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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百年雕塑》讲述中国雕塑的历史，说长即长，说短即短。长则五千年，短则将近百岁。为什么呢？这取决于“雕塑”二字的定义与概念范围。先说百年史。严格地来说，今天我们使用的“雕塑”一词，或者讲中国人有了“雕塑”之概念，仅始于20世纪之初，即“五四运动”后由早期留学欧、美、日的学者艺术家们带回的，是作为整个西方美学体系之重要组成部分介绍到中国来的。如蔡元培先生在创办教育之始时所说的：“音乐建筑皆足以表现人生观，而表示之最直接者为雕刻。”因此，可以说这个百年历史就是我们雕塑教育发展史。 雕塑家简介 朱培钧（1916-2016） 著名雕塑家、国画家、教育家。广西桂林地区恭城县人，1916年出身世家门第，1935年考取国立杭州艺专，与其同时期的同学有王朝间、彦涵、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等，其雕塑师从刘开渠，国画师从潘天寿。194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刘开渠的第一任助教。朱培钧先后在国立艺专（中国美术学院）、中南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广西艺术学院任教，他是广西雕塑事业的开拓者。朱培钧从事教育工作五十年，所教的学生遍及国内外，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雕塑和艺术人才。他们中有的是中央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的雕塑系主任，有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有的是广州美术学院的院长，还有的是国内外著名雕塑家。1957年受国务院文化部的委托，随考察团赴四川考察古代摩崖石窟雕刻艺术，并撰写论文发表。1959年在广州美院任教时赴北京参加首都十大建筑雕塑工作。他的主要雕塑作品有《牧童》、《前进中国》、《风镐手》、《施洋烈士》、《劈山引水》、《金田起义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高10米）、《李明瑞、韦拔群等同志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纪念碑》（高十四米）、《太平天国女战士》等。发表的论文有《雕塑泛论》、《故宫书画展读后记》、《建国十年来的中国雕塑》、《唐代杰出雕塑家杨惠之》、《杰出的画家石涛》等。 朱培钧诗、书、画有三绝之誉，诗清新含蓄，书法遒劲秀逸，画则格高境清，柔中有刚，简中见厚，其花鸟画继承前人，别具一格，有新文人画家之誉。12岁作《百蝶图》长卷，显示出过人的才华，得许多名人赞叹。1942年朱培钧于重庆参加“当代名人书画展”，与齐白石、徐悲鸿、潘天寿、付抱石等同堂展出，受到好评。四十年代徐悲鸿赞赏其谓：“桂林山水奇秀，人才辈出，朱君培钧画风清新，实属难得。”八十年代朱培钧的国画还受到日本京都书画院院长秋山公道的高度评价。朱培钧笔下的兰花飘逸潇洒，清新隽永，独领风骚。他先后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广州文化宫、深圳博物馆以及新加坡博物馆、香港议会大厦等行画展十余次，作品广受赞誉。许多国画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毛主席纪念堂、周恩来纪念堂、中央军事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意大利博物馆、日本东京书画院、新加坡大学博物馆等几十家博物馆、纪念馆所珍藏。1989年12月由浙江美术学院（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潘天寿研究集》，收入在潘天寿大师指导下成名的学生有：吴弗之、张振铎、李可染、李霖灿（台湾）、冯建吴、高冠华、王朝闻、彦涵、朱培钧…… 朱培钧历任广西文联委员，广西美协常务理事，广西五届政协常委兼文化工作组副组长，广西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潘天寿国际学术研究会会员，南京国际艺术交流中心顾问，中国孔子故里书画院名誉院长，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广西对外友好交流书画家协会名誉会长。 出版有《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朱培钧》（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朱培钧画谱》（北京荣宝斋出版社出版）、朱培钧画集（二册）、朱培钧兰谱、朱培钧艺文集等。名载《中国百年雕塑》、《中国美术家大辞典》、《世界书画家大辞典》、《中国当代美术家名人辞典》、《中国文艺家辞典》等。 1935年读国立杭州艺专时的朱培钧
1957年朱培钧与陈禾衣在广东佛山考察 部分作品 《炉前工》 1972年 郑军里（全国政协常委、广西艺术学院院长） “朱培钧先生不仅是我国著名的雕塑家，也是著名的国画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诗人，也是广西艺术学院杰出的教授，他为人处事、挥笔吟诗，可谓“德艺双馨”。朱培钧1935年考取国立杭州艺专，同时期的同学有王朝间、彦涵、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等，其雕塑师从刘开渠，国画师从潘天寿。194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刘开渠的第一任助教。朱培钧先后在国立艺专（现中国美术学院）、中南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广西艺术学院任教。他是广西雕塑事业的创立者和开拓者。朱培钧从事教育工作五十年，所培养的学生遍及国内外，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雕塑和艺术人才，教学之余，朱培钧还极积投身艺术创作，先后创作完成了《李明瑞、韦拔群等革命烈士百色起义纪念碑》和《洪秀全金田起义纪念碑》等大型雕塑，至今屹立在广西的南宁与桂平市。” 《天王洪秀全 》与陈禾衣合作 花岗岩 高1000cm 1992年 座落于广西桂平金田起义园区 《王力像 》 汉白玉 高250cm 1994年 座落于广西博白市王力高中 《牧童》 1937年 《夫人陈禾衣像》 1936年
《任珍琰词人像》 1946年
《风镐手》 1957年
《林育南》 1956年
《女青年》 1955年
《毛主席与科学工作者在一起》 青铜 1958年 朱培钧先生 刘新（著名艺术评论家） 我虽然与朱培钧先生同在一个学院里，但交往不多，他在雕塑系，退休后出来走动也很少，所以彼此也不算很熟。我和朱先生有过的几次交往，为的都是文章事儿。大约是1988年，朱先生打电话让我去他家，到那里才知道是王子云先生的《中国雕塑艺术史》出版了，他给子云先生的这本巨著写了序文，约我去当然是让我看看这本巨著的出版，他也特意复印了这篇序文，说是要给我留一份做资料，然后就顺便聊了一些他与王子云先生交往的旧事，聊得最多也最带劲的是中国雕塑如何之好，王子云先生著述的不容易。子云先生是朱培钧在杭州艺专时的老师，留法，后来彼此间是亦师亦友的旧谊。 还有一回，大约是1990年代初，我给《美术界》写了一篇谈胡佩衡的随笔《闲话冷庵》，朱先生读了，恐怕是感觉文章对他的口味，可能也是没想到我会写胡佩衡，故而也照例打电话让我去他府上一叙，这回谈得多的是京派的国画。再后来就是有过一次不知何故，再得朱先生相邀到他住的小楼听他论诗谈艺，间隙中朱先生还抱出不少剪报和复印资料，其中有给我准备的一份，希望我能在这一块内容上写一点他的诗画生活。 出身雕塑的朱培钧，其实对诗文、水墨画有浓厚的兴趣，也有造诣，自己擅长的花鸟画就是文人画的路数。他早年在国立杭州艺专上学，头三年的高中部，学的就是绘画，而且国画是随潘天寿先生学习，素描是方干民先生教授。从现在他留下的在国立杭州艺专时期的几张小品国画看，已有很好的水墨品性，有文人画的才气，如1937年的《露葵花发》、1940年的《春院满墙》、《黄昏》。另有一张1938年在艺专美展上的八尺《松鹰图》，也流露出大家气象，画款题的是“松荫苍苍，虬髯怒张。纵横大野，顾盼非常。”细想，此时的朱培钧也就是20出头的年纪！ 1984年王朝闻领着《中国美术史》写作班子的一些人到宁明花山考察，途经南宁，在广艺做了一个美学讲座，讲座的前一天即去看望老同学朱培钧先生，赏画叙旧。那一天朝闻先生恐怕是看了不少朱先生的国画，对这些画的观感都成了朝闻先生第二天讲座时随手拈来的很风趣的美学素材。我记得王朝闻先生对朱先生那张《黄昏》很是喜欢，他讲，细枝上的两只小鸟，相依互偎，有人情暖意，竟是那样的可爱，此情此景不就是朱培钧、陈禾衣夫妻的写照吗？还说陈禾衣先生有小鸟依人的可爱模样。我注意到坐在台下的朱先生、陈先生是一种很恬淡的欣慰的笑容。因为平时我们在校园里常常能看到这对相互搀扶的老夫妻，去哪都是双双俩俩，朱先生对陈先生又总是那样的宠爱有加，所以朝闻先生这一段解读真可谓知人论画，给我很深的印象。 1982年我进广艺那会儿，正值几位老先生“解放”不久，学院也在热心组织电教人员逐个给老先生们拍教学录相，其中就有朱培钧先生画兰花的专题，那时我已是好事之徒，就爱寻着海报的指引，去现场看名人场面的热闹。这时我才知道朱培钧先生水墨画得好，尤擅兰草，竟不知道他的雕塑成就。不久朱先生的兰花册也出版了。1989年12月朱培钧先生写了回忆潘天寿的文章，里面讲了他读艺专时随潘先生学水墨的情景，今天读来仍感温暖和感动： 我有幸从潘老学画，是参加在他亲身指导下的书画研究会开始的。他教我们字画，从兰竹入手。中国文人称梅、兰、竹、菊为四君子，象征高洁的品德。学兰竹必须学书，书法是兰竹的基础，书法好，兰竹画来容易上手。这看似简单，却使我理解到潘老的教学思想和方法：其一，学画必须先立品德，品德正，画风才能正；其二，要学好中国画，在书法方面下一番功夫，不能仅在纸上横涂直抹；其三，还须多读书有学养。兰为香草美人，古诗文中常象征正人君子；竹中空外直，虚心有节，亦君子也。潘先生教我们从兰竹入手，不单是从技巧出发，而且也是使我们一开始就体会到，学中国画不能为画而画，要借物抒情写胸中情怀。所以他主张画家应该是正人君子，节操高尚之人，岂能不讲格调随意涂抹呢？ 潘先生教学强调教书又教人。我20岁时曾作《兰石图》一幅，请潘老指导，潘老欣然命笔，为我画上题诗： 最爱湘江水蔚兰， 幽香无奈月初三； 楚骚已是伤心史， 何况当年郑所南。 此时正值抗日战争前夕，日寇企图入侵我国，虎视眈眈，吾师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藉此勉励吾辈。虽是写兰，感情却沉郁深远，细思之，诗中含蕴着一种高尚的品德，中国士人应有的情操气节。这幅画的题诗作为我身受潘师教诲的开始，使我懂得学艺须先立德，至今铭记不忘。 记得1938年夏，国立艺专迁校湘西沅陵，时潘先生借住在农民家。一天我去问画请教。我画了一张兰竹，想借潘老的诗来题画，却记不清句子了，他将该诗用铅笔书写在纸头上： 眉湿春痕重， 非关墨沈多； 有怀湘渚月， 意绪乱婆娑。 在抗战时期，潘老作诗多万事俱备忧怀。随后他说：“你是个学塑兼而习画之人，要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品格不高，落墨无法。’法国的罗丹也说过：‘做一个艺术家，须先做一堂堂之人’，可见古今中外，凡是真心想搞艺术，都离不开做人这个根本”。又说：“名利之心，不应不死，学术之心，不应不活。因为名利亦就是私欲，丢弃名利之心，人的本性才能不受羁绊，才能在艺术中表现真情至性的美”。这次山居问话，语意深长。潘老要我老老实实做一个正直的人，然后才能从事艺术。这一席话，对于一生从事艺术，受用不尽。 这大段文字，有可贵的材料性，我不忍删简，也因此做了一回文抄公。 从我对朱培钧的认识，也从这段文字看，朱先生是文人，而且是传统的那一类文人，此中受潘天寿和刘开渠两位先生的影响是终生的，中国文人画讲究的人品立命的格调、要求，朱先生却是恪守了一辈子。 朱培钧先生是传统的，其底色即是文人秉性，早年是这样，晚年更是这样。他喜欢中国的古代艺术，从诗画到雕塑，都倾心中国古代的那些宝贝。1979年朱培钧给《广西工农兵美术》第3期写了一篇《杰出的画家石涛》，这是广西画家写石涛较早的文字，后来再写《石涛》介绍短文，发表在《全州文史》和莫乃群主编的《广西历史人物传》（第二辑）；1986年黄独峰先生创办“石涛艺术研究会”，出了一本会刊《石涛》，至此广西本土的石涛研究算是有了一点动静。朱培钧也是该会的重要成员，也写了一些文章。后来陈国平先生下力气钻研石涛这个专题，即是在朱培钧先生的启发、鼓励下起步的。 1958年朱培钧先生写了《唐代塑圣杨惠之》发表在当年的《美术》杂志上，后来写《四川古代摩崖雕塑石刻简介》、《建国十年来中国雕塑的成就》、《谈西洋印象主义雕塑》……。我以为朱先生写文章是为了普及、介绍中国传统雕塑，他喜爱写诗则完全是个人才情的寄托和抒怀。他的题画诗多是自撰诗，有的极富情趣，读来娱情悦气。 朱先生从年轻起至老，一直是瘦弱的体格，不像搞雕塑的身板。但他在国立杭州艺专预科三年结束时，一向偏于绘画、且成绩优秀的朱先生，却出人意料的选报了雕塑系。说出人意料是不夸张的，因为从一些回忆材料看，当时的国立杭州艺专有个旧规，即素描80分者入西画系，70分者入图案系，60分者入雕塑系。现在好多人一定不理解这个70分者入图案系、60分者入雕塑系的旧规的不合常理，但1920年代、30年代的艺术学校，就是雕塑专业无人学，甚至不成系科的现状，以李金发为例，他早在1925年就由法国回来受聘于上海美专，任雕塑教授，但学校竟招不到一名学雕塑的学生，李先生当然就做不成了这个教授，而转道文学社团，著述，办《美育》杂志，写诗写小说去也。直到1928年国立杭州艺专成立，李金发任雕塑系主任，招了6名学生；再后来，刘开渠接任，至杭州沦陷前，学生也就不足20人，毕业后的出路更是问题。而此时的朱培钓的素描，已是方干民先生激赏的学生作业，被选为示范画展出于学校的教学陈列室了，国画更是出众的好成绩，所以后来读与他同学的彦涵的回忆文章，才知道那时分专业后，不少同学对朱培钧的入雕塑系大抵是不理解的。 朱培钧当初选择雕塑就是一种基于时代的使命感，不仅是他个人投入了这个多年来少人问津、甚至有些寂寞又不风雅的事业，还影响、动员了陈禾衣先生加入这个行道。1940年朱培钧先生留校做讲师时，陈禾衣在做学生，待到预科毕业选专业时，听从了朱培钧的鼓动而选了雕塑，这是一对年轻人对雕塑的使命意识，也是爱情的力量！陈先生晚年就不止一次在不少场合坚定而自豪的讲：她学雕塑，与朱培钧有关系！是朱培钧邀约她鼓励她，与他一起做个雕塑事业的桥梁，共同担负起雕塑的时代使命。这话从陈先生嘴里讲出，我以为不是套话，却有历史的语境和沉重感。也因此陈禾衣选择了雕塑，从专科一直读到研究生！老俩口这一条路走得真是义无返顾，无怨无悔。 朱培钧先生从1940年毕业留校，，一度做刘开渠先生的助手，替刘先生代课。战后学校复员杭州时，他却应留德归国的音乐家马卫之邀请，返回桂林任教于省立广西艺专，那时的广西当然是雕塑的荒漠！但也竟是从那时起，至后来好多好多年，朱培钧和陈禾衣从广西艺专至中南美专、广州美院和广西艺术学院，开拓了两广的雕塑疆域，培育了这块事业，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雕塑创作，朱陈二老都很有建树。 人生百年，过去讲七十为古稀，现在看，六十方为及格矣。朱先生熬过了“文革”，入80年代，已是步履蹒跚了，更多的时间和意趣是一片冰心入画图，雕塑，力不从心了。热爱归热爱，只是不甘心罢了。很多由民国过来的雕塑家大多有这个宿命，他们这一辈子在其青春年华里，基本没有遇上真正的雕塑的好年代，真是应了朱先生的桥梁和使命之言。 朱培钧先生在今天值得怀想和纪念，因为雕塑在这一辈人身上传过来太不容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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