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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王伟利 赵炳山 在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有一条挂满了名人楹联的半边街,其中有一副对联曰:“合则留,不合则去；肥吾民,勿肥吾身。”因上下联将“合肥”二字巧妙嵌入其中,而颇为引游人驻足赞赏。对联的作者是晚清合肥知县、《清史稿·循吏传》人物、山东人孙葆田。 自合肥知县任上辞官后,孙葆田多寓居潍县(今潍坊潍城区)老街内。现在,这里的小巷仍曲曲折折,石板路玉光水滑。里巷深处,有一座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笏园。它既是晚清潍县首富丁家的私人园林,也是当时潍坊文化学术的交流地。 在这里,孙葆田和一群朋友觥筹交错,交流心得。宦海浮沉的荣辱抛诸脑后,编志修书的喜悦浮现眼前。 “孙葆田是‘潍上四贤’之一。他的官德政风、学术造诣,有很多值得一书的地方。”潍城区史志办主任曲福刚说。 “实事求是,不薄宋儒”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古老的中国开始感受到近代化的强烈冲击。一向被清廷视为“蛮夷”的英国派出远征军,在东南沿海畅行无阻,凭借坚船利炮屡次挫败清军。 东南硝烟弥漫之际,山东巡抚在胶东加紧布置防御,沿海百姓也议论纷纷。此时的荣成不夜村,一个男婴在孙家呱呱坠地。孙家世代耕读为业,靠垦荒而致富。男婴之父孙福海给孩子起名“葆田”,寓有不忘先祖之意。 孙福海中过举人,后来被分派到湖北为官。孩子的成长教育多靠妻子辛苦张罗。孙葆田年七岁,入私塾读书。他聪慧颖异,又勤奋好学,每闻拂晓鸡鸣,就起身攻读,“颇有志于正学”。 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孙福海署理湖北钟祥县事。不久,孙葆田兄弟念“违侍吾父久,晨昏滋惧”,乃遵从母亲之命,全家抵达钟祥。 暂离故乡土,他乡遇名师。此时,晚清散文书法名家、“曾(国藩)门四弟子”之一的张裕钊恰好回到故乡湖北游历。孙福海湖北为官二十年,相交多为当世贤士士大夫,且与张裕钊以道义相交十余年之久。他闻张氏来鄂,即礼聘他赴钟祥纂修县志。 张裕钊欣然而往,孙葆田立即拜于张裕钊门下。张裕钊治学不拘泥于“汉宋”门户陋见,孙葆田跟随受教,得古文义法,功底日益见深,遂尽窥唐宋古文大家门径。《清史稿》记载孙葆田事迹,也尤其注重张裕钊对他的言传身教,“故从武昌张裕钊受古文法,治经,实事求是,不薄宋儒”。多年后,孙葆田在自己编修的《南阳县志》中依旧深情追忆道:“予昔从武昌张先生游时……张先生言‘古昔,志必有图。’” “张裕钊擅长编修志书,更重视编修志书,这对孙葆田以后的治学之路影响深远。”曲福刚介绍说。 同治十年,孙葆田名登乡试桂榜。三年后,他又考中二甲第八十三名进士,授任刑部主事。摆在孙葆田眼前的是广阔天地、似锦前程。 未料旦夕祸福,怎奈乐极生悲。次年冬,父亲孙福海殁于湖北任上。孙葆田匆忙由京师奔丧至楚地。他和兄弟扶丧乘船,顺江而下,再转运河至江苏清江浦。他们闻听北上运河水浅难行,被迫舍舟登陆,缓缓朝潍县行去。 到达潍县不久,孙葆田料理完一些事务,准备送父葬回荣成。没想到,母亲因伤心过度,突然病势沉重。尽管孙葆田衣不解带尽心照料,老母依旧于当年九月病逝。双亲过世后的次年秋,弟弟又病故,当年冬,兄长又离世。短短一年有余,四位至亲相继离世,孙葆田几乎肝肠寸断,心中凄苦难以名状。他满怀悲愤修书于张裕钊,痛陈自己“于此之时,天地倾覆,心肝摧绝,无所告诉”。在其他文章中,他也无数次提及自己“为无怙无恃之人”,“痛何极耶”! 亲人离世之后,孙氏一门重担全都压在孙葆田肩上。他一边守孝,一边从事文案工作,尽力维持家族生计。服阕之后,孙葆田为生计再入京师,复到刑部供职领薪。 为官京师期间,孙葆田因学识出众,与学者盛昱、王懿荣、王守训等诸君友善,常一同议论时事、交流学问。但数载京官,孙葆田仕途久久不见起色,让他颇感才不得用,常有憾恨之叹。 无可奈何之下,孙葆田渴望能外放为官,希望在地方实践平生所学。刑部主事任满后,他极力自求改任外职。孙葆田在呈奏履历中道:“光绪九年九月二十八日。臣孙葆田,山东登州府荣成县人,年四十二岁,由进士引见,以部属用。笺分刑部期满,甄别改归进士知县原班铨选,今笺掣安徽安庆府宿松县知县缺,敬缮履历,恭呈御览,谨奏”。 朝廷同意了孙葆田的请求,外放他为安徽安庆府宿松知县。自此,孙葆田开始了地方仕途之旅。 “妻纺绩,室中萧然如寒士” 相较京师为官,地方事务更为繁琐,关系也更加错综复杂。到任宿松后,孙葆田勤于政务,竭力整顿吏治,希冀减轻百姓负担。当时有小吏时常凭借权势,在案件诉讼中敲诈百姓。孙葆田上任后,“听断明敏,案无留牍”,从源头上革除了此陋规。 不久,有宿松百姓向孙葆田反映,农田赋税摊派长期不均,“田众者少赋,而田寡者多之”。孙葆田顶着巨大压力,亲自主持测量全县田地,重新制定纳税标准。 任职宿松期间,孙葆田多施善政,宿松百姓渐为悦服,遂有“循良”美称。但对他人美誉,他只是谦虚自述道:“凡所设施,类皆迂阔。”孙葆田自觉无愧于心,“独其心存爱民,必思于物有济,尚不悖乎圣贤遗训”。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孙葆田虽自认没什么政绩可言,但百姓却久久怀念他两袖清风、清廉无私的官德政风。徐世昌在《清儒学案小传》中道:“先生宰宿松,勤于其职,日坐堂皇,妻纺绩,室中萧然如寒士。” 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孙葆田奉命担任江南乡试阅卷官。该年乡试因考生中有李鸿章之子李经述,显得非比寻常。当时的江南官场,下至学政、上至总督,都非常重视。阅卷期间,孙葆田既不献媚权贵,也不刚直取誉,始终秉承公心为国取才。他按照文章优劣,拔取李经述为新科举人。当年十月中旬,孙葆田结束阅卷任务,回到宿松任上。腊月之末,他收到李经述一封亲笔书信。书信中,李经述不仅亲表答谢,还转述了父亲李鸿章的谢意。 此时,李鸿章既是文华殿大学士,还兼任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位高权重的重臣。在世人看来,他通过儿子转答对一个芝麻县令的谢意,已属屈尊纡贵,高看一眼了。 孙葆田并未感到受宠若惊,只是出于礼节作有答书。他行文语气不卑不亢,丝毫没有奴颜婢膝之态。他甚至告诫李经述,因其家门鼎盛,应不愁登科显仕,但更要居安思危,时刻要提醒自己“立大志、坚学术、正交友”。 孙葆田回信有礼有节,获得了李经述乃至李鸿章的好感。 其时,合肥因是李鸿章的故乡而多有世家大族,纨绔子弟往往倚仗权势,横行乡里,阻挠有司执法,合肥因而号称“难治”。合肥县令如果秉公执法,必定开罪权贵；如果敷衍了事,百姓又会怨声载道。前几任官员就是因畏惧李家权势,置百姓利益于不顾,执法办案迁就权贵,百姓冤屈得不到伸张。百姓因而屡次请愿要求撤换县令,纠纷甚至闹到两江总督和安徽巡抚处。 两江总督曾国荃经过考察,觉得孙葆田与李氏有师生之谊,调任合肥可妥善处理当地人事关系。 光绪十二年春,孙葆田调补合肥县令。一开始,百姓并未对这个新县令有何期待。但不久,大家惊讶地发现,此番赴任的县令有些不一样。 孙葆田一上任,就撰有一副对联悬挂在县衙内,时时警醒自己。其文曰:“为百姓,省事省钱,须尽过父母恩情,方可保民为赤子；愿一心,赖烦赖苦,才学得循良政绩,休教名士误苍生。”对联言真意切,颇似自策自省的座右铭,细细咀嚼,令人动容。 孙葆田书写此联,非为沽名钓誉,而是勉励自己矢志践行。不久,一场轰动全国的大案,决定了孙葆田的人生抉择,也决定了他的仕途起伏。 “肥吾民,勿肥吾身” 合肥大兴集李家圩子村人李经楞是李鸿章的胞侄,他仗着亲戚权势,平日在乡间就声威赫赫,连官吏都为之侧目。他在合肥城内房屋众多,一些房屋用于出租牟利,其中有一房客因家贫而积欠租金八元。李家仆人讨债不成,对房客棒打脚踢,威逼凌辱,最终殴人致死。房客之妻与邻里百姓心中不平,上告到庐州府,知府却不敢受理。孙葆田闻讯后,置自己仕途安危于不顾,亲带差役到李家圩子捉拿人犯。 晚清著名报人汪康年在自己的《汪穰卿笔记》中,对这起清末大案有一段详细记载: (房客)妻子找到合肥县令上报命案,县令却唤不得凶手上堂来对质。(孙)葆田以为此案就算诬告,被告为何不到案?他自思,中堂(李鸿章)奴打死人,自己不敢办案,那还当什么知县?(孙葆田)就拜谒中堂管家少爷,索要凶手。管家少爷曰:“知县再来,结果知县。”李氏一老奴沮之曰:“此灭门事,哪可为?谚言‘知县案前有宰相,宰相案前无知县。’老奴事主人数十年,老主人(李鸿章之父李文安)在刑部积德,得发子孙,今打死知县,是老主人在刑部丧德矣。老奴不忍见李氏灭门之祸。请先抢头死。”他以头抢地,血流被面。管家少爷不得已,只能交出凶手。(孙葆田)复锁凶手而归。 (孙)葆田担心府、道官员不肯受理,又担心原告妇人后和他人私下和解而翻供。如果妇人翻供,自己也要受牵连而入狱。他就呼妇人来而叮咛道:“而想钱邪?果信冤邪?”(妇人)道:“想钱则李氏钱多矣,何苦告状?”孙葆田就让她留宿县衙中,与自己妻子一同寝食。 孙葆田一边加紧准备案卷文牍,一边将此事来龙去脉奏禀李鸿章。不久,李鸿章批文转来合肥,全文只有“照例办”三字而已。 当时,孙葆田的弟弟孙叔谦正在李鸿章幕府之中供职。李鸿章虽然表面支持孙葆田按律办理此案,暗地里却让孙叔谦居间调解说情。孙葆田听说弟弟来合肥,令人擂鼓升堂,自己冠服出迎。孙叔谦奇怪道:“兄长为何摆下如此仪仗?”孙葆田反问:“为我而来,还是为中堂而来。平日你是我的兄弟,如今是中堂的说客。知县自然要接待了,礼仪怎能太随意?”孙葆田执意要按照礼仪把弟弟送到县衙行馆安顿。孙叔谦见如此架势,次日天明就悄悄离去,始终不对案件发一言。 堵住了各方压力后,孙葆田下令重新检验被害人伤处。他命令仵作:“敢欺罔者论如律。”在无数人围观见证下,果然查得有致命伤。孙葆田依律判处凶手死刑。此事因牵涉李鸿章,又连绵数月,弄得举国皆知。 孙葆田深知此事必定得罪李鸿章。很快,朝堂压力袭来。孙葆田内心悲愤,无处发泄,就在县衙撰写对联,表露心迹,其文曰:“合则留,不合则去；肥吾民,勿肥吾身。”这幅对联的复制品,如今就张贴在合肥蜀山区半边街上。 “包公虽清,还不如老孙” 官场比孙葆田料想的还要凶险。不久,监察御史以孙葆田诬陷且将人误定为死罪,上疏要求弹劾孙葆田。光绪帝命令安徽巡抚陈彝审查此案。陈彝经过详细审查,认为孙葆田此案办理得当,最终维持原判。 但不久,陈彝因为此事被调任为顺天府尹,孙葆田的麻烦并未结束。孙葆田本怀满腔热血,如今看破官场黑暗凶险,认为直道难行,宁愿弃官避之。于是他携官印面谒上官,坚持以病辞官。辞任之际,孙葆田在内室撰写一联“斯是陋室,我本布衣”。上联取自刘禹锡《陋室铭》,下联摘自诸葛亮《前出师表》。集句联恰如其分地道出孙葆田心迹,可谓掷地有声。 离任之时,合肥百姓亲送出境,并赠送一副对联,其文曰:“欠房债八元,靴尖何利,马棒何凶,睹人命若鸿毛,李孟仙倚官压势；出大签三次,差役亦威,吏胥亦壮,视道台如狗蛋,孙县令除暴安良。” 孙葆田离任后,当地百姓感其不惧权贵、爱民如子,怀念不已。晚清文人、姚莹之孙姚永朴在《孙佩南大令》一文中,用他的亲身经历,叙述了老百姓对为民做主的“好官”孙葆田的敬仰和怀念:“光绪乙未,余客凤阳,过合肥,询父老曰:‘若县有好官乎?’佥曰:‘孙公其人也。’余曰:‘彼为政如何?’曰:‘他令来者,皆为巨绅作奴耳；惟孙公为吾穷民作官。君不闻谣乎:‘包公虽清,还不如老孙。’” 合肥离任事件,是孙葆田仕途的转折点。自此他远离庙堂,一生不复为官。光绪二十二年,安徽欲清丈一省民田,巡抚福润奏调有经验的孙葆田来办理勘丈事宜。孙葆田却认为“纷纷清丈,适滋扰累”,“虽得罪于皖中大吏,而终不敢违圣人易退难进之训”,始终坚辞不赴。他还致书安徽巡抚,表示丈量土地必须慎之又慎,如果随意操作只是徒增民扰:“刁滑之徒与胥吏因缘为奸,熟地报荒,平岁报灾,其甚者,至于开局敛费。”他还担心“有清丈之名,无清丈之实”。 孙葆田针对丈量土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清赋之要,熟地报荒者,当宽其既往,限年垦复。平岁报灾者,当警其将来,分年带征,弊自可除,无事纷扰。” 不过,一个无权无势的布衣之言,又有谁会真心倾听呢? 暮年,孙葆田回望初心,觉得到了该做自己想做事情的时候了。他少年“有志于正学”,青年游学于张裕钊,现在要把大半生的吸取化为硕果了。 暮年岁月,尽付志书 孙葆田做好了人生决定。但现实往往比理想艰难得多。 孙葆田想着不问世事闭门著述,但无奈家庭负累依旧沉重,他不得不四方奔走,靠讲学来维持生计。光绪十五年,孙葆田应山东巡抚张曜之聘,主讲济南尚志书院。早在同治八年,时任山东巡抚丁宝桢在原李格非(李清照之父)故居上建起书院,他以《孟子·尽心上》中“何为尚志”“仁义而已矣”之义,为书院起名“尚志”。书院后经修葺,至此时已斋舍宽敞,环境优美。 孙葆田主讲书院期间,以“敦本务实,毋空谈”为治学根本,讲求实学,务求开拓学子视野。他的教育成果颇为喜人。光绪十七年山东乡试,尚志书院有十余学生中举。巡抚张曜颇为欣喜,为孙葆田奏请得五品卿衔。 张曜以孙葆田为鸿儒大才,不仅倚重他主讲学院,更想依靠他纂修《山东通志》。清代山东,自然灾害频仍。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改道后,山东灾害兵祸更是不断。历任山东巡抚都忙于赈灾平乱,很少有精力顾及史志事业。自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署理山东巡抚岳濬重修《山东通志》后,山东迟迟没有一部《通志》问世。道光末年,山东曾一度议修新志,但终成泡影。 到了光绪十六年,张曜奏请开设通志局,续修《山东通志》,并聘孙葆田为总纂。为此,孙葆田在人员物色、资料汇集方面进行了很多准备工作。不料,张曜于次年因积劳成疾病故任所。失去了巡抚支持后,修志工作被迫搁置,中断十余年之久。 后来,孙葆田应河南南阳知县邀请,为《南阳县志》纂定凡例,定稿后,又进行修志。经过孙葆田精心编纂的《南阳县志》,成为地方志史上的佳作。 光绪三十年,杨士骧出任山东巡抚。他重整修志局,任命孙葆田为总纂。孙葆田修志“稽正史以溯本源,考官书以昭法守,继而参之杂史、别集及私家著述”,先广为搜罗,形成资料长编,然后去粗取精定稿成册。《山东通志》是孙葆田暮年的精神寄托,他为成此志可谓呕心沥血。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在诸人努力下,长达200卷的《山东通志》终于完稿。孙葆田总纂的《山东通志》共约620万字,刊印后装订成128册。该志卷帙浩繁、体例完备,被认为是《山东通志》集大成者,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和极高评价。《续四库全书提要》称赞该志“赡博精窜”。 令人遗憾的是,孙葆田并未看到新志付梓刊印,于宣统三年正月猝然病逝。1918年,《山东通志》经过校补后,终于铅印问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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