昌未来的艺术发展提供了最原始的环境滋养。在仕途上，当他走进权力的时候，正赶上万历皇帝懒政，董其昌当然也可以顺应地“懒”下去，专心对待他的艺术了。不过，即使这样，政绩不显的董其昌从一介平民最终成为从一品的太子太保，在仕途上也可谓人生赢家了。他去世之后，谥号“文敏”，与赵孟頫的谥号一样，当然，一生都在与赵孟比较的董其昌活着的时候是并不知道的。纵观董其昌的一生，在艺术与仕途上游刃有余，时而进取，时而归隐，既能节节高升，也不为官场所囿，找到了爱好与职业的最佳结合点。那么，他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学霸董其昌。学霸不是个古老的名词，但用来形容董其昌再确切不过了。董其昌十七岁时参加松江府的会考，因为书写不够好而得了第二名，这刺激了好强的董其昌，他随后便把精力放在了书画上。没有想到的是，董其昌对书画越来越痴迷，对科考反倒不上心了，这可急坏了他父亲。有一年，友人拿来一把空扇请董其昌题画，这本是很平常的事，但董父却忍无可忍了，当场把扇子撕个粉碎，不允许董其昌画。在董父看来，董其昌是整个家族的希望，他应该为自己的未来奋斗。然而过了一年又一年，一晃到了三十多岁，董其昌依然沉迷书画，连个举人都没考上。一二十岁没有功名那还好，如今眼看着周边的朋友一个个都有了不错的前程，董其昌也必须努力了。恰好在三十二岁这一年，北京太学招收学生，他被录取了，于是，董其昌来到了北京，这对于董其昌来说是改变命运的一次行程。接下来他便开启了“学霸模式”，只用了一年就考中举人。第二年参加科考，北京太学的老师都认为，董其昌应该获得第一名，最后结果出来了，第二名。接着参加殿试，皇上亲自主考，董其昌名次又往后了，全国第四名，二甲进士第一，与状元、榜眼、探花失之交臂。现在想想，能在全国最重要的考试中取得第四名，应该是很不错的成绩了，但期望很高的董其昌，心情一定是复杂的。 董其昌临苏轼《杭州营籍帖》 第二，全才董其昌。董其昌是一位非常全面的艺术大师，全面不仅体现在书画成就上，更体现在文赋诗词论等各方面的修养上。我们分析古代书家，能兼擅画者并不多，这是因为，古代文人不画画很正常，但不写字则不可能。而董的意义，在于他的书法有绘画的滋养，绘画又融入到书法中，相得益彰，进而自成一家。例如他对书写中墨的实践，明显比其他书家丰富、深刻得多。此外，他还建立了自己的艺术理论体系，书画鉴定能力突出，甚至还写有不少政论文章。他的《容台集》在清代被例为禁书，这里收录了他任南京礼部尚书时所作的政论文章《笔断》，因为里面涉及到了后金而受到当局的禁毁。此外，董其昌在雅文学（如元典的收集）与俗文学（向晚明知识界介绍小说《金瓶梅》）方面表现出独到的见解。 第三，高情商。现在很流行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高情商是董其昌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我们都知道，他小时候生活不富裕，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学习，因为他结交了很多高质量的朋友，他们赏识董其昌的才华，董其昌也由此开启了顺畅的人生模式。结交的人中有达官贵人、商贾巨富，也有社会名流、收藏巨子。纵观董其昌的一生，结交的朋友极少有中途翻脸的。他们平时与董其昌赏画谈诗，遇到困难时，会及时伸出援手。更难得的是，他晚年能结交各个不同政治阵营的朋友，朋友之间可以水火不相容，但他在中间悠游自如，显示出不同于常人的交际天赋。董其昌的生命中出现过不少贵人，正是他们的帮助，让他的才华和能力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如官职做到从二品的莫如忠。董其昌和他的儿子莫是龙为知己，并一起跟莫如忠学习书法。有这样一个名望高、学问富、识见好的老师，董其昌的学书之路走得非常稳。曾经官至礼部尚书的陆树声也对董其昌给予关怀。董其昌在陆彦章（陆树声的儿子）家里做家庭教师，在任职期间，和陆家结下了深厚友谊，以后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陆家都会出手帮助他。大收藏家顾正谊、项元汴、韩世能等都很看重董其昌，董其昌在他们家，见到了很多对其艺术道路影响深远的古代经典作品。还有一个人曾经帮助过董其昌，这个帮助是一次性的，董其昌要去北京太学求学，也曾在太学上过学的人叫范尔孚，十分看好董其昌，便拿出一笔钱作为资助。以上大多是在董其昌发迹之前的好朋友，这样的友谊董其昌持续了一辈子。到了北京后遇到的贵人就更多了。比如说科考的主考官许国，非常欣赏董其昌的才华，达观禅师对他修禅影响至深。还有明代首辅王锡爵、叶向高在他遇到事情时，都会倾心帮助他。到后期，董其昌的交往更复杂了，复杂到东林党也交，阉党也交。他虽位高但不抓权，只潜心书画，不对任何人造成威胁，两头不得罪。在阉党和东林党争斗正酣时，他的官阶却从三品到二品再到从一品，被双方一步步送到人生的最高位。说到这里，很多人会对他的人品提出质疑。一个没有政治立场的人，那不是滑头吗？但是，历史总是这样，他如果有政治立场，可能就没有他的艺术。他在隐居的二十七年中，政治斗争愈加剧烈，每一个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毁掉一生。没有政治立场，使他远离是非圈，便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因此，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而是靠政治积累自身的社会地位，“是一位高明的生存者”，最终实现从政治到艺术的人生转向。 董其昌草书七绝扇面 第四，视野开阔。与显贵交往，使董其昌人情练达，思想活跃，特别是他还做过“帝师”，见过大人物、大世面，心胸自然宽广无碍。与巨贾收藏交往，使他的艺术有本，视野开阔，下笔也就不碍于一笔一画。二十四岁时，他在南京看到了王羲之的《官奴帖》，大有所悟。董其昌最开始看到的名帖都是朋友的，到后来他也成了鉴定家、收藏家，就有更多机会细细地研究和把玩书画名帖了。董其昌年纪轻轻，便在古今名帖上作诗题跋，试想当代谁会有这样的机会呢？现在在展厅看一眼真迹，可能都要排几个小时的队，更遑论把手展玩、题诗作文于其上了。 第五，禅意人生知进退。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这是那时所有年轻人的追求，年轻的董其昌也一定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借助国家平台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但董其昌与那么多文人不一样的是，他有可以依赖、退守的精神家园，那就是书画。《明史》评价董其昌：“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他的画室叫做“画禅室”，他的书房叫做“墨禅轩”。董其昌把禅理、禅意融会贯通在自己的生活中、书画里，成为伴随他一生的思维方式。也因此看待万事万物，处处有禅，处处有境，当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便不会为物所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是苏东坡的理想，时时刻刻备受政治打击的苏东坡，只能把理想寄存在诗词里。他当官十八年，归隐二十七年。当他在为官过程中，哪怕出现小小的不如意，董其昌就会直接请假回家，投入到自己的艺术世界中。我想，一个男人在巨大的权力、名利面前，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董其昌《周子通书》 第六，好学。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董其昌找到了学书之乐，就不需要人去敦促，精力、聪明才智都用到了书画上。在那个时代，科举考试才是正途，书画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但在董其昌心中，当解决了生存问题后，便可安心书画了。八十多岁时，看到一幅书画非常喜欢，然后就是惆怅：在风烛之年，没有精力再学了，但是有愧于这么好的作品放在眼前啊。活到老，学到老，从不满足现状，使董其昌的艺术一直充满生机与活力。 第七，身体好，高龄。董其昌八十二岁去逝，在那个时代是高龄了，这使他有充足的时间去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从十七岁与书画结缘，此后漫长的人生之路，各个阶段都留下了能代表那个时期的力作，如同人生的台阶，一步步随着时间的推移，超越一个又一个同时代的人，达到艺术的顶峰，在艺术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如果在行进的过程中过早夭亡，那他便不足以有如此大的成就。他这一辈子，从上海到北京，再到福建、湖北，去了很多地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赖于健康的身体。他每次归隐时都说自己身体不好，但实际上身体好得很。七八十岁时手握毛笔，热情不减当年，感觉有用不完的精力。面对艺术他从不怠懈，从不偷懒，不知是长寿成就了他的书画，还是书画成就了他的长寿。 第八，教育成果斐然。晚年的董其昌书法影响越来越大，有一大批忠实的追随者，形成了以董其昌书风为中心的华亭派，光芒盖过稍早之前的吴门书派，并一直延续到清中期。受其影响的有陈继儒、王时敏、查士标、八大山人、姜宸英、孙岳颁、查升、何焯、张照、王文治、铁保，等等，更何况还有康熙、乾隆两位帝王的推崇，这些人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有较大的影响力，反过来又推高了董其昌的成就。董其昌书风由明代到清代、由上海到全国，成为书法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提到董其昌，就不得不提到他在六十岁左右时发生的“明抄董宦”事件。说他的儿子强抢民女，最后造成了民变，一把火把他们家给烧了，董其昌仓皇逃跑，后人依此对董其昌人品产生了疑问。中国古代文人特别是艺术家非常讲究人品，比如蔡京、秦桧、严嵩的人品不好，作品就很难流传下来，更不会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从皇帝到文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切不可非左即右地把他划成大地主大恶霸打倒了事。对待这件事我们要辩证地看，不能以讹传讹。 董其昌书风 学习董其昌，不仅要了解董其昌的身外世界，更要细心感受他的精神世界、思想境界，体会他笔下的来由。董其昌一生临摹不辍。他强调：“学书不从临古入，必坠恶道。”这是他学习书法的基本观点。董的取法很广，也有比较多的临摹作品留传下来。总体来说，他从二王、颜真卿、米芾处得到的“营养”最多。
董其昌跋米芾《蜀素帖》 董其昌临帖，主张“妙在能合、神在能离”，不是亦步亦趋地追求“复印”效果，而是遗貌取神，表现出强烈的个人意趣。既能抓住原帖的精髓，又能与自己的精神气质相协调，边学边悟，同频同进。也就是说，董其昌在学习古人的时候，时刻保留着内在的自我。比如，他临米芾书作，把其中一些最有特点的笔法过滤掉了，这样米芾书法中共性的丰富的笔法被董其昌拿来与自己“会师”，强烈的个人风格却不会附加在他身上。学颜真卿也是这样，厚重的部分，粗狂的部分，都被董其昌天性的理解能力雅化，你可能看着不像，但是董其昌从中实实在在得到了实惠。当然，我并不是建议每人都要如此学习书法。董其昌自始至终是站在高处去感知经典，心中有数，凌空而取，而不是仰望着古人一股脑地信奉“拿来主义”。从某方面说，他是用自己独特的气质在跟古人对话，是天才型的、有自己独立思考的人。 董其昌主张临摹真迹，有了一定的书写经验后再临摹刻本，这样才可以看到原帖当中的用笔、用墨之法。他说：“禅家亦云，须参活句不参死句。书家有笔法，有墨法，惟晋唐人真迹具是三味。其镌石锓版，流传于世者，所谓死句也。学书者既从真迹得其用笔用墨之法，然后临仿古帖，即死句亦活，不犯刻画重佁之诮，方契断轮之意。” 品评董其昌书法，整体上透出清雅生秀的气韵，每笔每画看似平淡无奇，实则丰富细腻。对于董其昌书风，我理解整体上就只有一个字：欠。欠，是克制后的欠缺，是舍弃后的不够，是宁生勿熟的度。经典书法风格，无不有自己的尺度，创作时候过于放纵，痛快淋漓，追逐欲望，但在品格境界上，却容易落入俗套。董其昌的欠，是艺无止境的另一种诠释，只要有进取之心，理想总是在远方，眼光一直在脚步之前。他对艺术终生不倦、从不满足的探索，得到的是“生”，并因生而秀，笔下充满禅机，使人如入芝兰之室，淡雅清新，又如品赏含苞待放的花朵，给人无限遐想，丝毫没有浑浊之气，永远都是挺拔的、立起来的、充满生机的。因此，要让书法作品有韵味，手头就要留有余地，该连的地方不急着去连，该倾斜的地方不急着倾斜，用淡雅的心态去面对这些纸和墨。
董其昌跋《古诗四帖》 笔者初识董其昌时，临学的是其题《古诗四帖》跋，字非常小，但笔笔中锋宛如大字。由是我想到了《书谱》，里面相对细劲的笔画，多用中锋完成，比较粗状的笔画，则用侧锋写就，特别是有些点，作者懒得调锋，就直接擦出来。这是基于小字书写，一笔带过，也显现不出什么问题，但这样的字，受工具的限制，是不可能放大书写的。董其昌题《古诗四帖》跋的字更小，竟然没有一笔偷懒懈怠，放大看也精神威武，这样的笔法给我以深深的震撼。 因此，董其昌处处克制自己的行为，克制自己的笔法，克制自己的感情，克制自己对笔墨纸砚的放纵。在笔法上，几乎笔笔中锋，线条没有那么粗，没有那么涨，也没有那么放。董书一定是在中锋的状态下去运行，即便不是中锋，也有向中锋转变的趋向。比如，侧锋大都出现在起笔阶段，然后马上通过调整变成中锋，使不彰不显的笔画中，凝练中透出玄机，不动声色却生动丰富。也有极个别笔画是全侧锋，但这样笔画通常很短，从侧锋还没来得及转到中锋，笔画就结束了。董其昌的侧锋主要集中在起笔处，笔画的中间则非常少。“中锋取势，侧锋取妍”，这仅有的侧锋起到了调节气氛、增加灵动的艺术效果。其实远不止这几种笔法，八面出锋，才能发挥毛笔笔锋圆锥体的特点，理论上说，只要对毛笔有一定的掌控力，笔锋垂直纸面，到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中锋行进。不得笔法者，只是用了笔锋的其中一面，特别喜欢用靠近自己的这一面，写竖还好，其他笔画只能用侧锋“擦”了。因此，读董其昌法帖，会经常看到笔锋从任意方位直接入笔、随势翻转，而中锋则时时不离左右。 在笔画的运行中，行止转的调节、中侧锋使用，董其昌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提”，他说：“发笔处，便要提得笔起，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传语。”提是按中提，按是提中按。提，是董其昌用笔的基本要求，哪怕是按，都要有提的概念。只有这样，笔锋运动时的转折顿挫才能轻灵便捷、运转如意。书写的时候一定要一气呵成，由笔顺产生笔势，再由势产生气，由气而生韵。所以在书写速度上，不是平均分配，在起笔、转折处需调锋，因而要慢，笔画中间，则可稍快。就如车行高速，过快则飘，过慢则滞，都易造成危险，而在转弯处通行则要慢，否则离心力会使车辆失控。 董其昌的章法比较疏朗，如星月散布苍穹，也很克制，极少有比较大的艺术冲突，在相对平淡中娓娓道来，看似平淡无奇，但放在一起韵味顿生，如对异人，高深莫测。因为章法上没有大的节奏，董其昌的作品适合用手卷、信札等表现，可把玩、细品，不可与强势霸道者在展厅斗艳。 用墨方面，董其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直用很淡的墨。流传下来的作品里确实有特别淡的墨，从中可以看清笔画之间的丰富关联，但是，他也有用焦墨写成的作品，依然写出了特有的韵味。书写中，他不会因为淡墨下笔流利而增加牵丝引带，枯墨容易干燥也能做到墨气十足。似乎有点完美主义的董其昌，无论在什么状况下，该有的细节一个也不能少。董其昌通过研习绘画，对墨分五彩体会尤深，这才是他用墨的特点。但他墨的使用也有节制，不会让它过于跳，一定要控制在自己认可的范围之内。比如王铎的涨墨，水和纸相互生发，虽然王铎能够大体控制，但往往会有一些意外效果，这在董其昌看来是不可接受的。董其昌对笔墨的这种理性，使他的绘画和书法有一种简远的艺术意境，所以他不能大开大合地去宣泄情绪，只能书写自己的修养，书写自己对人生、对艺术的体悟。  董其昌书紫茄诗行书长卷 董其昌传世作品量大质好，形式丰富。《紫茄诗》用笔比较厚重，可以从中体会董书的大字。《杜工部诗册》写得非常有才情，浓淡枯湿变化丰富，这是董其昌少有的放旷之作。《论书帖》规范中透出趣味，《答客难》秀整中饶有灵气。其他还有《昼锦堂记》《送李愿归盘谷序》《罗汉赞诗》等都非常不错。董其昌还有很多精彩的题跋，如题米芾《蜀素帖》，题《潇湘卷》《荆溪招隐图》等都非常精彩。董其昌的楷书写得很清新，不落俗尘。他自己也非常看中自己的小楷，他说：“吾书无所不临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也”。但他的小楷同样以气韵为上，看似简单，其实写好不易。 董其昌书风在当代 从金文小篆，到帛书简牍，从历代经典，到民间残纸，从流传有续到新近出土，当代的书法取法非常丰富。甚至很多古代三流书者都受到极大关注，艺术价值被充分挖掘。比如清代的郑簠隶书，习气较重，本不是书之大道，但正是因为“不同”，与其他人拉来了距离，便吸引不少人学习并取得一定成绩。但令人疑惑的是，我们为什么对影响如此深远的董其昌视而不见呢？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董书以小字居多，写大了势弱，不适合展厅。他的书法又非常的克制，笔笔中锋，线条不够粗状，如果是手卷倒还好，如果写成条幅挂在展厅，没有大开大合，少有涨墨枯墨，视觉刺激不够，会让人觉得单薄。他的书风更不能像王铎那样有很强烈的情感宣泄，致使当代人觉得自己的情感无法通过董其昌书风进行表达。 二是董其昌的书法风格清、雅、生、秀，这对一般作者来说很难捕捉得到。学习董其昌要有较强的帖学基础，对笔法要有深刻的认识，这需要较长的过程。况且董书追求的气韵，并不是仅通过技法就可以学到，既要具备较好的综合修养，又要能思善悟，吃工夫难见效。 三是延续了民国的风气，碑学的畅达对董其昌书风的抑制非常强烈，这既有时代因素，也跟大众审美趣味有关，因此把董其昌书风和当代展览进行研究、学习和结合者少，或者说，在这方面我们缺少榜样，没有人贡献现有的成功接近他的方式、方法，没有人去引领大家靠近他。 但是当代审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展览的取向也在探索中。试想，如果展厅里的行草书到处都是张狂的自我表达，董其昌空灵有韵的书风，会不会飘出一股清气，一下子吸引评委的眼光呢。再者，董其昌书风在当代的传承，不可能真正回到过去，我们学习董其昌，不是为了成为董其昌，而是要结合时代写出自己的新风貌。只有深入进去，学而化之，为我所用，沾染』上他那种独特的清新、淡雅之气，笔下自然不会有俗气。俗是从哪里来的呢？俗是从大量低级的重复当中来。因为你停止了艺术的探索脚步，周边的风景便渐渐不再新鲜，久了便视之不见。 可喜的是，在第四届青年展上，有三件董其昌书风入展，这引起了书坛的关注。在第六届兰亭奖上，笔者以董其昌书风为基础创作的三件作品受到了专家的肯定。董其昌书风与当代展览，并不是天堑，一定有其时代特有的代入方式，让我们走近他、感知他，并在这个多元的审美条件下产生更多的可能性。另外，董其昌书风在当代被发掘得晚，反而成为了宝藏。我相信，如果走进董其昌，会发现一个新天地，一个广阔的无垠的、曾经无比繁华的，却又被废弃很久的天地。 樊利杰书法作品
图文刊载于《书法》杂志2019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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