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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议“贫穷的哲学”,中国先贤并不赞美贫穷

 gs老张 2019-03-06

有人说:中国先贤多赞美贫穷。例如孔子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又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以后,思想家、文学家、诗人,更多有赞美贫穷者,中国一般人都受了这些人的影响,都以贫穷为可乐。因为一般人既都以贫穷为可乐,所以也就少有人去努力生产事业,开发富源了。中国的生产事业不发达,至少一部分是吃了这些先贤的亏。

中国的生产事业不发达,究竟原因何在,我们于此不论。不过我们可以断定地说,中国的生产事业不发达,其原因并不在上文所说底方面,并且,中国先贤并不赞美贫穷。

中国先贤非但并不赞美贫穷,而且亦赞美富贵。旧日商店门口底对联,往往是:“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洪范》所说五福,是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易·系辞》说:“崇高莫大乎富贵。”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孟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的本身,是可欲底,这是没有人能否认底。

富虽是可欲底,但求富并不是一件道德底事。用正当底方法求富,固然亦不是不道德底事。不是不道德底事,不一定就是道德底事。是道德底,与是不道德底,中间还有一个中立底地带。求富虽不是道德底事,但为大众求富,却是最大底道德底事。例如仁是最大底道德,仁者爱人,爱人者绝不希望人穷。他只希望人富。古人所谓圣君贤相,发政施仁,绝不是想叫天下人都“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是想叫天下人都能“衣帛食肉”“养生送死无憾”。现在所有政治上、社会上底各种主义,其所以号召者,在于此,其所以有道德底根据者,亦在于此。

富的本身是可欲底,虽是可欲底,但与道德是无干底。虽与道德是无干底,而有些道德的行为,却非借此不能表现。譬如糖果酒肉,其本身是可欲底,但亦与道德无干。虽与道德无干,但父母以糖果与子女,其行为却是慈;子女以酒食奉父母,其行为却是孝。在有些情形下,孝慈非借这些东西不能表现。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东西的本身没有道德底价值,遂以与这些东西有关底行为亦皆没有道德底价值。我们亦不能,因为与这些东西有关底行为,有些有道德底价值,遂以这些东西的本身,亦有道德底价值。我们不能,因为有些人常说这些东西,而遂以为他们必不注重道德底价值。我们亦不能,因为有些人常讲道德底价值,而遂以为他们必不注重这些东西。

然则孔子对于颜回的陋巷等,又何以谈得津津有味;而其自己亦要“浮云富贵”呢?于此我们说,陋巷等的本身是不可欲底。孔子所以称赞颜回者,并不是,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是,颜回虽在如此底环境中,而仍“不改其乐”。其乐并不是乐陋巷等,而是别有所乐。宋儒常教人“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其所乐何事,我们于此不论。不过我们可以断定地说,其所乐并不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这些话所注重者是“不义”,及“不以其道得之”。求富贵虽不是不道德底事,但用不道德底方法,以求富贵,却不折不扣是不道德底事。这些事当然是不能做底。若专以求富贵为目的,而不计其求之方法是否道德底,则必至“大则弑父与君,小则吮痈舐痔”。

于此我们可知,我们先贤,并不以贫穷本身为可欲而赞美之。富本身是可欲底,而且还是为有些道德底行为的实现所必需。不过富的本身是与道德无干底。而我们先贤又常注重道德底价值。所以有些人以为,先贤必不注重富。不过这以为是起于人的思想的混乱,如上文所说。

另有一问题亦起于此类底思想的混乱。在民初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有些人以为宋儒提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不讲人道。他们看见我们先贤,常讲“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为先贤大概都是些草菅人命底刽子手,一定是视人命如儿戏底。这些人的这些以为,又是错误底。生是可欲底,其本身固亦与道德无干,但救人之生,却是最大底道德。《论语》说:孔子下朝回来,见他的马棚为火烧了。他只问“伤人乎”,“不问马”。因为人命至重也。孟子因为齐宣王不忍杀一牛,而断其能行仁政。因为孟子所谓仁政,是从不忍人之心,发出来底。所以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就是仁之端。孟子教人把此端扩而充之,以成为仁人。宋儒对于孟子此点,特别发挥。他们万不料后世会有人说他们不讲人道。

但何以又要“杀身成仁呢”?这并不是因为杀身的事的本身有什么好处,而是因为不能“求生害仁”。所以孔子说:“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孟子亦说:“生吾所欲也,义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话着重在“二者不可得兼”。我们不能因为先贤常说杀身舍生,而即以为他们不以为身与生的本身是可欲底。亦不能因此,即以为他们以为,杀身与舍生的本身即是可欲底。

又有些人读《孟子》,见因为齐宣王问了一句“何以利吾国”,被孟子大加驳斥,而孟子却又发表了许多经济计划,叫人能“衣帛食肉”“养生送死无憾”,他们即说:孟子所说底不是利吗?何以孟子只准百姓点灯,不许州官放火呢?他们不知梁惠王所谓利吾国者,是为自己求利,而孟子所讲经济计划,是为大众求利。利的本身是可欲底。为自己求利,可以不是不道德底事。但为大众求利,则一定是道德底事,道德底事是义不是利。所以大学虽讲“理财”,而仍说:“君子不以利为利,而以义为利。”以义为利,并不是不讲利,而是不为自己讲利,而为大众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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