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在甲午战争后流行于京师士林的人物风评。所指的人物是谁？今天的国人如果仅仅从教科书上了解那段历史的话，可能会大跌眼镜。这说的是两朝帝师翁同龢。 在今日历史教科书中，翁同龢可是一个形象高大的政治家，他是两朝帝师，是清流领袖，是主战派，坚决反对投降，是维新人士的有力支持者。 这些说法从字面上来看，没有什么大问题。但评价历史人物，远不是非黑即白的脸谱化那么简单。后世许多人评价从甲午之战到戊戌变法，总认为主战派是正义的，主和派是懦弱的；帝党是维新的，后党是守旧的。而翁同龢站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帝党中坚，自然也代表正义。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后世人评价往往各取所需，以政治立场来取舍。而在当世时，时人对一个重要人物，更着重于他的人品，他的功过。 简而言之，翁同龢是甲午之战的重要推手。他如此做并非爱国，而是因为翁氏家族和李鸿章的私怨。据说是早年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时，因为翁同龢之兄翁同书任安徽巡抚时，错用苗沛霖，而拟稿参劾，翁同书几乎丧命。他希望通过对日之战来消耗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如果清廷赢了，他是主战第一大臣；如果输了，李鸿章的政治势力自然受到打击。 胡思敬《国闻备乘》有《名流误国》条，详述了翁同龢促成了“甲午浪战”：
翁同龢的门生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的记述佐证了胡思敬之说。
“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就是借刀杀人之术。借国事而报私仇，这样做无论如何称不上忠臣吧？ 翁同龢能青云直上，固然和自己的文章之才和学问有关，更与其门第昌隆相关。其父亲翁心存也曾是帝师、大学士，门生故吏遍天下。但治国理政，文章之才并不是最重要的。翁同龢一辈子呆在中枢做官，教导小皇帝，历任各部侍郎和尚书，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那样带兵打仗、任一方封疆大吏的经验。他脑子活，会来事，却心胸狭隘，嫉贤妒能。 官场公认这位翁师傅“好延揽，而必求为己用，广接纳而不能容异己”。对崭露头角的官场新秀和才华出众的年轻人，他一副礼贤下士的面目，延揽为自己所用。如对同乡张謇是这样的，对力主变法、名声甚著的康有为、梁启超亦是如此。甲午战败后，很难说他真心赞成变法，只是当时变法维新已成共识，各方所争论的是如何变。翁同龢以惯用的手法，笼络这一浪潮中的士林领袖，抢占话语权和人事权。说来说去，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如果说翁同龢给李鸿章使绊子，是因为两家有宿怨，还可以理解。甲午战败，李鸿章替整个帝国背锅，因之失势，一意主战的翁同龢仍然身居中枢，炙手可热，而对政坛上影响越来越大的另一位大吏张之洞打压排挤，足可见其人品。 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中法因越南的控制权而爆发战争，这场战争是鸦片之战后清朝军队少有的一次佳绩，可在报销军费时，主政户部的翁同龢处处刁难。随着张之洞声望日高，有让其入军机之议，翁同龢担心张之洞进了军机，削弱自己的权力，大力阻挠。张之洞的《广雅堂诗集》中有一首《送同年翁仲渊殿撰从尊甫药房先生出塞》。药房先生即翁同书，被曾国藩参劾后，本来判了斩监侯（死缓），后来改为流放伊犁；翁仲渊即翁曾源，翁同书次子，翁同龢之侄，同治二年中状元，这一科的第三名即探花是张之洞。可见两家交情匪浅。在辑录诗集时，翁、张已经交恶，张之洞在此诗下自注：
这等于一个大佬公开吐槽另一个大佬，张的幕府劝他将这段删去，以免引起风波。张之洞坚持己见，将这段注释保留，可见其心中之愤怒。 翁氏作为，可以说辜负了太后，也辜负了皇帝。所谓“后党”“帝党”，原来并不泾渭分明，慈禧太后对翁氏父子是相当信任的，否则怎么把亲儿子和嗣子同治帝、光绪帝都交给他教导？作为帝师和大臣，他本应该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极力弥合母子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对年轻气盛的皇帝进行劝导，而不是相反。 若没有甲申易枢——1884年（光绪十年）4月8日，慈禧发布懿旨，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全班罢免的事件，恭亲王仍然在中枢主持大政，翁同龢的势力起不来，很可能就没有甲午之祸。对翁同龢这个人，恭亲王看得清清楚楚。马勇先生于《戊戌政变的台前幕后》一书中写道，恭亲王临死前对来探视的太后和皇上叮嘱要提防翁师傅。
恭亲王的遗言，以及其他大臣的进谏，加上光绪帝本人的认识，终于让皇帝做出决定，驱逐翁师傅。1898年6月15日，变法刚刚拉开序幕，是日为翁同龢的68岁生日，皇帝对他下了一道旨：
让翁同龢离开朝廷回家养老，是皇太后和皇帝的共识，并非一些人所言是光绪帝迫于慈禧太后的淫威而做出的，此时太后还是基本上让皇帝做主。但翁同龢被罢官，也并不能使变法维新顺利推行，此前埋下的隐患太多了。 翁同龢的苏州同乡、同朝为官的潘祖荫对他的评价可谓精到：
也就是说他对少年时的朋友依然玩心眼，使手段，可想而知对其他人了。潘祖荫预判他将来会聪明反被聪明误，果然是应验了。可这样的大人物，误己是小事，他误的可是国呀。 【十年砍柴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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