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汉纪二》（四）

（四）

荀悦论曰：夫立策决胜（确定胜负的决策）之术，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势，三曰情。形者，言其大体得失之数也（大体情况趋势，客观情况）；势者，言其临时之宜、进退之机也（主观临机举措）；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实也（实行时的坚决程度）。故策同、事等（一样的情况，一样的措施）而功殊（不一样的结果）者，三术不同也。

半民：荀悦(148~209)，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东汉末年史学家、政论家，思想家。
　　初，张耳、陈馀说陈涉以复六国，自为树党（为了为自己多交朋友）；郦生亦说汉王。所以说者同而得失异者（提法一样，结果不同），陈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汉之分未有所定（胜负难料），今天下未必欲亡项也（项羽不是天下公敌）。故立六国，于陈涉，所谓多己之党而益秦之敌也；且陈涉未能专天下之地也，所谓取非其有以与于人，行虚惠（空头支票）而获实福（实际好处）也。立六国，于汉王，所谓割己之有而以资敌，设虚名（虚假名声）而受实祸（现实坏处）也。此同事而异形者也（一样的做法，不一样的结果）。

半民：陈涉为秦多树敌人，当时的天下是胡亥的，陈涉用空头支票换得朋友，或者至少是敌人（胡亥）的敌人；刘邦用自己的实力分封，是削弱了自己，换得了诸侯共主的虚名，分封的诸侯也会观望形势，为项羽多树敌人的同时也可能为自己多树敌人，因为楚汉僵持，胜负难料。这就是不一样的形势采取一样的做法，最后得出不一样的效果，这就是胶柱鼓瑟。
　　及宋义待秦、赵之毙（弊，相攻后留下的时机），与昔卞庄刺虎同说（一个道理）者也。施之战国之时，邻国相攻，无临时之急（情况并不紧急），则可也。战国之立，其日久矣，一战胜败，未必以（因为这次胜负）存亡（自己国家会有存亡之虞）也；其势非能急于亡敌国也；进乘利，退自保，（进取则获利，退守可自存）故累力待时，承敌之毙，其势然也。今楚、赵所起，其与秦势不并立，安危之机，呼吸成变，进则定功，退则受祸。此同事而异势者也。

半民：《史记·张仪列传》：卞庄子欲刺虎，馆竖子止之，曰：“两虎方且食牛，食甘必争，争则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死，若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双虎之名。”卞庄子以为然，立须（等待）之。有顷，旋两虎果斗，大者伤，小者死。庄子从伤者而刺之，一举果有双虎之功。

半民：宋义救赵不前，和当年秦惠文等待齐楚之争，情况不一样。因为秦、齐、楚为三方力量，齐楚相争与秦之存亡没什么关系，他们互相削弱对秦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而楚赵是一方，秦是一方，宋玉坐视赵被削弱，其实就是坐视自己削弱，因为秦灭赵，绝不会放过自己，坐等就是在浪费群殴秦的时机，唇（赵）亡则齿（楚）寒，宋义并没有看透这个现实的不同，因此，他的做法就是错误的。
　　伐赵之役，韩信军（驻军）于泜水之上而赵不能败。彭城之难，汉王战于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胜。何则？赵兵出国迎战，见可（可胜）而进，知难（看到困难）而退，怀内顾（保存自己）之心，无出死（必死的想法）之计；韩信军孤（孤军）在水上，士卒必死，无有二心，此信之所以胜也。汉王深入敌国，置酒高会（喝酒聊天，没有警惕性），士卒逸豫，战心不固；楚以强大之威而丧其国都，士卒皆有愤激之气，救败赴亡之急，以决一旦之命，此汉之所以败也。且韩信选精兵以守，而赵以内顾（不坚决）之士攻之；项羽选精兵以攻，而汉以怠惰之卒应之，此同事而异情者也。

半民：同样背水一战，井陉之战，韩信军孤军背水，不胜即死，面对的赵军却可进可退，没有置之死地的决心；彭城之战，强大的楚军要拼死夺回自己的老窝，刘邦身处险地却放松警惕，马放南山。所以表面上都是背水，但自己士气不同，面对敌军士气也不一样，当然结果就不一样了。
　　故曰：权（权宜）不可豫设（预先设定），变（变化）不可先图（料到）。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设策之机也。

半民：古今中外战争，战场形势是千变万化的，出乎你的预设情况更是随时会发生，高明的指挥者必须做到冷静观察、临机处理，而不是生搬硬套，僵化执行。正如《吕氏春秋》说得好：“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也。”

半民：但是让我奇怪的是，主持编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怎么却是一个“奉祖宗之成法”的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呢？我的答案是，司马光本质和主体是“儒”，虽然他也讲一些“兵”和“法”的东西，他不得不言兵时，只是在“兵”言“兵”，而他对“法”采取的却是保留或者否定的态度，这是他的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