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上承隋唐之盛,下启明清之荣，处于中国社会的变革时期,经济实力达到中国古代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积贫积弱”这四个字，像一付千斤重担，压在它的头上，致使一提起宋代人们立即会联想到“积贫积弱”四字，并由此误以为它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朝代。但近20年来，学界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说宋代“积贫”是误解，“积弱”是以偏概全，宋代其实并不“积贫积弱”。 宋代“积贫积弱”说法的由来 学习中国古代史，宋代是无法绕过的一部分。翻看高中历史课本，在介绍宋代的历史时，你会发现“积贫积弱”这四个字总是和它联系在一起。而这四个字似乎成了宋代的标签，提起宋代，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这四个字。 “积贫积弱”，意思是长期积累的贫困衰弱。对于宋代“积贫积弱”的解释是，“贫”指国力、财政上面的贫乏困窘；“弱”指在对外竞争，特别是军事竞争中力量薄弱。“积贫积弱”是今天许多人对宋朝的习惯性评价，究其来源，可追溯至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的《国史大纲》。这一词最早源于钱穆在《国史大纲》中为两宋历史部分所加的标题《贫弱的新中央》，其下细目则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用“积贫”“积弱”来描述宋代内政和外交的特点，并作了详细的论述，其结论是“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钱穆在《国史大纲》第六编两宋之部第三十一章《贫弱的新中央》中开篇写道：“在不堪言状的分裂与堕落之后，中国又重新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来。这个中央，却以他特殊的姿态出现在历史上。与秦、汉、隋、唐的统一相随并来的，是中国之富强，而这一个统一却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这是宋代统一的特殊姿态。” 对于宋代“积弱”，钱穆认为，宋朝疆域远不及汉、唐，且先后受辽、西夏、金、蒙古欺负，直至亡国，这能说不弱吗？宋的“积贫”表现在哪里？钱穆说：“宋代对外既如此不振，而内部又终年闹穷，而且愈闹愈凶，几于穷得不可支持……宋之疆土民庶远不及汉唐，而国家税入远过之，此其所以愈贫而愈弱矣。” 《国史大纲》是钱穆撰写的一本通史性论著，1939年6月正式完成，194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经面市，该书就以其独特的见解与细致的考证成为当时各个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在学生与知识分子中间起到了积极的民族文化凝聚作用，同时也奠定了钱穆史学大家的地位。因此，宋代“积贫”“积弱”的说法随之流传开来。 到了1963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被誉为马列主义新史学“五名家”之一的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采纳了钱穆的观点。《中国史纲要》在叙述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时写道：“宋神宗……将……王安石召入政府，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这样，“积贫积弱”就作为一个完整的词出现了，并与宋代联系在一起。《中国史纲要》是作为高校文科中国通史教材来用的，所以影响很大，不仅为学者所接受，也深深扎根于学生的脑海中，从而使人形成了宋代“积贫积弱”的概念。至此之后，宋代“积贫积弱”的说法基本上成为史学界的权威说法。 然而，近 20 年来，一些学者开始质疑宋代“积贫积弱”的说法，并通过各种方法试图推翻宋代“积贫积弱”说。如有些学者对宋代财政调节和金融职能进行研究，提出宋代有着较好的财政状况。有些学者通过对宋代土地和人口的增长以及财政收支状况的数据分析，证实宋代经济发展十分可观，根本无“贫”可言。对于“积弱”这一特点，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裕民的观点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等角度来推翻这一说法。 李裕民是著名历史学家、宋史大家，曾师从宋史专家徐规教授研读宋史。1963年，全国首次公开招收研究生时，他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就读于宋史权威邓广铭教授门下。他认为，自从钱穆提出宋代“积贫积弱”说以来，人们几乎都将它看作宋王朝的基本特点，但这并不符合事实。宋代地盘比唐代小，而经济却比唐代发达，财政收入也比唐代高。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主要成就在宋代，和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相比都不贫，甚至还富一些。如从军事实力论强弱，宋比辽、金稍弱，进攻之力不足，防守则有余。和西夏比，实力还略强一些。蒙古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唯有宋能与之抵抗数十年，从世界角度说，也可算是数得上的强国了。从综合国力考虑，宋不仅不能说弱，还应该说是相当强。和东晋相比，地盘差不多大，经济则要发达得多，东晋并没有称“积贫积弱”，为什么单单给宋扣上这顶帽子呢？显然这是不公正的。他呼吁“破除偏见，还宋代历史本来面目”。 如果宋代“积贫积弱”并不符合事实，那么事实又是什么样的呢？ 说宋代“积贫”是误解 “贫”，一般指穷，收入少，生活困难，与“富”相对。“积贫”指长期的贫困。对于“积贫”，钱穆说：“宋代对外既如此不振，而内部又终年闹穷，而且愈闹愈凶，几于穷得不可支持……”具体表现是兵和官越养越多，财政支出越来越大，政府只好用增加税收来解决，宋代的税收比唐代增加了七倍。他认为：“宋之疆土民庶远不如汉唐，而国家税入远过之，此其所以愈贫而愈弱矣。” 李裕民认为，宋代的税收确实比唐代增加了许多，但这怎么能证明宋代一定就比唐代贫呢？要想说宋比唐贫，必须首先证明宋代的经济状况不如唐，或只跟唐相当，税收超过了经济的增长才会出现贫的局面。事实上，宋代的经济发展状况远比唐代发达。从农业发展情况来说，宋朝的疆域虽然比唐代小，但它开垦的土地面积却高于唐，唐代耕地为485万多顷，宋代为511万多顷。可见，在土地开发的程度上，宋已超越了唐。最能反映农业发展水平的是单位面积产量。唐代富饶的关中地区亩产稻谷二石，而宋代许多地区亩产米已达二石至三石。唐代最盛时，每年运往首都粮食三百万石，而宋代两淮、江南、两浙六路每年运往汴京粮食多达六百万石。 宋代的手工业也非常发达。一位外国学者统计，宋代的铁产量之多超过了英、法两国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总和。商业的繁荣更是唐代难以望其项背的，城市坊区被打破，商店的开设不受城坊的限制，大量市镇兴起，开封（北宋东京）、杭州（南宋临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杭州在马可·波罗的笔下简直成了天堂。海外贸易大发展，指南针的发明和广泛运用，宋钱成了许多国家的通用货币，至今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经常出土的宋钱即是明证。可以说宋代经济发展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认为宋代“积贫”的一个证据是政府财政经常出现赤字。那么，宋代政府财政是否长期赤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北宋太祖、太宗、真宗时期，一直是收入超过支出，仁宗初期和中期仍然如此。到皇祐年间，在《皇祐会计录》中第一次提到“财赋所入，多于景德，而岁之所出，又多于所入”。此外，宋代中央的收入分两大块，除了政府外，还有皇帝的内藏库，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当国库出现缺口时，往往以内藏库来填补。庆历二年（1042年）六月一次就拿出内藏银二百万两、绢二百万匹，以补三司经费的不足。到北宋晚期，皇帝所有的御前钱物更有大幅度的增长，仅大观三年（1109年）一百八十万贯茶息中，纳入皇帝口袋的就有一百万贯。宋徽宗时期所谓“丰亨豫大”，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财政状况绝不是贫穷的。有史料记载，北宋灭亡后，仅金人从东京获得的中央积蓄，就达到“有钱九千八百七十万缗，有绢二百七十万匹，有金一百二十万两，有银二百万两，有粮九十万石”。可见当时宋代政府财富积蓄之丰厚。 认为宋朝“积贫”的另一大证据，是认为宋代政府开支巨大。以往汉唐政府征发百姓服劳役，都是由百姓自备口粮，国家并不负责，而在宋太祖登基后就“特令一夫日给米二升，天下诸处役夫亦如之，迄今遂为永式”。自此之后，这类征发都由国家供给民夫口粮。同时面向社会雇佣劳动力承担劳役，官府除每天负责其口粮之外，还要支给工钱。当时有大臣甚至认为官方雇佣劳动力的工资比市场价都高。比之前汉唐国家对普通百姓自负口粮的无偿征发，宋朝实际上给予相当程度的返还和取消，同时也造成了政府开支扩大。 与前代政府主要依靠向民间征收粮食、布匹等实物并进行分配不同。宋代政府在向官员、军队等国家机构提供消费品时，大多采用财政拨款进行政府购买的方式，向民间采购物品，其数量之巨、规模之大、影响面之广、参与者之众、引起的商业关系之复杂等，都是以往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宋政府消费需求的各种物品几乎无一没有购买的事例。程门著名弟子周行己说：“物出于民，钱出于官。天下租税，常十之七，而籴常十之六。与夫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必以钱贸易而后可。”大规模地改依赖征收为依赖政府购买，确实给宋代政府财政带来了巨大的现金流压力。但这一方面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市场发展，另一方面，宋代政府依靠提供的大量货币进入民间，对于商业的发展、货币化的推进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还有一种想当然的看法，认为宋代给辽、西夏、金岁币，使得宋政府变穷，其不得不拼命搜刮，遂全面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导致政权的垮台。李裕民说，事实上，岁币数量很有限，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且，它可以在彼此的贸易中得到补偿。以宋对金的茶叶贸易为例，金方每年要掏出三十万两银子，仅此一项就比绍兴和议中宋方付的岁币二十五万两还要多。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宋代“积贫”是误解，事实并非如此。宋代的经济发展状况远比唐代发达，宋代的税收比唐代增加了许多，财政入不敷出是假象，岁币支出在宋代政府支出中占比重很小，被称为“积贫”的宋代政府始终有大量财富积蓄。 说宋代“积弱”是以偏概全 从表面现象看，宋朝疆域远不及汉、唐，先后受辽、西夏、金、蒙古欺负，直至亡国。然而，事实没那么简单。 两宋绵延300多年，在中国自秦统一之后的大王朝中，仅次于两汉排在第二位。宋代在战争中立国，先后经历了与辽、西夏、金、蒙古的对峙和战争直至灭亡，战争从来没有长时间间断过。可以说，两宋是战斗了300多年的朝代。与汉唐时期脆弱易分裂的游牧联盟国家匈奴、突厥之流相比，两宋所要面对的是新兴起的能够对国家内不同的农耕和游牧民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的北方帝国这种强大得多的敌人。说同数个强大敌人战斗并生存300多年的政权“积弱”，是不成立的。 先看北宋，它的对手辽国确实很强大，宋方几次出兵，想收复幽、云等地，均以失败告终。但随后辽兵屡屡南下，在河东（今山西）没有任何进展，在河北，也只夺走易州，连后周世宗从辽方夺到的瀛、莫二州，也不曾夺回去，后来双方终于达成“澶渊之盟”，宋朝廷的代价是每年奉送岁币。这在要面子的社会里，自然认为是丢脸的事，要遭谴责的。然而宋人并不这么看，最被现代史家称颂的王安石在《澶州》诗中写道：“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王安石不但不认为“澶渊之盟”是耻辱，反而认为那是寇准的丰功伟绩。“澶渊之盟”是北宋与辽在经过几十年的战争后缔结的盟约。和议的达成，反映了双方的军事实力相当，论骑兵，辽比宋强，但宋方虽然进攻力量不足，防守则有余，而且经济实力远胜于辽，比辽更有耐久力。这样打下去，谁也吃不了谁，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消耗战，这对双方来说都是灾难，唯有议和可使双方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生产能正常发展，生活也会有相应的改善。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过：“‘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这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力量的平衡。” 至于和约的内容，对于军力稍逊的一方，总是要多做些让步。就经济实力较强的宋方来说，付出一些钱财，也并不是难以胜任的负担，况且还可以通过边境贸易（互市）得到补偿。用现代的语言说，花钱买安定。20世纪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蒋复璁曾说及宋辽“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大致保持了百余年之和平，这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民间交往和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是非常有利的，也为中原与北部边疆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就西夏而言，宋的实力应当说要强于西夏，但西夏投靠辽，以辽牵制宋，使宋无法全力对付西夏，战争互有胜负，而逐渐往有利于宋的方面转化。到哲宗、徽宗时，宋已形成三面包围西夏之势，而经济实力不足的西夏，禁不起消耗战，宋夏的和议，西夏虽然以辽为后盾，取得宋的岁币，但它却是以承认宋正统地位为代价的。 南宋与金的实力相比，起初，金强宋弱，但过了十余年，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于是出现了第一次和议。不久，兀术掌权，撕毁和约，全力南伐，企图灭亡南宋，但在岳飞等人率军的连连打击下，不得不步步后退，宋方开始转入反攻。如果不是宋高宗与秦桧蓄意破坏，解除大将兵权，甚至不惜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名将岳飞，宋朝廷是完全可能收复失地，至少黄河以南之地是能拿回来的。双方终于达成和约，宋以岁币了结。后来完颜亮南下，仍以失败告终。总得说来，宋、金双方实力基本相当，宋略弱一些。 南宋与蒙古相比，军力不如蒙古，这是事实，但应该看到，蒙古军在当时是打败天下无敌手的超级大国，他们往往只用几个月就能踏平一个国家，唯独南宋坚持抵抗了几十年。从实力来说，南宋几乎仅次于蒙古，也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从当时的国际范围看，宋虽然不是超级大国，也算是一流强国，用“弱”，特别是“积弱”来概括它并不合适。 从现在的角度来说，衡量国家强弱的标准，更主要的是它的综合国力。倘若按综合实力分析，宋应当说是超过了辽、金的。它的经济实力比辽、金强。它的科学技术更远远超过辽、金，世界史上起革命性作用的火药、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都是在宋代出现或得到推广的，火药的大量使用是在宋代，造纸术、印刷术虽发明已久，但只有在大量使用时，才真正对国民经济和文化发挥重大作用。宋朝的国民素质比以往的王朝和辽、金都要高，这表现在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上。继战国之后，宋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涌现出许多哲学学派，如理学等，开拓了许多新的学术领域，出现了金石学、古文字学，创造了年谱、诗话、书目解题等新体裁。科举制度的大发展，进士的分布也比以往合理，过去在南方有许多空白点，到宋代都得到了填补，人才的合理分布，对缩小地区差异起了良好作用。以上说明，如果从综合国力角度考虑，宋王朝不仅不能说弱，还应该说是相当强。 李裕民认为，以“积贫积弱”概括宋代是不准确的，它不能反映宋朝的本质，而且容易引起对宋史的误解，应予以纠正。 对宋史存在偏见和误解的原因 既然“积贫积弱”不能作为宋代的概括，那么这个论调又是如何被提出的？人们对两宋历史为什么有这么多误解和偏见？ 将宋朝描述成“积贫积弱”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宋朝的改革派。 对于宋朝的改革派而言，将宋朝描述成“积贫积弱”是为了宣传需要，制造改革的舆论。为了论证改革势在必行，必须将宋朝的现实描述得非常不理想，并将改革的目标与未变革的现状对立起来。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积贫积弱”也就成为他描述宋朝现状的一种模式。为了制造改革的舆论，王安石向宋神宗上了一道《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全面批评宋朝前期因循苟且的萎靡政局，特别是财政制度非常落后，以致皇帝虽然很节俭，但是百姓还是不富裕；皇帝虽然很勤政，但是国力还是不强盛，甚至说只是侥幸没有遇上严重的天灾人祸，才保宋朝百年平安，暗示宋朝的统治早已摇摇欲坠。在一片富国强兵的呼唤声中，宋朝日益被描述成为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虽然王安石变法失败了，但宋朝“积贫积弱”的描述并没有随之烟消云散。 将宋朝描述成“积贫积弱”的另一种人则是近代的一些史学家。 近代知识分子基于近代中国遭受的灾难，将对国家的感情投射到历史上。李裕民认为，晚清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经常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并割地赔款，这都是由于中国军力不如西方列强造成的，因此当时的人自然而然喜欢从军事角度品评好坏、高低。在心理备感压抑的时候，自然就向往汉、唐时期称霸天下、万国来朝市的振奋人心的场面，同时会蔑视打不过辽、金、元，与外地签订合议的两宋朝廷。因此，一旦有人指责宋“积贫积弱”、蔑称其“小朝廷”、指责其投降卖国，借此发泄对当时政府的不满，便很容易被民众接受并广泛传播。面对近代中国遭遇的劫难与屈辱，以及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所暴露出来的贫困孱弱，近代知识分子无不痛心疾首。特别是在日军侵华的背景下，有些历史学家将对国家的感情投射到历史上，宋朝就成了他们抒发抗战决心与悲愤心情的一种寄托。比如研究宋史的代表人物邓广铭，他在抗战时期对宋的研究专注于宋代的抗金英雄辛弃疾、韩世忠、岳飞等。而据当代史家考证，宋朝“积贫积弱”的说法也正是在日军侵华的背景下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比较早的书，就是1939年出版的钱穆《国史大纲》。 1949年以后，国内史学界硬套苏联理论，将宋代描绘为封建社会衰落阶段，又加深了对宋朝“积贫积弱”说的肯定。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理论认为，封建社会发展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上行阶段，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促进社会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第二阶段为下行阶段，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性质，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社会经济停滞甚至倒退。中国历史学界一味盲目学苏联，“上行下行阶段”说被移植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来，不加论证就把宋代判定为已进入下行阶段，社会停滞。事实上，这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不足凭信。到1963年，翦伯赞《中国史纲要》明确将“积贫积弱”作为一个词组来描述宋朝，“积贫积弱”因此成为国人对宋朝的一般印象。 然而，近代以来，也有一些学者为宋朝描绘了一种与“积贫积弱”完全不同的形象，宋朝甚至被誉为“古今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说过：“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称赞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发明——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都是在宋朝完成的。北宋还是个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随着理学的诞生，儒学在北宋实现了复兴，儒、道、佛三家也开始相互交汇地深入发展。北宋完成了唐朝韩愈、柳宗元开创的古文运动，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北宋占据了六大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发展经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宫崎市定、李约瑟等人的观点渐渐被人们接受，人们惊喜地发现，宋代根本不是“积贫积弱”，反而是一个经济发达、文化灿烂、科技进步、思想开放的时代。 有人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个历史事件、同一个历史朝代，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评论。宋代的历史也许就是这样被抱着各种情绪和目的的人打扮成了“积贫积弱”的“小姑娘”，而真相往往被掩盖了。这正是当今我们在审视历史时应该警惕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