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一出太空“样板戏”

首先声明：把《流浪地球》比喻成样板戏，并非全是贬义，我在豆瓣给《流浪地球》打了3星。

至今，我都能哼唱“今日痛饮庆功酒”、“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这些知名唱段，仅从戏曲形式的角度，样板戏不无可取之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这部春节大热的电影《流浪地球》，视觉特效充分营造了灾难氛围，可以称之为中国科幻电影的旗帜性作品。这一题材的突破，标志着中国电影工业逐步成熟，这很让人欣慰，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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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X巨幕暗下来，刘欢演唱的片尾曲响起，我摘下3D眼镜，迅速从视觉上的感官体验中抽离出来，技术手段带来的沉浸感，随着观影的结束荡然无存，叙事结构、人物性格和影片细节都未能制造出层次感，禁不住回味。这一点也如同样板戏，人物脸谱化、叙事套路化，形式的优秀与故事内核的苍白，导致我们能记住闪光的唱腔，杨子荣、阿庆嫂、李铁梅这些人物却只剩下下高大全的片段，变得陌生而单薄。

我们可以为样板戏开脱：因为宣传需要、因为戏曲舞台的特性、因为时代的审美特点等等，但半个世纪后，被称为中国科幻元年的开山之作《流浪地球》，在内核上仍然陷入样板戏式的窠臼，令人扼腕。

电影开篇，吴京饰演的宇航员刘培强与儿子刘启在海边，很快他就要到空间站执行任务，此时人类已然面临太阳氦闪，与小说原著的背景相同，太阳将“氦闪”，吞没地球，人类制造出发动机推着地球奔向4.3光年外的半人马座，寻找新的太阳，这一旅程需要2500年。

小说中，地球进行了三百多年的准备，还要经历长达42年的“刹车时代”，才正式启航。这380年时间，地球的社会结构和伦理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

影片大大缩短了这个过程，距离吴京和儿子在海边岁月静好，只有17年，人类就已经到达木星附近。在此之前，影片中也有“刹车时代”，却是产生了35亿人死亡的代价。除此之外，进入地下城还要经历抽签，也就是说，此时半数以上的人类已经惨遭不幸。

小说构造的，是全人类缓缓踏入未知旅途的茫然，影片却创造了一个刚刚经历剧痛的人类整体。原著小说虽然不长，但为这场社会变迁准备了理由充分的价值体系，例如“我”的父亲，那个后来牺牲的宇航员，“爱”上了“我”的小学老师，要搬过去住在一起。这个足够狗血的“小三”剧情，在小说里只有几句话的描述：

“那你去吧。”妈妈说。

“过一阵我肯定会厌倦，那时我就回来，你看呢？”

“你要愿意当然行。”妈妈的声音像冰冻的海面一样平稳，但很快激动起来， “啊，这一颗真漂亮，里面一定有全息散射体！”她指着刚在空中开放的一朵焰火，真诚地赞美着。

在这个时代，人们在看四个世纪以前的电影和小说时都莫名其妙，他们不明白，前太阳时代的人怎么会在不关生死的事情上倾注那么多的感情……

科幻作品，除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也要有与之对应的价值体系。刘慈欣显然做了准备，而电影在这一点上却有点莫名其妙。在这种末世氛围下，人类社会有哪些思潮？牺牲35亿人的伦理问题如何解决？由此带来的群体心理创伤会如何显现？抽签进入地下城带来程序正义困境有哪些？地下城的社会形态、治理结构有哪些特点？我似乎没有看到电影为此做充分的准备，只是在农历新春，闪过地下城里中国式的市井气息：麻将、性交易、夫妻为了出轨争吵、黑市、串儿店……仿佛九龙城寨，我丝毫不怀疑“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但人间惨剧之后的痕迹并未通过镜头展示出来，不能不说有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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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主角的人物塑造和行为动机都随之出现问题，刘启一改17年前的父子情深，父子十年间不再讲话。这段似乎可以找到《星际穿越》中亲子矛盾的影子，但矛盾的动机却很吊诡：因为父亲刘培强放弃了患绝症的母亲。按照片中的交代，进入地下城本就是抽签决定的，刘培强为儿子争取到一个特权（这已经有失公平了），同时只能有一个监护人进入地下城，就是刘启的外祖父韩子昂。韩子昂含泪同意，放弃救治绝症女儿，带着外孙进入地下城，刘启因此责怪父亲。

我诧异的是，倘若和平年代，刘启因此责怪父亲还说得过去（其实和平年代放弃救治绝症、减少痛苦的被动安乐死也算合理），结果在地球人多半丧命，父亲争取来生存特权的情况下，已经20多岁的刘启，却依然仇恨父亲，甚至因为父亲结束任务回到地球，就要逃出地下城，还要拉上未成年的妹妹（韩子昂救下的孤儿），残酷的灾难本应让人成熟得更早，抑或留下某种创伤心理，主人公却显得分外任性、冲动与幼稚，像个娇生惯养的中二少年。

更“中二”的是，自诩为“天才”的刘启，却要毫无准备地逃到地面。逃离父亲可以，对地面残酷性一无所知的刘启，甚至连开车都不会开，偷了外祖父的卡车，带着妹妹就上路了。连《小鬼当家》里的小学生都要制定行动计划，而这位“天才”，就这么冒失地闯进地面零下几十度的残酷环境。去哪儿？不知道。怎么躲避追踪？不知道。接下来怎么讨生活？不知道。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在和平年代离家出走，可以得到观众的理解、关心甚至通感；一个20多岁的修理工，在人类存亡所系的时刻，做出这么鲁莽的决定，观众怕是无法理解人物的内在动机，缺乏共情的初始设置，导致整个人物成长的弧光都变得生硬。更别提紧要关头，叫外祖父一口一个“老东西”，这种错位的称呼，似乎借用了西式的平等，但在前边充满中式氛围的文化语境中，显得尤其突兀，令人不适。

一个中二少年，一个无知少女，男女主角在如此单薄的设定与表演下，被推上了拯救地球的舞台。这里再吐槽一下，地球飞到木星附近，能计算出太阳氦闪的科学家，居然没有计算出木星引力能把地球吸进去，于是诱发了地球大量发动机停机的紧急事件。男女主途中遇到执行任务的军队，紧急征用了货车，救援杭州。在一片荒凉的上海遇险，外祖父和一名队员遇难。本要救援杭州，结果杭州被岩浆吞没，这场普罗米修斯式的救援平添了悲剧性。

更奇怪的是，一名女性军人居然情绪崩溃，几枪打废了队员用生命保护的燃料“火石”，让所有牺牲显得格外荒诞。杭州没了，还有其他发动机需要救援，在地球已经丧失数十亿人口的流浪旅途中，人难道不是应该变得更坚强或者麻木吗？何况是百炼成钢、见惯生死的军人，平时指导员怎么做的思想工作？

其后，这支小分队的拯救任务，更是变成了主角的从属。到印尼的赤道发动机，本来以为一帮军人不会开卡车（据说五年才能学会，主角却一开就会），破解程序靠路边拣的宅男极客李一一、插拔电线靠硬件工程师老何、装填火石都要靠主角刘启，打嘴炮要靠女初中生，最后一帮军人的工作只是力气活，推撞针。

如果是一贯讽刺权威的欧美大片，我一点都不奇怪这样的设定，个人英雄主义对体制的反叛本就是其母题。但在我们的文化和体制语境下，这种情况就显得有些荒诞，地面上的军队让出了主导地位，空间站中的刘培强，却肩负起主导国际决策的使命。这样的取舍，当然可以理解为剧情需要，却也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人物合理性。对比去年春节档的《红海行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特工，他们在遭遇阻击、牺牲过程中的反应，可信度都更高，也更容易唤起观众心里那份“燃”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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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另外一条线索在空间站，吴京这次不是主角，但确起到俯瞰和拯救的作用。他发现了空间站已经计算出，地球无法从木星的吸引中脱离，只能放弃“流浪地球”计划，启动“火种”计划，带着空间站里的宇航员、地球生物DNA、各种文明的资料，独自寻找新的行星。

刘培强从强制休眠中醒过来，发现了这一“阴谋”，开始与人工智能莫斯斗争，这里致敬了著名的《2001太空漫游》。莫斯不过是按照程序设定行事，执行放弃地球的“火种”计划。此刻地球小分队执行的拯救计划（木星含有大量氢气，在引力作用下已经吸收大量的地球氧气，只要用发动机火焰点燃，就可以靠爆炸冲击波把地球弹出来，摆脱洛希极限），其实7小时前已经有以色列科学家提出，经计算实现可能为0。

刘培强不管，要救儿子。于是发动了片中的第一次高潮演讲，说服联合政府执行这个不可能的计划。一贯家国天下的国人，却在此时打起亲情牌，这也是本片人物塑造的败笔之一。平日里“虽远必诛”，却在人类命运的抉择前，以儿子为主题做了一场并不成功的煽情。联合政府于是同意开放广播，这就有了初中女生朵朵的第二次高潮演讲。而这次演讲更加失败，除了哭哭啼啼的女生，这个计划基本介绍、合理性论证、乃至通过希望找到听众的G点，统统没有。然后原本垂头丧气的救援队就纷纷调转车头，乌央乌央回来了，回来继续推撞针，还是力气活。在科幻作品中，以这样原始的方式展示团结和煽情，并不算高明。

现实也正如影片中以色列科学家推断的，众志成城之后还差5000公里才能点火。这时刘培强站出来，把空间站的睡眠仓释放后，义无反顾地带着空间站的燃料冲向了木星。这里应该是致敬了《独立日》里最后驾驶飞机冲向敌舰的飞行员，同样称为本片最终的泪点。当然，如果我们不去深究，为啥一瓶伏特加点燃摄像头就能让人工智能瘫痪？火种计划中那些资料怎么办？那些睡眠仓怎么在地球着陆？木星上氢氧混合物的爆炸冲击波够不够把地球推向原来的轨道？空间站丧失后地球领航怎么办？

同时，我质疑的是，既然是全人类的营救，但其他国家往往陷入失语状态，甚至被矮化。好莱坞大片也有这个问题，美国是世界中心。中国电影工业如果想走进世界，至少要学会规避这类问题。电影中，我们却看到，与刘培强一同醒来的三个人，其中一个（忘记哪个国家了）悄悄地缩了回去，其他国家的宇航员都如同空气；地面上的救援队，印尼人都在玩儿命撤离，劝都劝不住，日本人说了句好想吃米饭啊，吞枪自尽，美国人干脆没出现，只有一面美国国旗盖在棺材上，其他各国救援队都奔命似的溃逃。以这些作为中国力量的反衬，显得我们的格局不大。电影中唯二的国际主义闪光点，一个是上边提到的，被初中女孩嘴炮打回来的各国救援队，用各国语言自报家门，然后一起干力气活；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大叔，贡献了一条命（死得还不太值）和一瓶伏特加，歪打正着地成为刘培强摧毁人工智能莫斯的武器。

回到原著小说，刘慈欣的格局就大很多，自述者“我”在奥运会比赛中遇到日本女孩加代子，两人决定结婚。比赛的终点在纽约，两人在那里登记，并且获得生孩子的权利，原著小说中写到，由于环境的严酷，法律规定每三对新婚配偶中只有一对有生育权，抽签决定。小说里也出现了伏特加，是“我”与加代子结婚时的民政局官员给的，小说原文是这样的：

他拿出了一瓶伏特加，我们三个轮着一人一口地喝着，都为人类的延续干杯。我们身后，遥远的太阳用它微弱的光芒给自由女神像镀上了一层金辉，对面，是已无人居住的曼哈顿的摩天大楼群，微弱的阳光把它们的影子长长地投在纽约港寂静的冰面上。醉意朦胧的我，眼泪涌了出来。

地球，我的流浪地球啊！

这种荒凉的史诗感和宿命中的无力感，在刘慈欣诗意的表达中显得分外凄美。这才是站在人类的高度去构建情境，电影舍弃了这种视野，转而求诸一个疑似民族本位和家庭本位的框架，只能说分外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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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少年与同伴拯救世界、获得成长，英雄父亲视死如归，父子和解。抛开科技层面的硬伤，故事在好莱坞与本土性之间摇摆不定，人物与叙事方式陷入套路，仍然是《流浪地球》这部电影的短板：

悲壮的末世设定，与一个小格局的正能量拯救行动显得脱节；世界主义的视野中，情节和人物却服务于潜意识里的民族叙事；自我牺牲成为一种符号，主要人物的心理和行为却无法饱满地支撑起为人类文明殉道的光环。

刘慈欣的原著不长，只有两三万字，史诗式的框架设定营造了一个足够大的舞台。原著中最终阴谋论盛行，认为太阳不会氦闪的反叛军揭竿而起，最终处死了5000名仅存的联合政府人员。死刑执行不久，太阳真的氦闪了。大刘在反群氓的道路上始终坚定，无论《流浪地球》还是《三体》，都将自己的社会科幻观一以贯之。他会设想地球在极端情况下，人类社会将作何反应。人类如虫豸般的努力，在宇宙的宏大面前轻如鸿毛，善恶生死这种命题，在他的科幻作品中都让位于宇宙，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无限，让人类倍感渺小。近乎于反人文主义的冷峻面前，刘慈欣的作品给人类的黑暗角落放了一面镜子。

电影作品《流浪地球》与原著的精神内核背道而驰，我可以理解为是为了大众化，但失去了原著的魅力，也让流浪地球计划变成了一场《后天》般的灾难片，视觉与文本的分离，导致流浪地球这一浪漫瑰丽的想象，成为灾难片的背景音，人类在宿命面前的反思与纠结消失，嵌入一种套路式的“人定胜天”。纵然有出色的电影工业支撑，视听方面的特效让我获得身体上的体验，在故事和人物层面却依然让我有样板戏的感觉，中国科幻的技术突破值得欣喜，倘若更上一层楼，在电影作品的精神内核上，真正产生与刘慈欣小说共振的作品，不是更令人期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