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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感士不遇赋》的作年，多有异说，最有代表性的要数龚斌、逯钦立和钱志煕三家。龚斌综合了前贤意见并有所辩说：关于此文作年有异说。一说作于渊明归田前期。古谱义熙三年（407）条以为赋中“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等语，与《归去来兮辞》相发明，“殆彭泽去官后作也”。逯系年谓作于义熙二年（406）。一说作于元兴二年（403）丁母忧居家时，与《癸卯岁十二月中与从弟敬远》诗同时作。一说作于晋宋易代后。如王瑶注系之宋永初三年（422）。按，此文思想内容多与《饮酒》二十首相近。“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二句，显指义熙末称疾不应徵命事，故此文大致作于义熙十一二年间。  龚先生认为此赋作于归田之后的晚年之说，貌似有理，可是符合陶渊明的思想情感发展逻辑，于是龚先生认为此赋应作于义熙十一二年间，也就是公元402-403年。可是义熙十一二年间，正是陶渊明已经厌倦宦途，决意归田之时，此时陶渊明实际上已作出了归田的打算，参看此时期的诗作，“在昔闻陇亩，当年竟未践”“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可见陶渊明的园林之想正殷，愧悔出仕之情可睹，正在积极为归隐做准备。这时期写激烈悲愤“金刚怒目”式的《感士不遇赋》，笔者认为恐不大可能。  逯钦立认为“本篇约写于义熙二年（公元406），陶渊明四十二岁，彭泽归田后之次年。”也基本不可能。钱志煕认为此赋乃陶渊明在其出仕之初所写：渊明的《感士不遇赋》正是其早年闲居时的赋作，很可能写作于辞州祭酒之后。……固穷守节、辞荣归隐的思想，在渊明早年就已产生。……可以说，慨叹不遇，正是他在出仕之前的一种情绪，或者也有可能是仕途的初期发生的。  对于这点，钱先生认为“感叹不遇，正是功业之心盛隆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而且，“渊明自归田后，就完全放弃了功业理想，……渊明经历仕途之后，……早就超越了这种感慨不遇的情绪。”若参看陶渊明自初次出仕至辞彭泽令归田全程，就会发现他的这种不遇之感和园林之想是伴随始终的，但是其出仕尤其是出任刘裕幕之后，陶渊明对现实不满不遇的篇什明显减少了，甚至在写归隐宣言性质的《归去来兮辞》序言中对现实政治及不遇之感闪烁其词，有意回避，极力淡化政治色彩，显然，这是当时政治环境使然，是他在粘有了“不洁去就之迹”后谋求避祸以自保的表现。  以这样的情势来看，有着强烈批判现实政治抒泄不满情绪的《感士不遇赋》，只有可能作于出任刘裕幕之前，即公元403年之前。鉴于以上判断，《感事不遇赋》极有可能作于陶渊明出仕前期，至少在403年仕刘裕之前。陶渊明正是有了这种思想理论上的清醒认识，他实际上已然作出了归隐的抉择，思想上已经由服膺儒家兼济立功转向儒玄相济的固穷归隐思想了。只有行动上的归隐，他还要作两年必要的准备和过渡。  由此赋的创作背景和写作时间可见，这篇赋可以看作陶渊明用世思想最为强烈，仕隐思想斗争异常激烈的反映。在陶渊明全部文学作品中，像这样悲慨激烈直抒胸臆的表现方式，绝无仅有。因此这篇赋对于陶渊明的思想心理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幼时深受儒家经世思想之影响，陶渊明自少年时代就立下了建功立业的壮志，但是壮年时代的五次出仕，均以失败告终。中年时代的出仕经历，证明了陶渊明有志不得伸，怀才未得遇的悲剧命运。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和陶渊明有着同样理想的有志之士的文人的共同悲剧。对于这点，陶渊明是看得很深刻的。选择归隐，本身就表明了陶渊明对这个时代的绝望。这是造成陶渊明具有悲慨激烈气质的重要原因。对于这点，叶嘉莹先生曾道：“如以渊明之志意而言，归田才是不得已……所以渊明的归田，既非为了虚浮的隐居的高名，也非为了世俗的道德忠义，而只是为了在‘大为斯兴’的此一人世，保全其一份质性自然的‘真我’。此一原因，看似简单，而其间却曾经过多少徘徊与彷徨，也蕴蓄着多少对此世的失望与悲痛。”叶先生的这个理解是合乎陶渊明实情的。  造成陶渊明悲慨激烈、豪壮任侠的个性，还与其深受墨家思想有关，与他自幼所受《山海经》、《史记》等书籍的影响有关。辞赋作年，多有岐说，根据其序言“自真分告逝，大为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以及“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很可能是刘裕王业渐隆之时或稍后时所作。  本文由雨中的康适原创，欢迎关注，带你一起长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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