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以来丁村遗址群考古新进展

摘要：丁村遗址是我国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也是我国少数几个几未间断、持续探索的旧石器考古遗址之一。60年来，历经几代人共同努力，丁村遗址的考古与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2011年以来我们在丁村遗址群周边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考古调查，在柴庄附近和汾河东岸至塔儿山之间的黄土塬区的沟谷梁峁地带发现近百处旧石器地点，并对其中的九龙洞遗址、过水洞遗址和老虎坡遗址进行了连续多年深入细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老虎坡人类活动营地、过水洞人类生活营地、九龙洞石器打制营地等多个原地埋藏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丁村远古人类的活动范围、生活轨迹及其行为链条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和宝贵资料。在与大崮堆山南坡角页岩基岩出露相通的北涧沟→沙女沟→上庄沟一线的沟谷中发现大量石制品和原地埋藏的人类遗址；而在其他不含角页岩石料的北寨沟和柴村沟中基本没有发现人类活动的迹象；显示了丁村人对角页岩原料的亲近性和依赖性。使我们对丁村遗址一带远古人类的活动范围、行为模式有了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同时也说明丁村遗址群的考古工作还有着很长的路要走。

一、引言

丁村遗址是我国享有盛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自1953年发现以来，经历了1954年和1976-1980年两次大规模调查发掘，成为我国北方地区最为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之一，同时也成为开创新中国旧石器考古局面的一个标志[1]和继周口店发现后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又一座里程碑[2]。60年来，丁村遗址一带汾河两岸旧石器考古的探索几乎从未停止过[3-41]，而且只要开展工作就必然有新的发现和突破。特别是1976-1980年第二次调查发掘，证实丁村遗址已不是仅限于1954年汾河东岸Ⅲ级阶地11个地点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而是扩及汾河两岸由旧石器早中晚期多个地点组成的遗址群[25,42]，进一步扩大了我们对丁村文化时空分布和文化内涵等方面的认识（图1）。

2011年以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丁村民俗博物馆、襄汾县博物馆，在丁村遗址群南界柴庄附近和东北部黄土台塬的沟谷梁峁中新发现旧石器时代地点近百处①，并对石沟遗址、老虎坡遗址、过水洞遗址、九龙洞遗址和洞门遗址进行了连续数年的发掘（图2），发掘出多个原地埋藏的人类活动营地。现将近年来考古工作的最新进展做一汇报。

图1  丁村遗址群地理位置及地点分布图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Dingcun site group

图2  丁村遗址群2015年以来调查发掘地点分布图

Fig.2 The distribution of new localities discovered and excavated since 2015 at Dingcun Site Group

●为新发现的石器点/New lithic localities；●为化石点/Fossil localities；●为近几年发掘的地点/Localities excavated during recent years

二、从“河流阶地”到“黄土堆积”

我们说，旧石器时代人类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打制石器而是生存。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应该是人类在某一区域内与自然环境和物质资源有着频繁交换的互动系统，因此，“丁村文化”应该是一个人类与汾河流域的自然环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互动系统，既包括那些看得到摸得着的石器、动物化石，也包括隐含在这些物质遗存背后的人类行为、生存模式、技术环节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信息。旧石器考古学研究不能仅仅把目光盯在局部地区的新发现和石器分类上，而应该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去讨论人类的生业问题。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远古丁村人生存空间的问题。丁村人仅仅生活在临汾盆地南端的汾河河谷之中吗？他们的活动范围究竟有多大？

众所周知，人类是陆生动物，一般生活在靠近水源的地方。1954年发现的丁村遗址就是一个例证。60年来的考古工作已经证明，在汾河两岸阶地的河流相堆积之中存在有大量石制品、动物化石和人类遗骸。这些遗物和遗骸是由附近或上游二次搬运埋藏而来。因此，如果认定丁村一带的汾河两岸就是丁村人生活的地方。那么最可靠的证据，不是河流堆积中的这些石制品，而需要在高阶地土状堆积中或山前黄土塬区去寻找他们的足迹。另一方面，如果认定丁村一带有远古人类人类活动，就一定要有他们必须的物质资源的支撑。这个证据是明确的，也是确凿的，就是来自东距丁村7km的大崮堆山且遍布沙女沟、上庄沟等沟谷的角页岩石料。它是丁村人赖以生存的重要战略物资[42]。

我们认为汾河谷地是远古丁村人重要的活动场所，但绝不是唯一的和全部的生活空间。在汾河东岸的高阶地土状堆积中或山前黄土塬区应当有更多的人类遗存存在。

丁村人的活动空间不止是在汾河两岸，在临汾盆地南端汾河河谷之外的各个地貌单元中都有可能留下他们的足印。但存在并不一定能找得到，这是考古学的一个困局。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需对远古丁村人的生存空间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需要对这里的地质环境、资源环境和埋藏环境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从自然资源的广谱性来看，两边低山上有野果山货；山下的丘陵山坡上有野菜、植物根茎和小动物；河边有鱼鳖虾蟹，还有许多大型动物出没；而更为广阔的盆地冲积平原区至今仍是养育人类最为肥沃的土地。原始人没有理由不去利用这些地方的资源，也不可能仅仅呆在我们框定的保护范围之内的汾河谷地里，因此整个盆地才是远古丁村人全部的生存空间[43]。

三、寻找远古丁村人的“脚踏地”

3.1工作思路及地貌环境

如上所述，丁村遗址群过去60年的考古工作主要着眼于丁村遗址的保护范围内的河流阶地，对于河流阶地以外区域的观察和研究很少。事实上，临汾盆地南端各个地貌环境，都有可能成为远古丁村人的生存空间。因此，在现有发现的基础上，对遗址的埋藏环境和人类生存空间的研判，是探索已知发现之外区域的一个理论性课题。我们将临汾盆地南端划分为：河谷阶地、黄土塬区、河流冲积平原区和山前冲积扇区4个考古地貌单元。远古丁村人一定去过这些地方，只不过留下的行为信息较少而不容易被发现。我们希望通过更为广泛的调查，考察远古丁村人的活动范围、空间利用方式、资源利用、开发程度以及远古人类的行为链条。

2015年，我们在《丁村遗址群埋藏环境预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由“河流相地层”向“黄土堆积”转变的工作思路。详细制订了在丁村遗址群东北部的黄土塬区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计划。这是丁村遗址群60年来在黄土台塬区最大规模的系统性考古调查。

3.2.考古调查及埋藏环境

丁村遗址群东侧塔儿山向汾河谷地过渡的山前土状堆积，是我们本阶段考古调查的主要区域。调查结果显示，这里也是丁村远古人类的重要活动区。

位于丁村以南5km的柴庄隆起是临汾盆地南端屏障，即塔儿山至九原山一线汾阳岭的东段部分。汾河沿盆地东侧由襄汾县城至柴庄火车站一线将其切开，形成了高出河面约120m的汾河谷地（海拔408~520m），两岸分布着Ⅱ，Ⅲ，Ⅳ级阶地。而汾河东岸由塔儿山向汾河谷地倾斜并与IV级阶地缓慢过渡的黄土台塬，南北宽3~5km，东西长13km，海拔在448~892m之间。这里冲沟发育，切割较为强烈，形成了多条注入汾河的季节性河流。

2011-2012年，我们在丁村遗址群南部柴庄火车站以南的汾河阶地上发现6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包括在石沟采砂场发现的人类枕骨化石[44]。2015年春，在丁村遗址群东北部黄土台塬区域约20km2的考古调查中，在与大崮堆山南坡角页岩基岩出露相通的北涧沟→沙女沟→上庄沟一线的沟谷中发现46处石器地点和大量石制品（图3）；而在其他不含角页岩石料的北寨沟和柴村沟中基本没有发现人类活动的迹象。这种现象显示了丁村人对角页岩原料的亲近性和依赖性[45,46]。之后的几年中，在其北起县城北寨沟南至柴庄大南沟之间的黄土沟谷中反复调查，发现多个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这些地点的埋藏相或埋藏环境可以分为：土状堆积和洪积物及其两者交替堆积3个类型。

3.2.1土状堆积

由于冲沟下切较深，这些冲沟沟壁可见多个S0-S5连续的堆积。石器和化石多暴露于剖面之上。其埋藏部位有的发现于L1和S1中，如老虎坡遗址、洞门遗址等；还有的出自S2以及更早的地层（L2-S4）内。发现的石制品上多覆钙衣，边缘锋锐，未经磨蚀。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等。化石种类多为大型食草动物，仅见少量啮齿类，石化程度较深，以肢骨居多，少见头骨、肋骨等。

图3  丁村遗址群2015年调查各地点发现的石制品

Fig.3 The lithic artifacts investigated from Dingcun site group in 2015

3.2.2洪积堆积

由季节性洪水冲积物构成，其典型特点为冲沟沟壁上镶嵌的巨大的砾石透镜体、层理状的砾石层以及其与灰黄色粉砂土层的层叠分布，其中包含有较多的打制石器和少量动物化石。

3.2.3洪积物与土状堆积交替堆积

本区域沟谷中时常可见镶嵌于沟壁的砾石透镜体与灰黄色、棕红色粉砂土交替互成的堆积，它们由多个砾石层和多个土状堆积相互叠压构成，显现了沟谷地貌中黄土堆积不断遭受洪水侵扰的过程。石制品同时出现在这些在砾石和土状堆积中。

此外，在冲沟底部的地表洪积物中时常可见到石核、石片和打制石器。石器表面磨蚀程度不一，既有边缘锋锐者，亦有棱脊模糊者，部分附着较厚的钙衣。通过与出土的石器对比并参考地形地貌等可初步判定，地表石器有的出自附近剖面，有的是经历长途搬运的上游出产物。

3.3重点发掘工作和收获

2013-201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丁村民俗博物馆、襄汾县博物馆先后对襄汾石沟遗址、老虎坡遗址、过水洞遗址、九龙洞遗址和洞门遗址进行了连续数年的发掘。

3.3.1襄汾石沟遗址

位于丁村遗址群下游的山西省襄汾县南贾镇上鲁村石沟采沙场。北距丁村6.5km，地理坐标为35°45.963′N，111°25.31′E。

石沟遗址发现于2012年底，2013-2014年进行两个季度的抢救性发掘，在汾河西岸Ⅲ级阶地砾石层中出土石制品、动物化石1600余件，并获得一块残破的人类枕骨化石。该遗址虽然已经超出丁村遗址群原有的保护范围②，但从距离及发现的文化遗物来看，与丁村遗址群有着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并与丁村旧石器时代中期地点同为中更新世晚期。

石沟遗址发现的枕骨化石发现于筛沙留下的砾石堆中，但确系出产于汾河Ⅲ级阶地的砂砾石层中。该化石保留枕鳞大部分，枕骨基底部和左右两侧部分缺损，上下各有一段残存骨缝，枕鳞上部存在一横向骨缝显示，其相邻位置应具有顶枕间骨——印加骨的形态特征。印加骨在亚洲直立人、早期智人、早期现代人和北美印第安人中常见。石沟古人类枕骨化石为中国古人类印加骨高频出现增添了新的证据；枕鳞中部没有发育枕骨圆枕，而具有最上项线，显示出枕骨形态的进步性，推测石沟古人类可能属于早期现代人[44]。

石沟遗址石制品种类丰富，包括石核、石片、石器、石砧、断块等。石核分为漏斗状石核、盘状石核、单台面石核、双台面石核和多台面石核等，石器中有典型的三棱大尖状器和尖状器，各类刮削器、锯齿刃器、凹缺刃器、修背石刀、钻形器、锥形器和石球等，不见砍斫器、斧状器，双阳面石刀也未在该遗址中出现，但遗址中存在双阳面石片。

石沟遗址居于临汾盆地南端柴庄隆起的下游，说明丁村文化的分布范围和丁村人的活动范围不仅限于柴庄以北的临汾盆地，在汾河中下游沿岸较为广泛的区域都有丁村人的足迹，它是丁村遗址群周围一个十分重要的遗址。

3.3.2老虎坡遗址

老虎坡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城南1km、大运路915.6km处的上庄沟左岸，南距丁村4km。地理坐标为35°51′35.7″N，111°26′31.9″E。

老虎坡遗址是一处原地埋藏的人类活动营地。2004年发现，2014年秋冬首次发掘，发掘面积118m2。2015年夏秋第二次发掘，约50m2和一条约40m深的探沟（图4）。其地层堆积，最上部为马兰黄土（L1）及其下部第一条古土壤（S1）条带，之下为一套约40m的上细下粗的河流相砂砾石组合。老虎坡遗址出土石制品600余件，分布在马兰黄土（L1）及第一条古土壤（S1）条带中上部，据此判断老虎坡遗址形成于距今约10万年，并一直延续到距今5万年左右。

老虎坡一带的S1中部和下部各有一个料姜结核层；2014年在中部料姜结核层的位置集中揭露出一个不规则分布且十分独特复杂的文化层，发现石制品约400件。2015年发掘中，在距S1顶部之下约1.9m左右的同一水平面上，发现密集分布着222件直径20-45cm的巨型角页岩砾石（其中包括部分砾石上具有打片痕迹的巨型石核）和47件球形风化的花岗岩砾石。这些巨大砾石，重量均在人类个体能够搬运范围之内（15-50kg左右）。平面分布上既有排列较为紧密整齐的中心区域，也有外围较为散乱的部分，显示了一定的结构（图5），疑为有意识搬运建造的“营地”遗迹或石铺地面。同层发现的石制品有134件；位于密集排列的巨型砾石之间的空地上。其中有26件石片拼合出10个拼合组，最大拼合距离约6m，显示人类在此进行过打制石片并从事了一定的生产活动。

综合判断，老虎坡遗址紧邻上庄沟，且地面泥泞。远古丁村人将这些巨大砾石、石块和可以打制石片的大石核铺垫在泥地上活动，或作为原料储备之用，同时不排除类似窝棚式建筑遗迹或其他功能的可能性。总之，老虎坡遗址是丁村遗址群黄土台塬区向汾河河谷过渡地带的一处十分重要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迹。它的发现为我们认识10万年前的丁村人生存模式提供了新材料、新视角。

图4  老虎坡遗址俯瞰及2014-2015年发掘位置

Fig.4 The bird-view of the Laohupo site and the location excavated in 2014 and 2015

图5  老虎坡遗址2015年发掘探方

Fig.5 The photo of trial trench at the Laohupo site in 2015

图6  过水洞遗址地貌及发掘位置图

Fig.6 The topography and excavated location at the Guoshuidong site

3.3.3过水洞遗址

遗址位于沙女沟村西南500m的沙女沟南岸，地理坐标为35°50′27.3″N，111°27′34.2″E。发现于2015年，2015-2017年连续发掘，发掘面积100m2。

过水洞遗址的文化层在15m高的悬崖底部（图6），地层从上至下由浅咖色逐渐加深，包含有大量碳屑、碳粒和少量的红烧土块。从发现的动物化石来看，大部分为较破碎的小型食草类肢骨、脊椎骨等。

这些破碎的动物化石，并非自然破损。它们与石制品、炭堆、炭屑、红烧土块同时出现在黄土地层中，表明这里可能是一处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临时营地——有可能是古人“野炊烧烤、分享食物”的场所。鉴于其重要性，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今后展示的需要，我们对其中炭粒密集的炭堆和动物化石、石制品共生的遗迹现象进行套箱提取（图7）。

从周围地层对比来看，过水洞遗址曾经遭受了一个大的侵蚀或地质事件，导致这里的土堆积整体垮塌。受整体滑落的影响，地层呈现出东南-西北向倾斜。石制品、炭屑和红烧土块出现了严重位移。根据地层堆积判断，遗址形成于20~30万年前，但垮塌年代尚有待进一步工作。2016~2017年我们又对其上部地层进行发掘，对该遗址的地层堆积有了一些初步的结论。

过水洞遗址的发现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大量动物化石的发现对于重建当时的环境、研究古人类的生计策略以及动物资源的利用能力具有意义。

3.3.4九龙洞遗址

位于山西省襄汾县新城镇沙女沟村东南500m的北涧沟口北侧一个突出的小土包上（图8），西距丁村5km。地理坐标为N35°50′17.7″，E111°27′52.3″。

图7  过水洞遗址2105年发掘出土动物化石、碳屑、红烧土块及其套箱提取情况

Fig.7 The faunal fossils, charcoal fragments and braised soil excavated from the Guoshuidong site in 2015

九龙洞遗址是一处典型的原地埋藏石器打制营地。遗址所在的九龙洞台地属于沟谷冲洪积砾石侵蚀沟边土状堆积埋藏环境。2015-201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A、B、D三个区（图9:1）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发掘，发掘面积80余平方米，深度约5m。由3个不同阶段的地层堆积构成。根据目前发掘的情况来看，九龙洞遗址的堆积和年代至少可以分几组地层：一是台地前沿的冲洪积砾石与土状堆积互成的堆积，文化层由2个沟谷洪积物和土状堆积交替叠压形成，厚约4m。二是含有大量密集石制品的浅褐色堆积（图9:2）。

图8  九龙洞遗址原始地貌

Fig.8 The original topographic photo of the Jiulongdon site

图9  九龙洞遗址

Fig.9 The Jiulongdong site

1.九龙洞遗址俯瞰及发掘探方分区/The bird-view photo of the Jiulongdong site and excavated squares;2.九龙洞遗址A区剖面/The section of Zone A at the Jiulongdong site;3.九龙洞遗址B区探方及石制品出土状况/The distribution of stone artifacts from theZone B of the Jiulongdong site;4.九龙洞D区俯瞰/The bird-view of Zone D at the Jiulongdong site

石制品以石片和石核为主，根据拼合结果来看，应该是一个原地埋藏的石器打制营地；三是台地后缘红色土底部侵蚀面的一套堆积，在九龙洞台地基座底部黄土-古土壤接触面上发现20余件石制品（图9:4），其地质时代应该相当于S3或S4的中更新世中期。我们将进一步对其地层堆积进行追踪对比，以确定其地质时代。

在A、B两区砾石层及其相夹的土状堆积中发现相当数量的石制品。2016-2017年，我们在A区中揭露出多个可拼合密集分布集群。在上部约80公分的黄土堆积中出土的2000余件石制品，拼合石制品出104组（共计588件，图10所示的是其中的4组拼合材料），拼合率达到了22%左右。从其出土坐标来看，大致可区分为3个密集的分布带，充分表明该区域内曾连续有人类活动。在B区第二个砾石层之下不到9m²的面积内发现两处由千余件石片、石核以及大量碎屑密集分布的远古人类打制石器现场（目前拼合工作正在进行中），并且在其中一处发现用火遗迹，周边亦可见炭屑、零碎动物化石等（图9:3）。表明九龙洞遗址是丁村人进行原料采集、石器打制、食物分享等活动的重要场所。

九龙洞遗址是丁村遗址群历史上首次发现的人类打制石器场所，对于研究丁村人石器原料选取、打制技术以及复原石器制作流程等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原始人类的生存方式、行为链条、人地关系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图10  九龙洞遗址A区的石片拼合组

Fig.10 Refitted lithic artifacts unearthed from Zone A of the Jiulongdong site

3.3.5洞门遗址

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新城镇沙女沟村东北涧沟北侧沟崖顶部，地理坐标为，35°50′22.9974″N,111°27′58.7574″E。2015~2016年进行两次发掘，发掘面积27m2。遗址地层自上而下依次为表土层、马兰黄土层（L1）、棕红色古土壤条带（S1）（图11）。出土文化遗物80余件，皆出自棕红色古土壤层，类型包括石制品、动物化石碎片、碳屑等。另在遗址西侧100m距离内马兰黄土层内采集石制品2件，棕红色古土壤层S1内采集石制品20件，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工具、断块等，以石片居多。石制品原料以角页岩为主，其来源应该与旁边的北涧沟中丰富的角页岩砾石有直接关系。2015年以来，在北涧沟→沙女沟→上庄沟一线棕红色古土壤层S1中发现了多个地点，说明在最后间冰期（S1）这一阶段大崮堆山至汾河之间的黄土塬区的人类活动十分频繁。我们选择其中的洞门遗址进行发掘，是为了探查这一区域马兰黄土及S1中人类活动的规律，同时也为处于同一时期的老虎坡遗址的研究提供参照和对比的对象。它们的发现表明古人类在该区域连续活动，持续较长时间。较为丰富的石制品为研究当时古人类的石器打制技术提供了材料。

四、收获与存在问题

回顾2011-2017年丁村遗址群的考古工作，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收获。

1）首先是在工作思路上的一个突破，跳出了60年来一直探索的汾河河谷，从更大的空间上思考远古丁村人的生存空间和行为轨迹；以丁村人的分布范围和寻找遗址埋藏规律作为突破口，在汾河东岸黄土塬区的沟谷中发现大量石制品和原地埋藏的人类活动遗存。进一步扩大了丁村遗址群的分布范围。

图11  洞门遗址全貌

Fig.11 The topographic photo of the Dongmen site

2）几年来本区域调查中，在L1-L4的黄土地层里都发现了相当数量的旧石器遗存，甚至在S5的地层中也发现了少量石制品，有可能将丁村遗址群远古人类活动的年龄提早到50万年前。

3）经过数年深入细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老虎坡人类活动营地、过水洞人类生活营地、九龙洞石器打制营地等多个原地埋藏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为我们研究丁村人的生产生活、行为轨迹以及资源利用等方面提供了许多实物资料。

从丁村遗址群的考古历程来看，丁村是潜力无限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只要做工作就会有新发现。然而，几十年来丁村遗址群“四条腿走路”的考古范式是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理论基础的产物，对于试图建立以“史前文化分期和序列，并借以构建中国史前史的演进脉络”为目的的资料积累起到了积极作用。虽然如此，我们对丁村人或者说丁村遗址的了解，还只是一知半解，甚至一些基本问题还没有搞清楚。

1）丁村遗址群的分布范围到底有多大？即丁村遗址群到底有没有边界？回答是肯定的，但暂时还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空间。从史前人类的生存空间和资源利用能力来看，临汾盆地南端至汾河下游的侯马、新绛一带都在丁村远古人类活动的范围，然而是否划定为丁村遗址群，还须进一步讨论。

2）丁村遗址从最初的汾河Ⅲ级阶地10多万年前的11个地点，到如今近100个地点、时间跨度达数十万年的遗址群。目前遗址含有若干个不同阶段的文化层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其年代学研究受制于测年手段和地质地貌研究等方面滞后的影响，成为一个由来已久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3）丁村遗址群的石器制品是否为同一个族群的远古人类所创造？能否将它们认定为同一个工业组合，受到了过程考古学等新的理论方法的冲击和批判[2]。当然，这是一些涉及到旧石器考古学理论的根本问题。目前来看，这些石器制品还无法从类型和技术等方面识别和分离，眼下还很难有明确的答案。

4）丁村人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及生业形态，涉及到遗址域、遗址的空间结构和环境考古、埋藏学和遗址形成过程等诸多方面，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化研究。

总之，丁村遗址群经历了60年的发掘与研究，但还有许多问题等待着我们去深入研究。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地质学、古生物学、环境考古学、地质测年等方面学者的加入。

致谢：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陈淳、陈虹博士的许多帮助，审稿人给予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和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谨以此文恭祝吴新智院士90华诞。

注释：

①这里所指的近百处地点是在调查中临时编号的地点。我们在本阶段调查中，按流域分段分块调查，以流域小地名加顺序号的方法记录所发现的石器地点，如北涧沟第2地点、沙女沟第4地点、红土寨第1地点等。在后期发掘中，我们依据当地的小地名确定遗址的名称，如老虎坡遗址、九龙洞遗址等。此外，今年起我们开始对这些地点进行进一步的野外核查，将距离较近、埋藏类型一致、同层位的地点进行整合，最终给出确定地点、名称和准确数量。因此，近百处是一个约数，不作为最终呈现结果，特此说明。

②丁村遗址群原有保护范围：襄汾县城至柴庄火车站之间汾河两岸Ⅳ级阶地前沿（海拔490m以下）的沟谷区域和上庄沟至508沟的局部，即图1中黄色、绿色区域中所示的沟谷部分和77:02、77:03、79:04等地点。

参考文献：

[1]高星．丁村遗址发现的意义及其在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A]．砥砺集——丁村遗址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C]．太原：三晋出版社，2017,5-7

[2]陈淳．丁村遗址六十年与旧石器考古范式的变迁[A]．砥砺集——丁村遗址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太原：三晋出版社，2017,37-52

[3]贾兰坡．山西襄汾县丁村人类化石及旧石器发掘报告[J]．科学通报，1955(1):46-51

[4]裴文中，吴汝康，贾兰坡，等．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5]贾兰坡．山西曲沃里村西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J]．考古，1957(1):18-20

[6]王择义，胡家瑞，李玉杰．山西侯马市南梁的旧石器[J]．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1(4):187-188

[7]王建，陶富海．丁村遗址群旧石器概述[J]．山西文史资料，1991(6):73-90

[8]王向前，陶富海，王朝栋．丁村遗址群的第四纪地层[J]．山西文史资料，1991(6):137-151

[9]杨景春，刘光勋．关于“丁村组”的几个问题[J]．地层学杂志，1979,3(3):194-199

[10]陈万勇．山西“丁村人”生活时期的古气候[J]．人类学学报1983,2(2):184-195

[11]临汾地区文化局，丁村文化工作站．丁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80:01地点发掘报告[J]．史前研究，1984(2):57-68

[12]周昆叔，严富华．山西丁村剖面考察及其花粉分析[M]．第四纪孢粉分析与古环境[C]．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54-59

[13]王建．关于下川遗址和丁村遗址群7701地点的时代、性质问题[J]．人类学学报，1986,5(2):172-177

[14]刘源．山西曲沃县西沟新发现的旧石器[J]．人类学学报，1986,5(4):325-333

[15]陶富海，王向前．丁村遗址打制骨片的观察史前研究[J]，史前研究，1987(1):10-12

[16]王向前．山西新绛、河津发现旧石器[J]．史前研究，1987(4):94-98

[17]刘源．丁村石制品再观察[J]．人类学学报，1988,7(4):306-313

[18]周义华．北京猿人和丁村人的氨基酸年龄测定[J]．人类学学报，1989,8(2):178-180

[19]陶富海，解晓勇．丁村组底界的侵蚀面[J]．地层学杂志，1990,14(4):311-314

[20]李莉．碰砧法相锤击法的打片实验研究[J]．南方民族考古，1992(5):180-197

[21]李炎贤．关于丁村石制品的技术和类型．1992年大连古脊椎动物学会年会论文(摘要)

[22]林圣龙．对九件手斧标本的再研究和关于莫维斯理论之拙见[J]．人类学学报，1994,13(3):190-195

[23]张森水．丁村54:100地点石制品研究[J]．人类学学报，1993,12(3):195-213

[24]张森水．丁村54:90地点石制品研究[J]．人类学学报，1994,13(3):209-222

[25]王建，陶富海，王益人．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调查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4(3):1-75

[26]陶富海，王益人．丁村遗址群再次发现细石器遗存[J]．文物季刊，1995(1):1-4

[27]刘椿，苏朴，李幼琴，等．丁村旧石器遗址剖面的古地磁学研究[J]．文物季刊，1995(1):20-24

[28]王建，陶富海，王益人．丁村遗址群研究简述[A]．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C]．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13-21

[29]陶富海．从民俗学推测远古丁村人的生活方式[A]．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C]．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41-50

[30]李炎贤．丁村文化研究新进展[J]．人类学学报,1996,15(1):21-30

[31]王建．丁村旧石器和人牙化石发现之补阙[A]．史前考古学新进展——庆贺贾兰坡院士九十年华诞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81-84

[32]李有利，傅建利，胡晓猛，等．用黄土地层学方法研究丁村组的时代[J]．地层学杂志，2001,25(2):102-106

[33]董艳，谢爱红，卫华，等．丁村湖的形成及演化环境[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4):70-74

[34]胡小猛，杨景春．根据临汾盆地的演化过程分析“丁村组”的年代[J]．地理研究，2001,20(5):616-622

[35]王益人．从河流埋藏环境看丁村遗址的文化性质——与张森水先生商榷[J]．人类学学报，2002,21(2):158-169

[36]吴文祥，刘东生．丁村旧石器遗址群的黄土地层研究[J]．地震地质，2002,24(2):241-248

[37]王益人．贾兰坡与“华北两大传统”[J]．人类学学报，2002,21(2):171-176

[38]王益人．碰砧石片及其实验研究之评述[J]．桃李成溪——庆祝安志敏先生八十寿辰[C]．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出版，2003,22-29

[39]王益人．丁村的凹缺刃器和锯齿刃器[M]．旧石器时代论集——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293-301

[40]王益人，周倜．丁村遗址发现的新材料[M]．第九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C]．北京：海洋出版社，2004,193-203

[41]王益人，周倜．丁村遗址群新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M]．三晋考古：第三辑[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1-4

[4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益人编．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丁村遗址群1976-1980年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43]王益人．丁村遗址群埋藏环境预研究[A]．砥砺集——丁村遗址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C]．太原：三晋出版社，2017,66-74

[44]杜抱朴，周易，孙金慧，等．山西襄汾石沟砂场发现人类枕骨化石[J]．人类学学报，2014,33(4):437-444

[45]王益人．从“河流相”到“黄土堆积”——山西丁村遗址群2015考古获重要收获[J]．中国文物报，2015-11-20

[46]王益人，袁文明，夏宏茹．山西丁村遗址群2015年考古调查与发掘[A]．2015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6-9

---

原文刊于《人类学学报》2018年8月第3期

作者：王益人1，袁文明1，兰会才2，周倜3，杨跃民3，夏宏茹2，任海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