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考古学一直在矫正、完善甚至颠覆人们的认知框架

潇潇雨ekg9m5f4 2019-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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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哪里来？文明的起点在哪里？早期中国是土生土长，还是受到外来文明的强烈影响？著名的二里头文化究竟姓夏还是姓商？

11月4日，“JIC讲堂”文明系列第五讲，我们有幸邀请到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教授，他从考古学视角，为大家解读有关中国的一些本源问题，重新描绘一幅考古中国和历史中国相结合的历史轮廓，寻找中华文明的起点。

| 许宏教授讲座现场图

考古这个东西至少是具象的，是不应该让人感觉枯燥的。考古更多的不是研究一个具体的东西，而是敢于研究已经逝去的人类社会的全部，这并不能简单的用一个叫“古代”的词来限定。——许宏

如何解读考古学

考古其实是在研究本源——作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本源，这是一种学术上的寻根问祖。1928年，作为考古学“国家队”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从追甲骨文开始进入安阳殷墟，从此开拓了中国考古学的路向。考古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由已知推未知，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确认了至少殷商或者晚商时期的信史，考古学就以此为起点再往上追。其中，顾颉刚先生等掀起的疑古思潮对中国考古学的诞生非常有意义。

那么考古人员的工作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作为考古人，有三个绝活。

第一是调查。首先是地表踏查：查看有没有陶器残片，或者古人遗留下来的一些骨器、石器之类，根据这些物品的分布了解遗存分布的基本情况。

第二是钻探。用传统的洛阳铲人工铲探。探地雷达、磁力仪等勘探仪器只能告诉我们地下有异常，但却无法确知地下遗存的具体情况。此时就需要通过钻探来确认。

第三是发掘。在钻探的基础上，对重要遗存进行发掘，考古人摸索出一整套科学规范的发掘方法，他们用手铲来翻检无字地书，把地下的遗存解译成公众能够读懂的内容。

| 2005年11月，许宏在二里头辨别技师用洛阳铲钻探出的土（图源：中国网）

考古学可以被看做是在寻找人类踪迹的碎片，最终它会复原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图景。这其中需要做大量默默无闻却细致艰辛的工作，发掘工作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大量出土的陶器没有市场价值只有历史价值，考古人的使命就是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去最大限度地迫近历史的真实。许宏教授被称为“考古界学术网红”，正是试图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使严肃的态度和偏于保守的观点都可以经由生动的语言所表达。

图解最早的中国

考古学诞生之前，人们对于最早的王朝国家——夏的解读五花八门，所有认识都是出自于传世文献的。许宏教授对于最早的“中国”的出现也有自己考古学本位的解读。

1.“杂交出高度文明”

1935年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的人口密度对比线被称为“胡焕庸线”。这条线的东南侧与西北侧国土比例是9:16，但人口密度差距却高达40多倍。同时它也是400毫米等雨线和长城线，后来的长城就是分割农业和牧业两大生态区的。那么最早的夏商周三代王朝，广域王权国家就诞生在“胡焕庸线”分割出的两大板块碰撞的地带。许宏教授的著作《最早的中国》中有一节叫“杂交出高度文明”，便是讲述了华东华西两大板块的碰撞导致了文化生态区的边际效应。

在我们当下对历史的解读之中，存在着历史文献和考古学两大话语系统，这两大话语系统长期并存，只有到了殷墟时期才能合流，这是因为殷墟出土了当时的文书，可以证明当时人的族属和王朝的归属。在当前的二里头考古实践中，尚无法对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的问题给出精确的答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其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 20世纪60年代，二里头遗址发掘现场（图源：中国网）

2.中国古代史的三大阶段和两大节点

整个中国古代史可以分成三个大的阶段，这就意味着其中有两个大的节点。通俗地讲，第一阶段是悠长的新石器时代，可以说是无中心的多元，而作为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都邑和二里头文化的崛起便是接下来的第一个节点——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历史从无中心的多元变成了有中心的多元。在这个阶段中，有了广域王权国家的中心，但二里头及其后的商周王朝，都只是“国上之国”，大致处于盟主的地位，还没有形成一个高度整合的政治统一体。那么第三阶段便是从秦汉开始，以秦王朝的建立为契机，从月明星晰转变为皓月凌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帝国开始出现。由此可以看出，二里头是中国古代史的第一大节点，而秦王朝是第二个。

3.二里头为何重要？

西周初年的“何尊”这件国宝级文物上，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出现的“中国”两个字——周成王要在洛阳盆地建立东都，祭告上天，意欲“宅兹中国”——从作为“天下之中”的这个地方统治人民。西周金文把最早的“中国”指向洛阳盆地，这是饶有兴味的。

地处中原腹心地区的洛阳盆地，其中心区适于农耕和居住的面积有1300多平方公里，占地并不算大，但是在2000多年里，有1500多年的时间，曾有十三个王朝先后在这里建都，这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很罕见的景象，而二里头正是这十三朝古都之首。

二里头为什么重要？因为二里头出土的很多东西往往“前无古人”，而往后它又开辟了许多制度的先河。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后世宫城直至明清“紫禁城”的源头）、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都邑与建筑上的王权表征）、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华夏青铜文明之肇始）、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含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等。这里是公元前第二千纪前半叶东亚大陆最大的中心性城市、中国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此外，大型“四合院”建筑、玉质礼器、包括绿松石龙形器在内的各类龙形象文物、白陶和原始瓷的发现，以及骨卜的习俗、鼎鬲文化的合流等等，都是“中国”元素的大汇聚。

二里头都邑和以其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作为最早的中国的“王朝气象”也体现在二里头文化分布区的整体聚落形态上。二里头文化的400余处聚落中，以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为都邑，有数十万至百余万平方米的区域性中心聚落、10万至30万平方米左右的次级中心聚落及众多更小的村落，形成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结构和众星捧月式的聚落空间分布格局。

与此同时，二里头文化因素向四围发射出了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作为二里头文化核心玉礼器的牙璋，经南阳盆地到达汉水流域，进入长江水系，再向西南经四川盆地直达越南红河三角洲；或经湖南向福建、广东、香港扩散。二里头文化重要礼器陶盉（或鬶）、爵，向北见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和青海。在这一过程中，各地文化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世界的雏形得以形成。

2018年5月28号，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探源工程研究团队多年研究的结论性意见：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的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而这一“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指的就是二里头都邑及二里头文化。

中原文明的特质

为什么最早的中国能诞生在中原这块土地上？在上古时代，青铜冶铸是一种高科技，而在二里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且它并非用来做新东西，而是用来做当地人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也即祭祀祖先用的礼器。显然，二里头人或中原人最看重的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即处理政治问题，而非解决人与自然或解决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问题。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艺术。由此，早期中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功利性和世俗性特质得以凸显。

与其形成对比的是，从晋陕高原、甘青地区到新疆一带乃至欧亚大草原出土的青铜器都是装饰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包括小刀、耳环、铜镜等。它们有的和二里头同时，有的比二里头早，二里头的青铜冶铸技术很有可能是受其影响发展起来的。但是青铜冶铸技术一到中原来马上做成礼器和兵器这套东西，正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治国理念的反映。可能外来的简单的青铜冶铜技术跟华夏族群几千年模制陶器的传统相结合，再跟注重祖先崇拜的形而上的礼制相结合，高精尖的独具特色的中国青铜文明便产生了出来，最终屹立于世界青铜文明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