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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1月16日，在日军即将大举进攻山东之时，京城菜市口却突然搭起了监斩棚，一时观者如堵，拥挤而不可近视。 让围观者感到失望的是，棚子虽搭起来了，但要问斩的人却迟迟没有押到。 其中，一位名叫孙宝瑄的士人等到日中后，回去吃了个午饭又邀集两位文友再去围观，但等到日暮时分，主角仍未出场。 正当看客们以为“今日不复行刑”时，刑部尚书薛允升将人犯匆忙押至，半晌功夫即告完事，看客们这才心满意足，纷纷散去。 金圣叹曾说，“砍头至痛也”，但这位出身名门的孙宝瑄却有个“好观杀人”的怪癖，每次菜市口行刑，但凡有机会他都会亲临现场好生观摩，回家还兴致不减，必在当晚日记中大记一笔。 这一次，他记录的受刑者不是别人，正是从中日战场上押解回京的前敌主将卫汝贵。 卫汝贵得以多活半日，其中自有缘由。事实上，对他施以援手的乃大清帝国幕后统治者慈禧太后。  据翁同龢当天日记，就在处斩卫汝贵之前，慈禧太后曾召见军机大臣，问： “今日卫汝贵罪刑部奏上，奉旨改立决，汝等有无议论，可从宽否?” 三问而无人应对。 沉吟半晌后，慈禧太后说：“吾非姑息，但刑部既引律又加重，不得不慎。”其话里话外，有为卫汝贵说项的意思。 在此情况下，主战派大臣“奏不杀不足以申军律”，翁同龢“亦别有论说甚多”，“二刻许始定”。 议到最后，慈禧太后也未能刀下留人，卫汝贵就此一命呜呼。 当然，翁同龢记载的都是当时不足为外人道的内幕，至于今日为人所熟知的“卫汝贵”，更多是因为一条“勿当前敌”的段子。 这条段子传播如此之广，以至民国初年所撰的《清史稿》也在其列传中留了一笔，曰： “汝贵治淮军久，援朝时年已六十矣。其妻贻以书，戒勿当前敌，汝贵遇敌辄避走。败遁后，日人获其牍，尝引以戒国人”。 统兵大将恪守妇诫，置国家大事于不顾，如此丢人之事还被敌方引为笑谈，这何止丢人，简直可恶。只是，段子毕竟是段子，《清史稿》在此问题上也未必权威。  左一卫汝贵 据查，日军攻下平壤后确实抄获了不少清军将领的书信，其中以叶志超、左宝贵两人最多，卫汝贵则十分稀少，且无相似内容。 不过，叶志超的家信中倒真有类似一段，其原文是： “吾夫廿余岁从戎至今，每战必先，人所钦佩。此时年近六旬，精神虽好，较前实差许多。总宜调遣得人，勿身先士卒，是为祈。朝鲜天气过热，祈保重柱石之身，公余之暇仍需节劳。” 如此看来，这是叶家私信，不知《清史稿》何以张冠李戴，硬塞给了本文主人公卫汝贵。 退一步说，家信的前后文意思，无非老妻对老夫的关照，以叶志超的将帅之位，如此措辞似无不妥。 可惜的是，野史往往比正史更有杀伤力，卫汝贵背了多年黑锅，至今不得翻身。 据海军史研究者陈悦近年的考证，叶志超的这封家信刊在《日清战争实记》第三编上，日期为1894年9月19日，也就是平壤失守后的第四天。 而且，收信的时间地点并非大战前夕的平壤而是朝鲜事变初起的清军驻地牙山，当时卫汝贵尚在国内，未赴前敌。 至于《清史稿》所说的日方以此警诫国人，似乎也不太成立。 最早刊载该信的《日清战争实记》，无非“牙山败将叶志超之妻寄往其夫出征地牙山手信”寥寥数语而已，此后日本各类史书也绝少提及于此，所谓“广为人知”，用到中国似乎更为贴切。  叶志超 中 不管怎么说，卫汝贵在战争结束前即被处死，清廷给出的结论是： “卫汝贵平日待兵刻薄寡恩，毫无约束，此次统带盛军，临敌节节退缩，贻误大局，并有克扣军饷，纵兵抢掠情事，罪状甚重，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军律而儆效尤？卫汝贵著依律论斩，即行处决。” 统兵大员被明正典刑，在当时无疑是轰动朝野的大事。据称，卫汝贵就刑前哭骂不绝，高声喊冤：“实秉鸿章诫退兵，何彼巍然为使相，而罪独坐我?” 可叹临死之人，其声也微，此时卫汝贵是否冤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清廷要借他这颗人头来杀鸡儆猴，鼓舞士气。 如是，那就没有办法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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