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成都画家，曾经名动京师，如今青史留名

成都是中国古代美术文化的重镇。早在1000多年前的前后蜀时期，西蜀就与南唐并列为当时全国两大绘画艺术中心。领军人物黄筌父子所开创的花鸟画法，更影响后世达千年之久。

黄筌《写生珍禽图》

唐末至前后蜀时期，中原多战乱，而西蜀少战事，加上两蜀君王都崇尚文艺、善待画家，以成都为中心的西蜀画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据宋人统计，五代名画家共计92人，其中西蜀一地就达30人，占三分之一。

如人物画方面，华阳人李文才善写真，其名声仅次于唐代著名人物画家周昉。

成都人张玫精写貌，人们将他与盛唐著名人物画家张萱相提并论。

阮惟德所画“川样美人”，声名播及蜀境之外，成为商人跨境贩运牟利的对象。

高文进一门三世皆善画佛道鬼神，入宋后他的画艺达到了“画院（指国家画院“翰林图画院”）学者皆宗之”的地步。

高文进《弥勒菩萨像》

入蜀诗僧贯休所画罗汉，“殊不类世间所传”，其额头突起的罗汉造型，从此成为中国人物画的一种既定笔法。

更为著名的是郫县人石恪，为中国绘画艺术——大写意减笔人物画的开山鼻祖。他那紧紧抓住人物主要特征，高度概括、生动传神的减笔画法，“前无古人，后无作者”（见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开创中国写意人物画之先河。

石恪《二祖调心图》

其他如房从真、蒲师训、赵德齐、杜敬安、丘文播、赵忠义、杜齯龟、宋艺等，都是五代绘画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代大师。

然而成就最高的却是花鸟画。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成都人黄筌、黄居寀父子。

综观中国绘画史，花鸟画早有起源，但到五代十国时才臻于成熟。成熟的标志，是西蜀黄筌、南唐徐熙两大流派的形成。黄筌为西蜀宫廷画家，曾师从刁光胤学画花鸟，为继画圣吴道子之后，达到“六法俱全”的不多的画家之一。

他善写生，曾在宫墙上画不同姿态的“六鹤图”，栩栩如生，引来天上的真鹤站立画侧；又画四时花竹、兔雉鸟雀，旁边的白鹰竟误认画雉为真雉，“连连掣臂，不住再三”。

黄筌《柳塘聚禽图》

他创造了中国绘画史上著名的工笔“勾勒法”，作画时先用淡墨勾画轮廓，再敷以浓艳色彩，使画作具有浓厚的宫廷富贵气息；与南唐布衣处士徐熙“水墨淡彩”的“野逸”风格形成鲜明对照，世称“徐黄异体”，即“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后世花鸟画正是沿着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向前发展。特别是黄筌勾勒精细、赋色浓丽的画法，更为后世画家承袭。

其子黄居寀带入北宋，成为京师画院的标准画法（世称“院体”），垄断北宋官府画坛近一个世纪。此后的历代花鸟画家多受黄氏画法影响。如现代画家张大千等人，正是从黄筌父子的画法中汲取营养，加以发挥创新而成为国画大师。

黄居寀《山鹧棘雀图》

黄氏父子在前后蜀均受到重用，后蜀主孟昶曾授黄筌翰林待诏，“权院事，赐紫金鱼袋”(见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荣耀一时无两。“权院事”就是主持翰林院（一说为孟昶建立的中国最早的皇家画院“翰林图画院”），召集画家“按月议疑”，可见当时画风之盛。那时成都画家之多，画作之妙，天下仅有南唐可与之匹敌。故邓椿《画继》称“蜀道僻远，而画手独多于四方”，全国书画“蜀笔居半”。《益州名画录·序》也评价说：“益都多名画，富视他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