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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如果追本溯源的话，可以达到四千年以上。然后谈论中国的思想，一般以晚周为开端。 三代之前，社会处于萌芽阶段，没有文字记载，没有论及的必要。就算是夏商时期，各种典章制度依然属于草创阶段，而且文献不足，记录缺陷，如果有什么学说，也很难详细加以考证。 我们虽然不必认同夏曾佑“中国一切宗教。典礼、政治、文艺皆周人所创”的说法，但是讨论思想的开端为周，则是最适宜的讨论方法。 周朝思想学术的鼎盛时期，不在西周，而是平王东迁之后的春秋与战国时期，更加确切来说，是孔子“师儒立教”之后，诸子之学继之而起的时候。 “儒”起源于何时至今没有定论，但是孔子之前已经有了儒却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论语之中就有相关的记载。 从历史上看，儒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这一点毫无置疑的余地。但是人们近代对儒家有偏见，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用儒家治国到底是福还是祸？我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下。 先秦时期，礼乐和教化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不管今天对儒家的礼乐和教化抱有什么态度，我们都要承认，礼乐和教化都需要知识。而且儒家主张出世，只要有机会孔子就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出去做官，但是这种做官不是没有原则的，不能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和个人的富贵而做官，所以孔子说：
如果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从政，孔子也是极力反对的，他说：
这句话正好是现代人不理解孔子的地方，孔子认为学习读书而不存在做官的心态很是难得，他这句话想要纠正的是当时“学而优则仕”的风气。 可笑的是现代人总也拿“学而优则仕”来攻击孔子，殊不知这句话本身就不是孔子说的，读过论语之后就会发现，这句话出自于子夏。 孔子认为从政要有一定的原则，而且强调了选拔贤德之人的好处，这在春秋战国时期对贵族政权是具有挑战性，所以孔子周游列国，最终不能得到重用，他只好抱憾终生，而他希冀的知识分子改造国家的理想流传了下来，可是终究只能是理想。 到了战国，百家争鸣。作为这一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奔走于列国之间，所有的国君都接待他，结果都排斥他，加入历史有轮回，他几乎是重复了孔子的一生。 孟子认为，治理国家的人必须是“幼而学，壮而行”的专门人才，有点类似于柏拉图提出的理想国由哲人王轮番执政。 更加让当时的君主不能接受的是，孟子认为治理国家的人，就是国君也不能横加干涉，要给予充分的权力，这一说法只能是天方夜谭。 先秦的儒家虽然声势浩荡，但是终究未能成为治国之大道，这和儒家的批评精神是分不开的。儒家重视道统高于一切，而且儒家批评的时候都是从历史出发，孔子更是继承了上古时期的士人、庶人议政的传统，并且说了令当时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话：
这句是否可以理解为“天下无道，则庶人议”呢？也许是的，孔子一辈子都在感慨“天下无道”、“道之不行”，他的潜意识里面还是希望“庶民议”。 孟子作为孔子的传人，继续发扬儒家的批评精神。在今天看来，孟子的一些主张，仍然是超越时代的，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这样子的孟子名声纵然响亮，一生郁郁不得志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 后来司马迁写史记，在太史公自序里面写道“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贬天子”是因为天子失去德行，所以必须要加以贬斥。可惜这一说法后来被很多人利用作为谋权篡位的工具，失去了原有的价值。 一直到了明朝末年，著名的大儒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面恢复了中断一千多年的批判精神，他在明夷待访录中写道：
到了清末，黄宗羲的精神再次复活，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生活。 秦统一中国之后，将中国的思想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这种打击显然是有它的社会背景的。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秦始皇并没有我们所以为的那么伟大，在他之前，战国的文字就已经趋向于统一，而大秦也并没像大秦帝国写的那样好，大秦帝国里面称颂大秦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全国没有监狱罪犯。 如果大秦没有罪犯，那么修建阿房宫的骊山刑徒来自哪里呢？英布所受的黥面之刑该如何解释？ 人们一直以来认为秦汉是不同的朝代，实际上两个朝代的差异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史书上写汉兴承秦弊，同时汉兴也承接了秦制。 黄老之术能够流传于汉初的大一统时期，和秦汉制度的传承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黄老之术并非我们今天轻描淡写的说一句“清静无为”，在这看似平和的四个字背后，和君主的权谋之术是离不开的。 黄老派想要和帝王推销自己的“道”，同时也希望能够推销自己。大一统的帝王绝不会容许任何人分担自己的权力，马上得天下，不可能马上治天下，但是可以用思想来控制他所统治的人民。 黄老之术的“道”总结起来两方面内容：一和长。一的意思是说，帝王的权力至高无上，为唯一准绳；长的意思是说君主的权力可以无限的延长，具有无穷的妙用。 这样一来，儒家的思想就走到帝王的反面，因为儒家认为“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君主的意志并非永远正确的尺度，所以先秦得不到统治者肯定的儒家，在汉初也处于尴尬的地位。 有人说不是汉初还有一代儒宗叔孙通吗？ 叔孙通真的能算是儒家吗？就算是儒家，他所推崇的东西除了为帝王服务之外，又有哪一点和儒家的批判精神相契合呢？ 如果说叔孙通真的是儒家，也是被法家化了的儒家，披着儒家的外衣，行法家之事。 叔孙通是非常富有远见的一个人，在秦二世的时候就选择了明哲保身，他能够活下来，可见聪明之极。后来刘邦当上了皇帝，他帮助刘邦整饬了朝纲，让每一位大臣在上朝的时候都噤若寒蝉。以至于刘邦开心的说：
那么叔孙通所采取的是什么方法呢？ 《史记·叔孙通传》里面就说道：“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他还到鲁地找到了他的弟子和他一起制定汉家礼仪，鲁地的两个儒生看过了叔孙通的礼仪大纲之后说：“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你所做的不符合古圣贤的礼仪，我不能和你一起去演示这种礼仪，你赶紧走吧，不要侮辱我）。” “公往矣，无污我。”由此可见，传统的书生非常排斥叔孙通，而叔孙通找到的并非是什么古礼，而是正宗的秦代礼仪，尊卑明显的法家传统制度。 后来刘邦驾崩，惠帝刘盈继位，在长安的未央宫和长长乐宫之间建造了一条路，道路动工之后，叔孙通说这条路会打扰到汉高帝刘邦休息。刘盈马上接受批评，想要毁掉这条路，接下来叔孙通的话意味深长：
司马迁评价叔孙通：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可惜这个儒宗已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背离了儒家主旨。 到了汉武帝朝，虽然出现了后世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难道真的就是儒家治国吗？ 在这里必须提到的一个人就是董仲舒。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写了一部解释春秋的书籍《春秋断狱》，王充曾经评价这本书：
春秋是不是孔子所编，并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在春秋断狱缩小了法律空隙，将统治者的权力进一步加大，法律控制外在行为，而打着春秋旗号的《春秋断狱》却是控制你的思想，让你无处遁形。或许董仲舒的初衷是将德行教化和法律掺杂在一起，慢慢的淡化法律，可是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虽然后来《春秋断狱》弃之不用，但是帝王却学会了控制人的法术，到了后来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成为同样的工具，从这个角度看，董仲舒却是开了一个坏头。
在这里，还要提到一个人——公孙弘。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封侯拜相”的“儒生”。可是这个儒生少年时候学习的却是狱吏之法，开始学习儒家思想已经是四十岁了。 关于公孙弘，史记中就有这样子的记载：
汉武帝不管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公孙弘都不会反驳，这样公孙弘才一点一点的走上人生的巅峰。关于汉武帝，当时的名臣汲黯评价最为切中要害：
而公孙弘正是借助儒家的招牌，正中汉武帝的下怀。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是汉武帝的手下的谋臣为他策划的一场夺权学说，至于自己相不相信，只要能够夺回权力的才是主要的。 公孙弘的成功，无疑鼓励了天下人，于是不论什么学说之人，都开始披上儒家的外衣，一个个粉墨登场，从此儒法不辩。
更加为人所气愤地，汉代法律的“大逆不道”“谋反”等罪名足以致人以死地，可是汉武帝在淮南王谋反的案子时候，加上了春秋里面的六个字“臣无将，将而诛”，实际上这正是儒家发法家化的一个例子。 清代学者戴东原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 他又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文字狱都几乎是以理杀人，而追本溯源，公孙弘等人正是始作俑者。而法家改造的儒家起始于汉初，一直贯穿到了辛亥。 皇权至上，君臣尊卑的制度在传统社会定下来之后，就成为帝王手中的一把利器，无往而不胜。 众所周知的东晋在挂冠南渡之后，已经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皇家教育的核心依然是法家。司马氏家族虽然自称儒学家族，可是晋元帝登基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赐给了太子韩非子。
历史上叔孙通、董仲舒、公孙弘之流，在看透了帝王的心思之后，入法家之室而操其戈，逢君之欲而长其恶，而其他的纯儒想要取得权利，必须是在“尊君卑臣”的前提下进行。 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始终处于君主专制之下，朱熹说的一番话正是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总结：
现代人一些人不明事理，妄称中国传统治国方略是儒家制定的，痛骂儒家，并且说用儒家治国误国，殊不知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法家。 到了宋代，和秦汉隋唐又是大大不一样，物质的高度发达，但是中央高度集权，完全让人喘不过气来，经历了明清两代，专制制度达到了顶峰。
朱元璋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篡改孟子，提出了禁锢学子的八股文，到废除科举，长达四百多年的禁锢，将大部分读书人的气质完全培养成书呆子。 到了清代，中国落后挨打，究其原因，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埋下了祸根。 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曾经不无心痛的写道：
最后的最后，你问我用儒家治国是福还是祸？我只能回答福也好祸也好，这个假设都不存在，因为“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当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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