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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篆书受到官方的重视。当时的篆书名家有徐铉兄弟、释梦英等，太宗曾命徐铉校订《说文》三十卷，士大夫以篆书相尚。北宋中后期，虽然尚意书风兴起，文人多以挥洒行草书为表现胸中逸气的方式，纯用中锋的篆书与行书大异其趣，但是随着金石之学的兴起，篆书的研究由小篆向古文大篆转型。其时有名的篆书家有李康年、王寿卿、章友直、文勋等。宋太宗做了一件关于书法的事情值得在书史上留下一笔，那就是雍熙年间，宋太宗诏徐铉和句中正校定《说文解字》，后交付国子监雕版印刷，流传至今，世称大徐本。徐铉，字鼎臣，五代宋初文字学家、篆书家，是中国文字学史上代表人物之一。 大名鼎鼎的《峄山碑》就是出于这位徐鼎臣的精心摹刻，虽不及琅琊台刻石更接近秦代李斯小篆的真面目，但保留了秦篆的冰山一角，亦属难能可贵。初仕南唐，入宋后，官至散骑常侍。《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分析字形、解说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是研究汉民族语言文字系统的专著，最初由东汉许慎（约 58 年—约 147 年）编撰，后历经数百年的辗转传写，原貌大失。徐铉弟锴与之齐名，亦通文字学，著有《说文解字续传》四十卷，兄弟二人并称大徐、小徐。北宋中后期，三代铜器出土渐多，青铜铭文开始为学者们重视。金石之学盛起，关于上古文字的考证著述渐多。 欧阳修耗时 28 年编纂的《集古录》和吕大临所编《考古图》等皆为金石著录之开山，曾经陷害过黄庭坚的宰相赵挺之的儿子赵明诚著有《金石录》。以古器收藏著称的有刘敞、李公麟等。钟鼎款识之学始兴于北宋。北宋时期，随着三代青铜钟鼎器物和秦汉石刻碑铭出土日益增多，士大夫文人开始逐渐认识到其文物历史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如刘敞（1019—1068）辑录的《先秦古器》记录了他“在长安所得古奇器物数十种”，并为欧阳修考释铭刻文字。 如《石鼓文》自从唐代被发现之后，韩愈作有《石鼓歌》对其书法艺术之美进行赞颂，至北宋时期，更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苏轼对《石鼓》推崇备至，亦作有《石鼓歌》。黄庭坚认为《石鼓文》书法“如圭璋特达，绝非赝作”。蔡襄曰：“尝观《石鼓》，爱其古质，物象形势有遗思焉。”现存最优的石鼓文拓本，即为北宋时所拓的先锋本和后劲本。 哲宗时，高后垂帘听政，重新启用旧党，与这一政治局面相呼应的是艺术领域收藏古玩书画的“尚古”之风日盛。此种时风，为北宋书学的振兴埋下了伏笔。北宋前期的书法可谓是平庸平常，未见起色，到了中期，已出现了“艺术自觉的萌芽”这个时期书坛风云人物是欧阳修和蔡襄，特别是欧阳修的书法活动，直接推动了宋代“尚意”书风的崛起与兴盛。 欧阳修虽然功亏临池，但是对于书法的理论知识却不是外行。因为宋代的科举制度取消了以书取士的规定，科举考试卷子收过后需要重新誊写再送考官评定，从而导致天下学子不再以写一手好书法为荣，“这是宋代书法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欧阳修是宋朝第一位论述书法的士大夫文人，从他编在《欧阳文忠公文集》中的《欧阳公试笔》，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一些书法状况。尽管仅仅是论及当时的一些书事，达不到专业书论的水平，但已经具有启蒙的意义。 面对当时宋代书学废弛的现实，他十分无奈，充满了忧患，慨叹自宋建国百年间，虽然文学兴盛，但是唯独书学萎靡不振，根本无法和唐代的盛况相提并论。原先还有一个苏子美，苏子美离世后，书坛更觉寂寥无人。面对笔法几将终绝的局面，极力推重蔡襄书法，希望他能够主盟书坛，又写信给当时担任小吏还籍籍无名的王安石给予奖掖鼓励，希望能够逐渐扭转宋代书学靡弱的局面。 欧阳修身兼要职，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苦中作乐，编纂了我国金石碑帖著录类书籍中首部著作：《集古录》，在学术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建树和创举。并且这部书是他凭借一己之力独立完成的，当然在收集资料的环节上，少不了朋友们的帮助与支持。 这部书的著述花去了醉翁 28 年的时间，可谓是兀无穷年，殚精竭虑，直到他去世前不到半年方才精雕细刻修改完成。书中题跋多为自作，跋尾邀请蔡襄为书。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以及汉碑名碑《礼器碑》、《华山碑》、《衡方碑》以及颜真卿的《大唐中兴颂》、《颜勤礼碑》等都有考证记述。通过编纂这部工程量不可谓不小的金石著作，让欧阳修深入了书法，整日摆弄碑帖拓片，并且要写下详实贴切的评论，这都是造就一位书法家的催化剂。通过二十余年的爬梳钻研，综论古今书，晚年欧阳修的书法鉴赏水平和实际书写水平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相当高的水平，作为副产品，留下了书史上第一部金石著作，填补了时代的空白，揭开了宋代金石学研究乃至中国金石学研究的帷幕，该书以碑证史兼具史学和文学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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