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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德化的瓷雕是颇负盛名的，一般说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能于各种雕像中见性格，如达摩的庄严，观音的温柔，寿星、罗汉之类的诙谐。 （二）能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装饰性很强，如雕像的衣服多取迎风飘举之势，一举一动，对比强烈；面部刻划细腻，衣纹则深而洗练，主次分明。 德化瓷质地优异，它的佛像大都追求单纯的雕塑美和原材料的质地美，摒弃彩饰，因而有独特的风韵。这些瓷雕背部往往有小小的“何朝宗”、“林朝景”、“张素山”等印记，其中以“何朝宗”最为著名。上海博物馆所藏带有“明朝天启肆年岁次甲子秋吉日赛谢”青花题字的白釉铺道瓶，是明德化窑稀有的记年器。 明代外销瓷的生产主要在福建，广东也有着相当大的规模。但是，就整个制瓷业来说，代表明代水平的是全国制瓷业中心江西景德镇。 明代景德镇所产的瓷器，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销路广。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从品种和质量来说，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在元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全国瓷器生产的主流。明代釉上彩瓷的盛行，是我国陶工数千年实践的结果。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认识到某些天然矿物如铁矿石、赭石、瓷土等，可以作为赭红、黑、白等彩色，在陶器表面绘成各种图案花纹，这就是著名的彩陶。汉代盛行的铅釉，是以铜和铁为着色元素制成的低温釉。到唐代，又进一步利用某些含钴、铁、锰的矿物在铅釉中的着色作用，从而制成了具有蓝、黄、绿、白等多种色调的唐三彩。宋代，我国北方磁州窑，采用毛笔蘸彩料，在已烧成的瓷器釉面上描绘简单的花纹，然后置于800℃左右的炉子中加以烧制，使彩料烧结在釉面上，这种彩称“宋红绿彩”。上述这些工艺上的发明，大部分首创于北方，后来陆续传入景德镇。景德镇的工匠们吸收了这些技术，并加以综合、改进和提高，在明清两代，他们对釉上彩的配方作了重要的改革。釉上彩是在低温色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低温色釉的化学组成属于PbO—SiO2二元系统。而釉上彩的化学组成则属于PbO—SiO2—K2O三元系统。这是人们为了适应工艺上的需要，又在上述二元系统的组成中以硝的形式引入了K2O的缘故。此外人们还将釉上彩和当时已经比较成熟的釉下彩结合起来，创造成功了别具一格的斗彩。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永乐、宣德时期的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则表明了当时景德镇制瓷工匠的高度技术水平。 明代景德镇成为瓷都，在元代已经打下了基础。元代青花、釉里红新品种的烧制成功，以钴为着色剂的霁蓝和铜红高温单色釉的出现，以及描金装饰手法的运用，都为明代彩瓷和单色釉的辉煌成就创造了技术条件。但是，景德镇在元代的全国制瓷业中，还不能居于盟主的地位，因为当时的龙泉。磁州和钧窑等各大窑场仍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入明以后，情况就有显著的变化。景德镇以外的各大窑场都日趋衰落。首先是钧窑系的各种产品全部停止生产。龙泉青釉瓷器虽在明初仍继续大量烧造，但它已无法和景德镇的釉下彩、釉上彩、斗彩以及多种多样的高低温色釉相匹敌，所以在明中期以后它们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器虽然仍为民间所喜爱，但是和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相比较，在胎、釉和制作工艺上都望尘莫及，最后亦归于没落。随着各大窑场的衰落，各种具有特殊技能的制瓷工匠自然会向瓷业发达的景德镇集中，形成了景德镇“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局面。 优越的自然条件，是使景德镇能成为瓷业中心的一个重要因素。景德镇位于昌江与其支流西河、东河的汇合处，四面环山。明代，浮梁县境内的麻仓山、湖田及附近的余干、婺源等地，都蕴藏着丰富的制瓷原料。浮梁和附近地区，怀玉山脉绵亘起伏其间，山区多产松柴，可经昌江及其支流航运到景德镇，为烧窑提供了丰富的燃料。当时的民窑很多设于昌江及其支流沿岸，河水不仅可供淘洗瓷土，而且可以设置水碓，利用水力粉碎瓷土。 丰富的自然资源，成熟的技术条件，在国内外市场需要的刺激下，明代景德镇的制瓷业在元代的基础上突飞猛进，它不仅要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且还担负了宫廷御器和明政(蟹)府对内、对外赐赏和交换的全部官窑器的制作，成为全国的瓷业中心。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 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在这期间，使用中国瓷器，在欧洲已蔚然成风。不仅在上层社会以此为荣，在普通民众中也以此成为时髦。在王室贵族把拥有中国优质瓷器作为夸耀豪富的手段。甚至普鲁士皇帝选皇后，也不惜代价地用六百名撒克逊龙骑兵组成的四队近卫军与邻近的君主换取十二个巨大的中国瓷花瓶，为他的婚礼增辉。这就是所谓的“近卫花瓶”，现在还陈列在德累斯顿博物馆。一些国家喜庆典礼，也纷纷使用中国瓷。为了适应欧洲人的种种要求，一方面，国内为外商提供各种彩饰、花纹的样品，供他们选购；另一方面，外商也根据本国顾客的喜爱，规定造型和纹饰，以便订购。清代刘子芬的《竹园陶说》中写道：“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中国外销瓷器的这种繁盛局面，对清代瓷器的发展，无疑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清代瓷器的产地是比较广泛的。但是和明代一样，代表整个时代水平的，仍然是瓷都景德镇。入清之后，青花瓷器还是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但民窑比官窑的烧造技术要高，釉上彩民窑亦比官窑丰富多采。其他的产地如福建德化窑、广东石湾窑也很活跃。 嘉庆朝的前阶段，基本上仍保留着乾隆朝的遗风，但从整体上说，已远逊于乾隆盛世了。当时的粉彩和青花器也还有一些精品，特别是珊瑚红地粉彩、描金器较为突出。颜色釉中霁红、霁蓝、酱色釉、黄釉、瓜皮绿、豆青、云霞釉和石绿等都有一定的数量。仿哥、官、钧窑及茶叶末的品种也在继续生产。其时，士大夫阶层风行鼻烟，瓷制鼻烟壶除粉彩外，青花和白釉搂雕的数量也不少。在图案上，更盛行名胜山水图，人物中仕女的形像，较以前更带有清代的装饰特征。 道光朝的青花和颜色釉制作，都已趋衰落。粉彩瓷器的数量虽多，但品种、造型亦已大为减少，产品中以莲花型的盘、碗为突出。有少量“慎德堂”款和“囗竹主人”款的粉彩、霁蓝描金和抹红描金器则较为精致。此外，有陈国治所制的黄釉仿象牙器，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 咸丰朝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国内太平天国革命的战争中度过的，官窑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更趋低落，但民间日用粉彩瓷器却还有一定数量。 同治、光绪两朝，整个社会陷于动乱和衰败。在这段时期，景德镇制瓷业中，窑虽然没有停止生产，但所制大多是一些宫廷婚喜、寿庆的应酬、赏赐之品。民窑所产，虽无特殊精致之作，但数量却是巨大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民窑中，制有一些比较好的仿古瓷，但这并不是当时制瓷业的主流。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 从初创于商代、到真正创制于东汉时期的中国瓷器，是中国人为世界文明史的又一重要贡献。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我国的陶瓷业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其中比较著名的陶瓷产区有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和枫溪、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和邯郸、山东淄博等。 商周至两汉的瓷器 随着制陶工具的逐步改善，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对制陶原料的深入了解，人们渐渐烧制出一些初步达到瓷器标准，但在一些方面又不够完善的器物，这就是原始青瓷。 商周时期是从陶器过渡到瓷器的渐进阶段，也是原始青瓷的发生发展阶段。当时有一部分陶器用高岭土做胎子的原料，这一方面提高了烧成温度，使胎质坚致，不渗水；另一方面也使胎子的颜色由深变浅，提高了洁自度。器表施一层用草木灰和瓷石配合而成的高温釉，经过1200.c以上高温烧制后，胎釉结合在一起，使器物具备了瓷器的条件。但当时制作工艺水平低下，胎中还是有一定量的铁成分，在略低的温度中烧结，颜色较深，透光性较差。因工艺不稳定，铁含量和烧成气氛不能自如控制，釉色也不好掌握，所以具有一定的原始性。 商周到西汉这一时期的原始青瓷所涂的釉是用石灰石加粘土配制而成的，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由于含铁元素，所以呈青绿、黄绿。灰绿、褐绿等颜色。器表多拍印米字纹、方格纹，麻布纹，圆圈纹，曲折纹、叶脉纹，篦纹，水波纹，云雷纹等纹饰。主要器型有：尊。豆。葫，盂、罐。盖罐，提梁壶，鼎，瓮，算簋，酹、杯。钵等，绝大部分器型仿当时的青铜器器型而作。 东汉时期原始青瓷制作精细，胎多为灰白色，施釉方法已改为浸釉法，生活日用器如碗，盘。罐。盘口壶等成为主流。东汉青瓷在造型和装饰上与原始青瓷很相似，但是在胎釉的化学组成以及烧成温度等方面则有本质的不同。东汉青瓷胎质致密坚硬，胎色多为灰白或淡青灰色，瓷化程度较高，敲击声音清脆。釉层均匀，胎釉结合紧密，仅个别有剥釉，积釉现象;釉色青绿，也有些为青黄，但釉面匀净。 口微侈，溜肩、斜腹、圈足。肩部饰有弦纹、斜方格纹，并堆贴绳索形耳，胎灰白，体施青釉。此酹为仿当时青铜器的造型，端庄古朴，胎质较细且坚实，施釉较均匀，刻划花纹精致，反映了西同时期原始瓷的发展不平，是早期青瓷的代表作，保存完好。 圆口、溜肩、鼓腹、圈足，肩部堆塑交错排列的绳索纹样。通施青釉，釉面光润，胎釉结合紧密，瓷化程度已接近于现代瓷器水亚。它是东汉晚期瓷器由原始瓷向近代瓷器过渡的一个标志. 江西青江吴城商代遗址出工。胎质灰黄，坚致细密，造型工整，制作精细，是研究江西商代文化的一件珍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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