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日记: 鲁迅的手稿

鲁迅在《不应该那么写》里，引了惠列赛耶夫的一段话：

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

接着说到中国的手稿之少和师法之难：

这确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而我们中国却偏偏缺少这样的教材。近几年来，石印的手稿是有一些了，但大抵是学者的著述或日记。也许是因为向来崇尚“一挥而就”，“文不加点”的缘故罢，又大抵是全本干干净净，看不出苦心删改的痕迹来。

《阿Q正传》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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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鲁迅自己，除了书信、日记、抄校的古碑古籍，也没有很多稿本留传下来。《呐喊》《彷徨》全部散佚，现在能够见到的《阿Q正传》的那张残页，只是“发表于《太白》半月刊第2卷第3期‘墨迹’栏中的印刷件”（王世家、王春森《〈呐喊 〉的版次与文本校勘》）。孙郁在《鲁迅的手稿》中写道：

他常常怀疑自己的价值，作品且不说，像手稿等物，随手弃之，以为不足为道。北京时期的墨迹，我们可看的已经不多，已不知散落在何方。直到晚年，他还拿着手稿裹油条，外人看了很觉可惜。

“拿着手稿裹油条”，应该就是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里提到的那件事：

鲁迅先生的原稿，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我得到了一张，是译《死魂灵》的原稿，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不以为希奇，许先生倒很生气。

虽然“裹油条”的并非鲁迅，但他本人对手稿的不在意，却是无可置疑的。据萧军《鲁迅先生书简注释及其他》，他们看到的手稿，是鲁迅所译童话《表》的两页，“这使我和萧红全大吃一惊”，“我们把这油条包纸马上给鲁迅先生寄去，并写信请他把这《表》的原稿催讨回来”。在给他们的复信中，鲁迅说：

我的原稿的境遇，“许”知道了似乎有点悲哀；我是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我自己是在擦桌子的，因为我用的是中国纸，比洋纸能吸水。

萧红记着鲁迅让大家用校样擦手，萧军也说到那手稿的“别种用途”：

后来我到他家里去，确是看到过这“擦桌子”的现象。不独如此，我到厕所中，居然也发现了他把自己写过字的原稿纸裁成了方块块，而预备做别种用途。

不过不重视手稿，并不等于不重视自己的作品。竹内好在《鲁迅》一书中说：

他的杂文与作品一样，约略按照年代编集；那种收集本身大多已经意味着某种有意识的行为。编纂自己的著作的工作，在他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鲁迅作品留存之丰富、完整，与他本人的重视是分不开的。那么，既然赞同惠列赛耶夫的说法，为何又如此不重视保存自己的手稿呢？这大概与他对自己的认识和定位有关。

1927年，刘半农有意向斯文·赫定推荐鲁迅，让赫定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就此转托台静农询问鲁迅的意见，鲁迅回复道：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鲁迅的文学视野，远远超出了中国或者说华文的畛域，所以他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成绩，像评介他人一样为自己做出断语。然而他更关心眼前的中国，不停地写着自认为“速朽”的文字。在《“公理”之所在》中，他如是说：

在广州的一个“学者”说，“鲁迅的话已经说完，《语丝》不必看了。”这是真的，我的话已经说完，去年说的，今年还适用，恐怕明年也还适用。但我诚恳地希望他不至于适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倘这样，中国可就要完了，虽然我倒可以自慢。

然而他所希望的“速朽”，终究没有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