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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东丨魂牵梦萦的村子空了,人都到哪里去了

 hercules028 2019-03-07

“过去,像这样,一家外面来了个人,坐下来聊天,都不用招呼,一会就挤了一大堆人,插话,看热闹的。现在,唉,过春节都没人喽。村里都空了,一天到晚都见不到几个人……”

2月16日下午午后,在武进郑陆的董墅村,八十多岁的高先生当着我们发出了长长的叹息,他是高晓声的叔伯兄弟,当时我和朋友去董墅村寻访高晓声旧居拜访他。

高先生无关那天长聊主题的一声长叹,却狠狠地击中了,一直在我心中回响。故乡还是新人口的流入地啊。

“过春节都没人喽。村里都空了,一天到晚都见不到几个人……”

资料图:作家高晓声故居

这种情况,在故乡的农村,越来越普遍。就像高先生,在偌大的房子,每天与电视为伴。那天下午,在整个聊天过程,除了我们几个人,没有过来一个人打望。

我小时候的故乡农村,不是这样。

小时候冬天的农村,只要有太阳,村里似乎到处都是人。

比如,人多之家,太阳一出来,就会用席子稻草搭起遮风的棚子,老人和女人们都会在棚子前面晒太阳,哄孩子,做手工,在脚炉里煨黄豆蚕豆,或者用稻草上找出的残存的稻谷,在脚炉里垫张纸用土法爆米花;男孩子们则挤在一个背风向太阳的屋檐下的墙角,玩“挤猪油渣”的游戏——一个挨着一个往最靠近墙角的人身上使劲挤,队列里被挤出的人则跑最后接着去挤,既是游戏,也是取暖。

但凡村里谁家来客,村里的小孩们都会探头探脑去围观。至于村里在外面工作的人回家探亲或过年,家里总是“宾客”盈门,热闹非凡。这宾客,除了少数真正的亲戚朋友外,其实都是村里人,过来看热闹,小孩单纯是看热闹,大人却要聊家常,聊过去,也愿意听“吃国家饭”的游子谈外面的见识,主家通常会给跟自家关系近或者村里德高望重的人倒杯水。

我们村子虽小,但却有在北京、上海、苏州、山东工作的人,无论谁、什么时候回村探亲访友,他(她)落座的地方,总是会围着一群人。我记忆最深的,是1980年代初,我们村大朱老师小朱老师家的小弟弟,1949年前曾是马山一贯道护法,1949年逃港后第一次从香港回来探亲,只要在家里大门口厅房里坐着,每天家里都是亲朋好友,以及聊天围观的村里人,里三层外三层有些夸张,但挨挨挤挤却是真的。

这种习俗,如今也还有残剩。比如我回家探亲或春节回家过年,太阳好风小时,我会坐在家门口背风的屋檐下读书,或者和父亲聊天,经过的村里人看到,就会停下脚步,过来跟我聊天,一会儿功夫,或坐或站,门口就围了不少人,既跟我打听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热点事件,也会向我控诉对自己耳闻目睹或者身历的事情的不满——在他们眼中,我就是“吃国家饭”的,向我诉说,也许能够有帮助。其实,我早已不吃“国家饭”了,但这不影响他们找我,在村里人心中,我总是会比他们更有办法。

这个时候,母亲总会端出凳子,照例会给自己尊重的村里人——通常是老师泡杯茶,至少也要把客气表达到,如今经济条件好,有时也会端出水果瓜子之类招呼。村子的人气,这种情况感受会比较深。

新年故乡过去流行在家请客吃年昼饭。开饭前后,早到或者吃完饭的客人,也总会到村里熟悉人家的门口坐着聊天,或者打牌,围观的人也是一圈圈的……

那个时候,每个村都是如此,热热闹闹,人声鼎沸,从来没有觉得冷清过。

渐渐地,村子里冷清了起来。

在村子里,再也见不到防风晒太阳的遮篷,见不到抱着脚炉取暖煨豆子的人,也见不到墙角“挤猪油渣”的队伍——在我离开故乡多年后,写江南旧闻,我突然明白,我们才是最后一代在防风遮篷里晒太阳、煨豆子、在墙角“挤猪油渣”的人。

那个年代,我们都有兄弟姐妹,比如我,小时候兄弟仨,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是两个三个孩子甚至更多,独生子女很少——我父亲倒是独生子女,有孩子,孩子多,村里怎么会不热闹?计划生育后——我小弟弟就是计划生育早期斗智斗勇后生的,就都成了独生子女。我自己只有一个孩子,弟弟也只要了一个孩子,等到计划生育政策改弦更张时,我们却已经没有精力再抚养更多的孩子了,看看我们生活的环境就明白。这一过程,兄弟姐妹这些传统的称谓,差点也被计划掉。

改革开放刚启动,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故乡,便迅速抓住了机遇,经济好转,解决温饱后的农村,家家户户省吃俭用,新建了大房子。比如我们村,原本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一建新房,俨然是个不小的村子了。

村里的人口,尽管兄弟分家,开枝散叶,但却因计划生育,从原本每家两三个孩子到一家一个孩子,房多村大,人却少了。

如今年轻人留在农村的几乎没有,不是上常州工作,就是在武进的湖塘(常州最繁华的乡镇,曾经的武进市如今的武进区政府所在,已经完全是现代城市气象)或开发区之类,最不济,也是在周边镇上工厂超市打工了。出去工作的年轻人,自然琢磨着在城里最不济也要在镇上买套房。买房成家后,即便离家很近,也很少回家,回家也是家里有事或者鲜货上市了。我每次回去,我家的一个邻居,总是很感慨地跟我说,学东,你在北京工作,倒是经常看你回来,比我家儿子回来的时间还多。她儿子在湖塘镇工作,离家不到十多公里。而她还经常要去儿子那儿住,帮忙。

我也曾想带我父母到北京,但他们坚决不愿意。所以我几乎每年都带家人回家,过春节,过暑假,春节我家在乡下算比较热闹的了,我在家,也有一些朋友来聊天。但平常,我在北京,弟弟弟妹和侄女都要上班,家里日常也就父母和一条看家的狗了。

如今村里最多的,也就是老人了。怎么会不安静冷清?

1990年代,家电迅速在故乡普及,家家户户都有几台电视机。而故乡虽然冬天没有暖气,但空调、电暖气等,迅速取代了传统的脚炉汤婆子,人们再也不用靠太阳靠传统的脚炉汤婆子取暖了,生活的环境变了,即使在村里,年轻一代,也更多愿意呆在屋里,玩游戏,看电视,做作业,而不愿意跟长辈一起闲聊。甚至,老人们也逐渐选择了呆在家里。比如我父母,没活干时,就宁愿呆在楼上看书看电视。村里自然看到的人更少了。

村村通公路,交通比过去好了不知多少,年轻一代,不管挣没挣到钱,都买车了。我们村十来户人家,几乎家家都买了车。如今村里人家请吃年昼饭,停车也慢慢成了问题。但是,有了车的年轻人,春节假期更不会呆在家里,不玩游戏不看电视的时候,他们更愿意去城里镇上的茶馆咖啡馆电影院和同龄人消磨时光,甚至,也出现了春节出门旅游的趋势。

我那些留在故乡村里曾经的同龄人,平常无论是办小厂的,还是在附近镇上工厂打工的,过年放假,吃过饭,最大的爱好,跟他们的子女不一样,大多不是看电视,不是聊天,而是打牌。打牌之风,恐不只是在故乡盛行……

2月18日,我离家返京。那一天,一个四川人骑着电动车来村上打问有无房子出租。这周边有一些企业,雇用了不少外地来本地打工的。我们村上已经有多户外地人客居此地生活。我的一个邻居家,全家已经不在村里生活,房子租给了一户安徽人,我母亲说这家人很不错,“很要好”(方言求上进之意),这家人初来时,孩子还很小,如今孩子都大学毕业成家还生了孩子了,他们跟我父母及周边村里的老人也会聊聊天扯个家常。但是,大多数外地在此居住的人,还是更多在他们的熟人圈子里生活。而像我父母这样更传统的人,也不愿意与外地人同一个门进出。

“每一只往来的云雀都是我的故知……”(魏尔伦:三年之后)

“一切都似曾相识,甚至擦肩而过的问候

也充满情谊,每一张笑靥都充满亲缘……”(荷尔德林,归乡——致亲人)

曾经,我对魏尔伦和荷尔德林的诗意感同身受,而如今,这一切,却恍如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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