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汤 · 44分钟前科技行业不健康的工作习惯等问题由来已久，人们也普遍渴望改变。 编者按：“工作表现的好坏在于工作时间的长短”这样的观念在科技行业依然有很大的市场，不友好的工作环境和对病患及残障人士的排斥，更将科技行业推上了风口浪尖，本文作者Rachel Thomas，原文标题Tech’s Long Hours Are Discriminatory and Counterproductive。 图片：Djim Loic/Unsplash 不管意识到与否，你可能经常和病人或残疾人打交道。根据最近的调查数据，美国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报告自己有残疾（30%），尽管只有一小部分人在雇主眼中才算是残疾人（只有3.2%）。有些疾病和残疾通常是其他人不可能察觉的到的，所以很多人选择对经理和同事保密，以免遭受歧视。 健康问题也可以算是主观问题。我经历过许多健康挑战，包括两次脑部手术（一次是在怀孕期间）和一次危及生命的脑部感染（可能需要数年才能恢复）。相信我，你不能根据一个人的外表或心情来判断他的健康状况。然而，超过三分之一的残疾人表示，他们在目前从事的工作中经历过负面偏见。 我在科技行业工作，但是在整个行业中，似乎只有长时间（也不健康）的工作才算是正常状态——在很多情况下，加班算是普遍要求了。尽管有研究表明，工作时间延长不仅不会提高生产率，反而会对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当你身有残疾或者身体不适时，长时间工作不仅会适得其反，而且会引起歧视。 1856年的一条横幅上写着：“8小时劳动，8小时娱乐，8小时休息” 图片：Wikimedia 工作时间过长许多患有慢性疾病或残疾的人每天的时间更不够用。作为“患者”和“准患者”，我们可能比相对健康的人需要更多的睡眠，但醒来时仍然感觉不舒服，并且必须仔细地分配有限的精力。通常情况下，我们需要经常去看医生、验血、做核磁共振、进行物理治疗和其他事项，还要处理日程安排、账单和保险索赔等行政任务，诸事缠身之下很难不产生纰漏。 在播客《No End In Sight》的一集中，一个名叫John的前端软件工程师分享了自己感觉时间不够用的经历。约翰患有躁郁症和法布里病（Fabry disease），后者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会导致肾功能减退和慢性疼痛，需要定期接受静脉注射治疗。他说，在微软的一次面试中，有人告诉他，他需要在编程工作上多花一些时间：
Tech Disability Project的创始人Natasha Walton患有纤维肌痛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她在Twitter上指出，每天比如睡眠和健身的时间并不由自己掌控。“而那些睡眠和健身的时间本来应该用来满足我身体的基本需求的，以帮助我能参与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她解释道。 科技公司的工作环境甚至对健康的人都不怎么友好。科技行业的“理想员工”应该满足下面几个条件：身体健康，没有孩子，全心全意为公司服务。我曾经在科技行业做过几份工作，甚至成果相当出色，但我知道这对自己的长期发展来说不可持续。问题不在于我是否会精疲力竭，而在于什么时候会精疲力竭。许多同事似乎也处于精疲力竭的边缘，不管他们是否患有慢性病。但我确实有一些科技行业的朋友，他们在极端不友好的工作环境中患上了永久性慢性病。 有些公司不欢迎像我这样的人，因为我不满足它们不合理的员工要求。去年， Andrew Ng的deeplearning.ai发布了一则有争议的招聘广告，不仅规定员工通常每周工作和学习70至90个小时（后来改为70多个小时），而且是真的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世界才提出这样的要求的。许多公司都是基于这种假设来运作的，尽管大多数公司对此并不十分坦率。 Elon Musk发表声明称，想要改变世界，人们每周需要工作80个小时，有时甚至会达到100个小时以上。Uber此前也明确公司的价值观是“工作的更努力、更长久、更智慧”，并在晚上8点15分提供晚餐，一位前雇员表示，“一周工作7天，有时候加班到凌晨1到2点是常态”。《纽约时报》一篇关于亚马逊的文章报道称该公司“在复活节和感恩节都会召开会议，节假日也收到老板的批评邮件，周末及下班后也要在家加班加点地完成任务”，更不要说员工们还会在就医和待产时期被打上“工作表现不佳”的标签了。 对效率的研究我们需要尽可能地摆脱“工作表现的好坏在于工作时间的长短”的肤浅观念。科技行业对超长工作时间的痴迷，不仅让许多病患和残疾人难以招架，而且对每个人的健康和人际关系都有害。正如Olivia Goldhill在《Quartz at Work》杂志上所指出的那样，有关工作效率的研究表明，超长的工作时间其实是一种低效的方式：
Alex Soojung-Kim Pang在《Rest》一书中指出了休闲时间在我们创新、保持健康和提高效率方面的关键作用。包括Charles Darwin、Henri Poincaré、G.H. Hardy、数学家Paul Halmos、Charles Dickens在内的许多多产又才华横溢的人物，他们每天只从事四到五个小时的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工作。Malcolm Gladwell有一个广为所知的理论——成为一名专家需要练习1万小时，Gladwell是根据心理学家K. Anders Ericsson对顶尖音乐家的研究得出上述结论的，但Pang指出了Gladwell所忽略的东西：顶尖音乐家的睡眠时间也更多，而且每天下午还会小睡一会儿：
《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一篇名为《研究表明，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公司，长时间工作只能适得其反》的综述文章强有力地表达了对“休息促进效率”这一论断的支持。与此同时，它还强调了一系列其他研究结果：
罗马计时法：用四个钟来表示一年中不同时间的昼夜长短 灵活的工作环境很重要改变，即使是稍微的改变，对生病或残疾的员工来说也意味着天壤之别。Brianne Benness是上面提到的播客《No End in Sight》的创始人，她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灵活的环境和远程工作使得她能够在未确诊疾病时保住饭碗：“当我每天从痛苦中醒来时，我可以告诉老板我想在家工作……在家的好处就是，当我因为坐在办公桌前脖子酸痛时，我可以以一个更舒服的姿势躺在沙发上。” 但当Brianne换了一份工作，而工作时间安排变得更加严格时，她的健康状况和工作效率都大幅下降。由于在不舒服时没有地方可以躺着，她不仅会因为疼痛而分心，还会专门拨出精力假装让自己看起来更有效率。与此同时，她白天因为工作筋疲力尽，一到家就得上床睡觉。她解释说：“我知道当我的大脑全速运转时，我在五个小时内完成的事情比我在一周内埋头苦干完成的事情还要多。但很明显，我老板不会相信我的这一套说辞的。” 《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Stanford University教授Nicholas Bloom和携程联合创始人James Liang的一项实验。他们发现，在家工作的员工效率更高，而且辞职的可能性只有其他员工的一半。Bloom说，他对研究结果感到震惊，灵活工作的好处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像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PwC）这样的大公司也在试验。普华永道是全球第二大专业服务公司，去年，它宣布了一项新的弹性工作计划，员工可以选择每周工作多少小时或每年工作多少个月。这似乎在招聘方面产生了相当大的吸引力。当该公司的一位领导Anne Donovan分享了她关于转向更灵活的工作文化的建议时断言，每个人在工作环境方面都应该拥有同样程度的灵活性。 路漫漫其修远兮谷歌开发人员Julia Ferraioli在GopherCon的主题演讲中指出，在科技行业，真正的包容意味着你的团队中有残疾人，技术创造者需要成为技术使用者的代表。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分享了大量关于性别和种族偏见如何表现在科技行业的挽留、晋升、入职和招聘等过程中的研究。但在研究该领域关于残疾的偏见时，我找到的资料要少得多，部分原因是科技公司对此并不上心。当TechCrunch的一位身患严重残疾的记者询问英特尔、苹果、Twitter、Facebook、Slack、谷歌和Salesforce为什么它们的多元化报告中都没有提及残疾问题时，这些公司的回答都闪烁其词。由于增加包容性的前提就是了解问题的范围和细节，这表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Ted Kennedy Jr.是一名律师和州参议员，小时候因癌症失去了一条腿，他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探讨了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公司之间的共同主题：
我当然不能也不能代表每一个患有慢性疾病或残疾的人，我鼓励你们倾听和阅读他人的描述。科技行业对残疾和病患人士的排斥、歧视以及不健康的工作习惯等问题由来已久，但人们也普遍渴望改变。重新考虑你工作场所的文化，尝试雇佣和提拔残疾人，减少工作时间以提高工作质量，允许更灵活的安排。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 本文翻译自 https:///s/story/techs-long-hours-are-discriminatory-counter-productive-17dc61071ed5，原文链接。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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