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美术 2018-12-22 14:22:19 笔墨精到 格调清新— 简评朱培钧的中国画艺术
朱培钧先生是一位有着多方面修养的艺术家，不仅书法的功底厚，诗文的造诣深，而且中国画的创作水平也相当高。  他那以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为题材的中国画，是在深厚的传统书画功力的基础上，吸收西画的因素，作融主客观于一体的艺术创作。这与某些一味因袭古人，或仅用西洋画方法来表现中国画的作者是截然不同的。  朱先生的中国画构图别致，用笔苍润华滋，画面清新隽永。譬如他早年创作的《岩罅漏霞光》，运思独特，把桂林特有的山体倒影于水中;水面上安静的停泊着竹筏，几只疲惫的鸬鹚在竹筏上栖憩。鸬鹚用笔精炼，神态生动自然。给全画营造出恬静安祥、格调清新的诗意境界。  《呼伴》一画，在构图上打破了传统的模式，将竹篱满布画面，左上角垂下几笔苍劲潇洒的竹叶，右下角一只雏鸡隔着竹篱呼唤着自己的伙伴，亲切可爱。 此外，还有《黄昏》、《雨后见风华》、《东篱黄花》、《山野之春》、《醉意》、《硕果枝头满树丹》、《耕楼画语》与《春满人间》等等，都是画家精心创作，格调清新的不可多得的佳作。  画兰是朱先生创作的一大特色，他笔下的兰花，飘逸洒脱，清新挺劲，体现了画家的情怀与品格。他1935年就读于杭州国立艺专(现在的中国美院)，师从潘天寿大师学画，由于他早在二十一岁的年轻时期就能画出像《兰石图》那样笔墨精致的高档次作品，因而为潘天寿大师所尝识并乐于为他的这幅画题诗。素来稳重寡言，惜墨如金的潘老，不是作品真的感动了他，是不会有此举动的。因而足见这画的水平不一般，不一般水平的画作，加上潘老的精美题诗，于是就成了珠联璧合的珍品。在潘老题诗之后的1942年，著名中国画家吴茀之先生在发觉朱先生兼有画才之后，曾特地在他的画上题款赞扬，这是又一位大家对他成就的肯定和又一幅珠联璧合的珍品。  兰石（潘天寿题诗） 我们从朱先生画作的遒劲有力的笔道上，即可以觉察到其间的书法的点划之美，实际上那就是由于他的绘画蕴含有书法造诣的缘故。换言之就是他的书法造诣也是相当深厚的。这从他在历次画作题款的诗文字句中即可以见到。 除此，还须提到的是，与他在中国画书法上的学养密不可分的，是他对于我国传统诗文，乃至于传统国学的修养。 2006年11月8日 华夏：《美术》杂志原主编 身出世家勤苦练 朱培钧1916年12月出生于广西桂林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其祖父、父亲均是有名的书法家，父亦是园林艺术家。 朱培钧从小在书香的熏陶中培养了深厚的书画兴趣。6岁的时候，祖父即教他学书笔法,习柳体。少年时期，朱培钧就苦练过唐宋行、草，涉猎过秦、汉篆、隶，精研过谢赫“六法”中的“骨法用笔”，书法行、草、隶、篆广泛浸润，八法谙熟，书艺精湛，尤擅行草，风骨内含、遒劲秀逸。   “诗”“书”融“画”成一体业界人士认为，朱培钧的画以清新淡雅、格高境清、隽永温婉、柔中有刚著称，因此被广为人颂。徐悲鸿先生称赞其曰：桂林山水奇秀，人才辈出，朱君培钧，画风清新，实属难得;著名美术理论家王朝闻先生也赞叹他：培钧学长，长于雕塑，长于绘画;著名画家尹瘦石先生赞道：继承传统，刻意求深;著名国画家陈玉圃教授在怀念大师时说道：朱老一生热爱艺术，别无他求，不企权贵，洁身自好，与世无争。  朱培钧的画，源于徐渭、八大、石涛、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尤其得潘天寿先生的法颇多。他师承潘天寿，但并不是一味摹仿前人，而是博采众长，将时代精神和自己的文艺修养融汇到画中，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创新，以突破已有的表现形态和意境。这些都使他的画具有新文人画的风骨和气韵，鲜明的个性及时代特征。   然而，朱培钧不仅是一个精通多种艺术门类的画家，而且在诗文、书法上有着很高的造诣。因此他的诗、书、画有三绝之誉，诗清新含蓄，书法遒劲秀逸，画则格高境清，柔中有刚，简中见厚。更多的时候，他是将诗、书、画三者合一，以诗润画，以画圆诗，书点其睛，境高趣远。细品其画，均让人领略到他高超的技艺和洁雅的情操。这是跟朱培钧的勤奋博学及高尚的品格分不开的。 朱培钧的诗，是对生活和思想的高度总结，是一幅画的点睛之处。有豪迈奔放、有婉约低沉，有人间冷暖。如他在《墨竹》画中诗曰“纸上写来三五竿，萧疏枝叶耐风寒，人称难得多节竹，支撑绿云天地间”。另外一诗：“晴湖新秋握轻毫，写出风流格韵高，同比美人迟暮感，赠君一卷比离骚。” 热爱生活的朱培钧目及梅兰竹菊，瓜果虫鱼，山水花鸟等处处皆是诗，处处可成画，处处有灵感。他博学多闻，饰词流韵，满腹经纶，书艺精湛，八法精深，山水清音，捉笔成诗，咏志抒怀，“意”、“识”、“灵”齐备，“诗”、“书”、“画”一体，诗为画之意，书为画之骨，可谓“痴于技者艺必长”。 画兰是朱培钧的最爱，他所画之兰，“消瘦中透着柔韧，墨渍淹润，冷逸中显出妩媚，或独出数茎，临风弄月，或娑婆联丛，依壁傍岩，或共长松，或伴修篁，或连袂秋菊，或濯足寒泉，千姿百态，风致清奇”，不仅赋予画思想情感，使人沉醉其中，还使人为画所动，抛却繁杂，归于平和。 追求不止攀高峰圈内人士认为，朱培钧为人忠厚、处世诚实、清心寡欢、不怀邪念、抱节虚心、意志坚强。在艺术上更是追求不止，勇攀高峰。他先后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广州文化宫、深圳博物馆以及新加坡博物馆、香港议会大厦等举行画展十余次，作品广受赞誉。许多国画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毛主席纪念堂、周恩来纪念堂、中央军事博物馆、钓画台国宾馆、意大利博物馆、日本东京书画院、新加坡大学博物馆等几十家博物馆、纪念馆所珍藏。 朱培钧历任广西文联委员，广西美协常务理事，广西五届政协常委兼文化工作组副组长，广西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潘天寿国际学术研究会会员，南京国际艺术交流中心顾问，中国孔子故里书画院名誉院长，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广西对外友好交流书画家协会名誉会长。 2014年10月，《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朱培钧》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以“大红袍”的最高规格出版，以庄重的“中国红”烫金函套装帧的画集，收录了朱培钧教授的近200幅国画、书法代表作品，朱培钧教授的书画艺术成就及学术地位得到充分的肯定。 1987年在广州文化宫美术馆举办画展与关山月合作书画 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
数十年，朱教授在艺坛上努力耕耘，不投人所好，默默地走自己的路，他不但用雕塑刀，而且也善于用国画笔，抒发着他对生活的感受，在作品中流露着他深厚的艺术功力，深远的意境给人感受不同凡俗，尤其是朱老笔下的兰花，更体现了他高洁的人品，秀逸的丰姿。他的作品有着清新活泼的笔意和心地宁静的诗意境界，以及南国风味和祖国南疆的气息。这一切，人们很自然联系到他出身书香世家，以及自幼深受我国的传统文化——诗、书、画、印的熏陶，也与他的雕塑专业和近代文学理论的影响分不开。
画面的变革首先在于画家有着新的艺术观念。朱老在青少年时期即以他聪慧的禀赋和国画天分，在30年代初考入国立杭州艺专。后来他却选择了雕塑专业，这里很值得人们去探讨和深思的。限于篇幅，在此只能做粗浅分析。按事实原貌，他原拟学国画，因该届无人选学雕塑系。而雕塑专业，正处于萌芽时期，他为了不使其中断，愿意做一桥梁作用及继承和发扬祖国的优秀雕塑遗产，竟毅然选择学习雕塑。从现在总体意识上去认识，中国画的改革，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能实现，只能在旧的传统绘画语言和技法程式的基础上变化和增添新的绘画语言，逐渐由量变达到质变的飞跃，也就是说，要想使中国画出现一个新的开拓局面，首先要在旧文入画的长时期积淀基础上进行升华，要想使自己作品面貌不同于前人，就得要有勇气改变前人和破除平庸俗套的习惯，这种变革意识和变革观念，从作品中分析便可看出，朱老在年青时期，就已完全具备了的。虽然在西方画家中(如米开朗基罗等)既长于雕塑又长于油画的并不乏其人。但是，在30年代的中国画坛上，具备既长雕塑又长国画的新思想观念的美术家，却是微乎其微的。 清初画家石涛曾说过，“古人立法之先，不知古法为何法，古人既立法之后，便不容今人出古法。”此论在300年后科学技术事业日臻发展的今天，仍然要求我们的画家不应受古法所缚。但是要完全撇开前人所创造的传统绘画技法，那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如果闭关自守，泥于古法和囿于前人，就是300年前的石涛，也是不能容许的。为此，就存在着画家专业学识上“博”与“精”的问题。常言道，“精而不博者，类井蛙，入而不死，博而不精者似浮萍，游移无定。”朱老在30年代初，要求“博”也要求“精”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要充实和丰富中国绘画语言，除了纵向从生活中吸取，还得横向从雕塑(当时称为西洋雕塑)等姐妹艺术中吸取。朱老在他现在的花鸟画作品中，除了体现他的传统技法功力之外，明显地吸收了西法，使表现的客观对象，更加浑厚、立体，稳重。其原因不外乎得益于他早期的西画素养及雕塑专业。更是得益于他早已具有的“它的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艺术变革观念，也就是当代新的艺术观念。
在朱老的国画作品中紧紧抓住了“诗是画的灵魂”这个关键。我国的文人画，曾有机地把诗、书、画揉合成很美的艺术品。到了20世纪初，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把它发挥到了很高的程度，朱培钧教授沿着前代大师的足迹，结合时代精神，探索开拓画中之诗，使他的国画艺术作品，进入了新的境界。他在《荔枝》一画上题写了一首诗，“硕果枝头满树丹，干铜屈铁几经寒，写来岂为杨妃笑，喜赞丰收笔未酣。”朱老以极其饱满的激情来题此诗作此画，他与唐代诗人杜牧用诗来讽刺封建帝王唐明皇为了讨好杨贵妃“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诗句， 是迥然不同的。朱老在画中题此诗，不但以典故来反衬和歌颂新中国之丰收景象，同时也表白了自己多年来“几经寒暑“磨砺出这枝”未酣”的画笔。已结出累累硕果的喜悦心情，加深画作的“自我”意境。又如，朱老在《墨竹》一画上题了“纸上写来三五竿，萧疏数叶耐风寒，人称难得多节竹，支撑绿云天地间。”朱老画竹并以清新的诗句咏竹，以表白做人当胸怀耿直，外直而内中虚心，常以高风而亮其节，含蓄地映衬干部，倡导廉政之风，以支撑社会改革之新天地，负起新社会之重任的崭新意境。 朱老在画上题诗是一类型，画上无诗却体现着浓厚的诗意，又是另一类型，朱老24岁时所作的国画《棕桐雄鸡》，其中的诗情画意为国画前辈吕风子先生所赏识，吕先生在画上为他题了“雄心不在篱落间”的诗句，语带双关，道破了朱老青年时期的志趣和既长雕塑又长国画，在艺术上不甘寄人篱下的事实。年青的画家在经营画面的内蕴诗意境界时，既描写了雄鸡又描写了画外的人，吕先生看出朱老的才华是不同凡响的，可谓妙极。此外，朱老1943年作的《黄昏》一画的枝头上站着两只小鸟就给人以“疏枝横斜梅数朵，依偎共御黄昏寒”的诗情画意，其立意是耐人寻味的。可见朱老在形式美的诗意及其结构章法上也有他独特的追求。另一幅是他的近作《一叶知秋》，描绘的是蜘蛛网上空无一物，右面却落下一片红叶，这幅画上告诉读者的不尽是气象方面的知识，而是充满了让人玩味思考的生活哲理和诗情画意。画中的诗不仅有画家的“自我”表现，也有表现人们内心共性活动的普通含义。不但见其抒情守趣，具体入微，同时也具有新的审美理想，导致深邃的境界。他的布局境界以少胜多，诗味内涵含蓄，格调高雅，让人思索。
在朱老的国画作品中，体现着他的“宁静”意境追求与“平静”的美学思想。真正的书画家与民间画工的区别，在于画面上的笔墨，线条，色彩，都要经过画家本身的思想感情和表现这种思想感情的艺术才华素养，这与我国古代文论中曹丕的《典论·论文》所提到的“气与志通，互相启发”是一致的。其中提到文学作品的“气”、“志”，还应包括更为广泛的内涵;它包括文学家对我国历来文化积淀的理解，以及其自身的个性，气度及创造精神等等。从30年代初至80年代末，饱受人世间沧桑复杂变化的朱老，从他的国画作品中，得以感受他的“志”与“气”感受到他发自内心深处的宁静，这应是很合乎逻辑和情理的;我国晋、唐前后的书法绘画作品，就开始了“秀丽”“苍劲”等各种抽象意念境界的追求，在“吴带当风”的绘画典故中，就可以从画家并非表现“当风”，而人们从吴道子的飘逸流利的线条中，可以感受到线条犹如“当风”飘拂，也就是画家的才华，精神气质，情趣适度给读者的抽象感受。朱老在画中给人感受到的宁静境界，也就是他的才华，气质，学养，思想感情，以及他的深厚的艺术造诣在作品中的投影。 朱老画的兰花，不言而喻是宁静的，抗战时他画的《黄昏》中的双鸟，《盘中鱼》中的双鱼，也是对宁静的追求，通过各个画面上“宁静”的处理，让人联想起画外画和它所包含着的深深的内涵。如《黄昏》一画，在树枝上瑟缩和相互依偎的两只小鸟是否隐喻朱老夫妇当时情景的自我写照?简笔写意的“盘中鱼”，装着透明水灵灵的一对白条鱼，尤见笔墨凝炼之功。在“岩罅漏霞光”一画中变化多样的鸬鸶，但都在分别晾翅，梳羽、憩息静静地横躺在岩石边的竹筏上，在霞光的沐浴下，安详地度过一整天的劳累。动物的活动规律是由动到静，互相生发，相互交替，宁静却可以使读者产生出许多想象和联想。在《野趣》一画上描绘了荷塘的一角，一朵含苞欲放的荷花，却有一只小蜻蜓站立其上，令人联想起唐代大诗人刘锡禹的一首诗：“新妆宜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蜒飞上玉搔头;”诗中描写的是一位唐代以前的孤独妇女，正在中庭默默地数着花的时候，一只小蜻蜓飞到他头发上插着的玉 簪 稍上停了下来，而专注和深思的少妇，却毫无发觉。可见，这是一个极其宁静的场面，甚至宁静得连蜻蜓都已不觉察她是个活人。 朱老描绘让立在含苞欲放的荷花头上的晴蜒，也是一片宁静，他与刘锡禹诗中表现的宁静，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朱老以花苞来体现的“少女”，并未有过唐诗中妇人的“愁容”，而是一种自然生活情趣而已。朱老在画面上处理的“静”，并非佛家的“清静无为”的静，而是诸葛亮的“非宁静无以致远”的“静”，是积极的“静”，是经过20世纪初，军阀混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动乱后很自然产生的“平静”美学观念。它让人产生浮想联翩，挖掘蕴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睿智和悟性。从朱老一系列作品看来，不言而喻，都包含着他内心“宁静”的意境与“平静”美学思想追求。“最爱湘江水蔚蓝，幽香无奈月初三;楚骚已是伤心史，何况当年郑所南”。这是潘天寿先生了他在1936年时所画的《兰石图》之后写出的一首诗，“最爱湘江水蔚蓝”一句，可以理解，水面上只有平静时才会产生“蔚蓝”的颜色，如果浪花四起，水波荡漾，水面上蔚蓝色也就消失了。朱老生表现“兰”“石”的宁静气氛，能获得潘天寿先生“最爱”的赞叹，毫无疑问是对朱先生画中宁静艺术境界的爱，令人联想起“弯月、楚骚、屈原”及元代郑思肖(所南)。这是对朱老年青时期的国画艺术作品作出的极高的评价和褒奖。也是潘老爱国忧民心情的呈现。 朱老的国画作品除了吸收雕塑因素入画外，就是“融书于画”了，在朱老的作品中，给人另一个印象是他早已熟练地掌握书法用线及扎实的艺术造型基础，在他年仅20岁时作的国画上，就已出现了“融书于画”的一手熟练线条。从画上的题字落款等，就可以感到他曾经苦练过唐宋行、草、涉猎过秦、汉篆、隶。精研过谢赫“六法”中的“骨法用笔”。但是，纵览其书法全貌，要算潘天寿先生给他的受益最多。横向研求其书、画章法，布白，以及用线的力度，动势以及空间分割等构成原则，均得力于其书法造诣。在《怒兰图》一画中可以觉察朱先生深谙骨法用笔及“有画处是画，无画处也是画，充分利用空白”章法结体之理，其用笔有时如风驰电掣，曲中见直，在豪放中见秀逸，有时在拙涩处见雄强，表达了他内心的激动之情。在《桂林马蹄》《盘中鱼》等画作中，则是其如折钗股，如屋漏痕和用笔使画面遒劲有力，有神，有味。由于他有着深厚的书法及造型艺术功底，所以各种体材均顺手拈来便挥写自如，尤如驾画笔之轻舟于指掌之中。可见塑，诗，书法等都成了他“攻玉”的“它山之石”。 在当今艺坛上，没有利俗观念，为了我国艺术事业的发展而默默地做出多方面奉献的美术家是不多的，正如常言所说：“痴于技者艺必长。”朱老从小对书画的无限热爱，后来又得到潘天寿先生的亲传，所以他在青年时代就受到徐悲鸿先生的称赞，“桂林山水奇秀，人才辈出，朱君培钧，画风清新，实属难得，”著名美术理论家王朝闻先生也赞叹他。“培钧学长，不但长于雕塑，而且长于绘画”，1983年2月朱老画作在广西书画院与日本京都书画院联展于日本京都展出时，受到日本京都书画院院长秋山公道先生的高度评价。1988年朱老于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有“香溢京华”之誉，1995年在新加坡举办个展，当地媒体竟相报道。1996年在香港举办名家国画精品大展，主办单位特邀为朱老举办兰花专题展，有“画兰溢韵，饮誉香江”之赞。以上这些都足以说明朱老在我国国画界和雕塑界都享有很高的名望和成就，他的“绘塑双清”在我国美术界是屈指可数，不可多得的。他不仅是我国著名的雕塑家，也是著名的国画家，还是美术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书法家，诗人。他在京举办画展时，著名画家尹瘦石先生赠给朱老的题词中写道：“继承传统，刻意求深，”一方面对朱老作了较高的评价和赞誉，也包含着广大美术家对他的深深的祝愿，朱老已逾越古稀之年，但他仍然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继续发扬“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精神，坚持不懈，给下一代奉献出更多，更美的传世之作。 作品欣赏艺术家简介朱培均 广西艺术学院教授，著名的国画大师、美术家、教育家。在国内外享有声誉。 1916年朱培钧出身于广西桂林地区的世家门弟，7岁学画，12岁作《百蝶图》长卷，显示出过人的才华，得许多名人赞叹。早年毕业于国立杭州艺专，并留校任教，与其同时期的同学有王朝闻、彦涵、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等，其国画师从著名艺术大师潘天寿，备受器重，潘老多次在其画上题词题诗，赞赏其绘画才能。1989年12月由浙江美术学院（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潘天寿研究集》，收入在潘天寿大师指导下成名的学生有：吴茀之、张振铎、李可染、李霖灿（台湾）、冯建吴、高冠华、王朝闻、彦涵、朱培钧…… 1942年朱培钧于重庆参加“当代名人书画展”，与齐白石、徐悲鸿、潘天寿、付抱石等同堂展出，受到好评。四十年代徐悲鸿赞赏其谓：“桂林山水奇秀，人才辈出，朱君培钧画风清新，实属难得。”八十年代朱培钧的国画还受到日本京都书画院院长秋山公道的高度评价。九十年代新加坡国宝级艺术家潘受赞誉朱培钧的国画道:“非漓江之水，桂林之山不能成此清逸之笔”。 朱培钧诗、书、画有三绝之誉，诗清新含蓄，书法遒劲秀逸，画则格高境清，柔中有刚，简中见厚，其花鸟画继承前人，别具一格，有新文人画家之誉。朱培钧笔下的兰花飘逸潇洒，清新隽永，独领风骚。他先后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广州文化宫、深圳博物馆以及新加坡博物馆、香港议会大厦等行画展十余次，作品广受赞誉。许多国画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毛主席纪念堂、周恩来纪念堂、中央军事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意大利博物馆、日本东京书画院、新加坡大学博物馆等几十家博物馆、纪念馆所珍藏。 朱培钧历任广西文联委员，广西美协常务理事，广西五届政协常委兼文化工作组副组长，广西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潘天寿国际学术研究会会员，南京国际艺术交流中心顾问，中国孔子故里书画院名誉院长，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广西对外友好交流书画家协会名誉会长。 出版有《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朱培钧》（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朱培钧画集（三册）、朱培钧兰谱、朱培钧艺文集等。名载《中国美术家大辞典》、《世界书画家大辞典》、《中国当代美术家名人辞典》、《中国文艺家辞典》等。 投稿、合作、建议 请私信！欢迎提供优质内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