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的末路

1898年，晚清光绪二十四年，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翁同龢，这位连慈禧太后都要尊一声“翁师傅”的人物，终于迎来了自己政治生涯的末路。这年六月十五日，也就是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变法维新后的第四天，光绪皇帝又发布了一道上谕，宣布免去翁同龢的一切职务，开缺回籍。

晚清那一段历史的书写，初受康、梁后来在海外的“抹黑”宣传的影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复受制于路线斗争的意识形态思维，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后党与以光绪皇帝为核心的帝党的矛盾、冲突与斗争就成了这一段历史的结构性主线。翁同龢在这样的一个变法维新的关键时刻被赶回老家，当然也就不可能是光绪的意思，而只可能是保守派领袖慈禧试图削弱光绪权力的阻挠变法之举。

然而，说慈禧太后是“保守派”，岂非想当然耳！不要说若无慈禧和恭亲王奕？的保駕护航，曾、李、左等人主导的第一波自强革新运动，也就是“洋务运动”根本不可能，就是戊戌变法维新，在一开始，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最起码在翁同龢被开缺前后，慈禧还是基本支持或默认光绪皇帝的变法的。近代史学者马勇先生在其近著《晚清笔记》中，以足资征信的史料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翁同龢被“着革去一切差事，开缺回籍”，究竟所为何事？

1898年五月，晚清政坛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恭亲王奕？进入弥留之际。在恭亲王于五月二十九日辞世之前几天，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皆曾亲临恭王府探视，自然难免就朝中以后的人事安排对恭亲王有所咨询。其时上海《申报》有如此报道：“此次恭忠亲王抱疾之时，皇上亲临省视，询以朝中人物谁可大用者？恭忠亲王奏称，除合肥相国（李鸿章）积毁销骨外，京中惟荣协按禄，京外惟张制军之洞及裕军帅禄，可任艰危。皇上问：户部尚书翁同龢如何？奏称'是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申报》1898年6月27日）

叔、侄之间的私室密谈，且涉及以后朝中人事格局，属国家大政方针，旁人自是无由得闻;广为流传的“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当然更无法证实，亦无法证伪。但若不斤斤于细节，考虑到以下方面：其一，《申报》自有其消息来源，断不敢瞎三话四，随意杜撰;其二，尚有其他史料可与《申报》之报道互证互参;其三，亦不排除清皇室故意透露消息给新闻纸，以“正视听，息谣诼”之可能，则《申报》所载恭亲王弥留之际就身后之朝中人事安排向光绪皇帝所作之交代，基本可以凭信。

恭亲王为何对翁师傅印象那么差？除了翁同龢的个人人品让他非常瞧不起，所谓“居心叵测，并及怙权”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毋宁是四年前的中日甲午之战中翁同龢的糟糕表现。在恭亲王看来，甲午一战，丧师失地，“数十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为祸社稷莫此为甚，皆翁同龢“一味夸张，一力主战”之过也。

吾国自南宋以还，主和与主战的朝议之争因被赋予了道德色彩，而有了忠奸、善恶、顺逆之别。主和即为奸佞，主战即为忠义，此种史观直豆棚瓜架水平耳。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十六“和议”条：“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者也。”晚清郭嵩焘的外交以“了事”为与列强周旋之基本原则。“了事”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也。对于弱的一方来讲，唯不启衅，不激变，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才有和平发展之安定环境。一场战争的“打”与“不打”，自当基于战争胜算及成本与收益的理性核计，岂可因一时激愤，而以社稷为孤注耶？

据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甲午后陈散原父子有“请诛李鸿章以谢天下”之建言，黄著并引《散原精舍文存》中所记散原父陈宝箴甲午兵败后一段痛彻肺腑之言：“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是可见，散原父子请诛李鸿章，不在其“不当和而和”，而在其“不当战而战”。陈氏父子对李鸿章的责难未免过苛，李鸿章岂不知与日人战断无胜之之理，然这一仗他不打，成吗？翁同龢的一力主战，上则取媚那拉后仇外之毒焰，下则迎合书生虚骄之高调，中则配合不更事的年轻皇帝之躁进贪功，已然是举朝汹汹，李鸿章只得以侥幸之心勉力一战，是诚有不得已也。

按主战亦有不同情况。激于义气，赵翼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尚是其上者;更下者则大言误国，以邀美名。而翁同龢的主战“激于义气”固然谈不上，“以邀美名”或许有一点，但更主要的，毋宁说是出于其“险恶”心术，是下之又下者矣。

据王伯恭《蜷庐随笔》回忆：

是时张季直（张謇）新状元及第，言于常熟（翁同龢），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翁同龢）韪之，力主战。合肥（李鸿章）奏言不可轻开衅端，奉旨切责。余复自天津旋京，往见常熟，力谏主战之非，盖常熟亦我之座主，向承奖掖者也。乃常熟不以为然，且笑吾书生胆小。余谓：“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可放胆尝试。且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常熟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余谓：“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常熟言：“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

这段史料之所以值得重视并凭信，乃因作者王伯恭原系翁之“私人”，翁是王的“座师”，于王有提携、赏拔之恩，王伯恭所谓“向承奖掖”;王并以其才干素为翁所倚重。我最初看到这一史料，惊诧莫名之余不禁暗忖：翁师傅究何心肠哉？翁师傅难道忘了，于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建设，他是如何百般掣肘。李鸿章欲购置新战舰，作为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却死死捂住钱袋子。没有钱，北洋海军如何“如火如荼”？或正因视王伯恭为己之私人，不必藏掖，最后一句“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已近乎直言不讳：正因为他认为北洋海军断无战胜之可能，才一意主战“以相窘也”。虽然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很复杂，非主战主和一端可决定，然社稷之存亡死生、国家之前途命运岂可拿来泄私愤而快恩仇？翁师傅究何心肠哉！

王伯恭的回忆与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之六十一“晚清汉大臣之挤轧”、一三五“甲午战后张之洞之往来电稿”、一三六“宋虞廷论和战”、三〇六“海军专款挪用与甲午丧师”诸条所论证可互相发明。主战，不过是翁同龢的一张牌罢了。一意主战，而又不欲其胜，甚至期之必败，从而达到彻底搞垮自己的政敌李鸿章的目的，恭亲王说翁“居心叵测”，此是最严重的一例。

近人李孟符《春冰室野乘》有“戈登遗言”一条。英人戈登于光绪六年，也就是1880年离华前曾上书李鸿章，建言大清内政外交，计十条，其六曰：中国有不能战而好言战者，皆当斩。戈登真懂中国者也！可惜的是，戈登离华十五年后，即有不能战、不当战、不必战而战之甲午，局面遂至不可收拾。

翁、李嫌隙演成党争，晚清政坛人所共知。流俗之见，往往扬翁而抑李，其实，李鸿章之器识恢宏、敢于任事非翁同龢所可望其项背。甲午兵败后，李鸿章赴日谈判，行前朝议，翁同龢此时亦知不割地断无可能，却断然申言“绝不可割地”。都这个时候了，老人家犹不忘梗着脖子，“沽名卖直”。李鸿章悠悠而言：不割地，我没这个本事，还是请翁师傅自己去趟日本吧。翁才噤口不敢言。澳大利亚汉学家、近代史学者雪珥在《绝版恭亲王》一书中言：“李鸿章未必是真小人，翁同龢却绝对可称是个伪君子”，说得诚痛快也。

戊戌时任礼部主事的王照，于翁同龢死后有诗曰：“当年炀灶坏长城，曾赖东朝恤老成。岂有臣心蓄恩怨，到头因果自分明。”诗下注曰：“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翁同龢死后，庆亲王奕劻为之请求恤典。那个时候，光绪帝在朝堂上已经很少说话，但这回却显得特别激动，历数自己的老师误国之罪种种。可见，翁之倒台，正缘自恭亲王临终交代，惊醒梦中的光绪帝，让他彻底认清了自己老师的真面目。王照诗中所谓“到头因果自分明”，乃言翁师傅的身后凄凉，实是自己种“因”在前，而得“果”于后也。

翁同龢于1904年病死在家乡江苏常熟。临终前作绝句一首：“六十年中事，凄凉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意中颇有怨艾。人，原是一种多么难于认清自己的生物，从而又是一种多么容易被自己感动的生物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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