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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巧玲、梅兰芳祖孙俩都是厚道人（下）
说起琴师，梅兰芳先生自己也有一段故事。
梅先生的早期琴师是茹莱卿老先生。民国十年（1921年）梅先生已大红，当年去香港演出，茹莱卿患病不能随行，就推荐了徐兰沅先生。徐兰沅先生长梅先生两岁，是梅先生的姨夫。徐兰沅是继梅大锁、孙老元之后的胡琴宗师级人物，22岁时接替孙老元专为谭鑫培操琴，直到民国六年（1917）老谭辞世。徐兰沅跟梅先生从香港回来后就一直傍梅先生了，二人合作了28年。
旧时的戏班儿文场就是胡琴、月琴、弦子三位（笛箫等无专人）。梅先生排新戏编新腔儿，总觉得文场略显单薄。可巧凤二爷（王凤卿）的长子王少卿由老生行当改学胡琴儿。他的琴技取孙老元和梅大锁之长而并蓄，功力火候均造诣不浅。缘于梅先生已有徐兰沅的胡琴，三人就一起琢磨如何充实梅腔儿的伴奏。少卿用心钻研，终与琴匠一起发明了一种比民乐二胡小，比胡琴略大，声音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新乐器，专为京剧旦角儿佐奏，叫“京二胡”（简称“京二”，又称“瓮子”）。民国十二年（1923年）梅先生首演新戏《西施》，京二登台亮相，效果奇佳。它以圆润宽厚的中音伴于京胡的响脆高亮，真是天作之合。梅腔儿的大器、明亮、圆润、委婉陡然增色。自此，京二胡正式进入京剧旦角儿伴奏程式。王少卿也从此专事梅先生，拉京二。
王少卿（行里称王大少）对梅腔儿的贡献实在是大，但论辈分、艺术成就和京二的地位（排在胡琴之后），他的戏份儿总不能高于或等于徐兰沅。梅先生看在眼里，心中有数，就嘱咐管事的私下另补王大少一些钱，与徐兰沅一样待遇。日子一长，此事总被人所知。梅先生说：“王大少与徐大爷一起设计唱腔儿，大少的出力不比徐大爷少。我另补他一点儿钱，这是公开的秘密。但徐大爷从来没有在我面前露过一点儿口风，也从来没有提出要增加戏份儿，这当然是他的戏德和气度。同时，他手里也有一把尺子，他知道王少卿能吃几碗饭，所以心平气和，决不争论。”这就是老话儿说的，谁都拿着忖量。
梅兰芳秉其先祖家风，也是一生忠厚。遇彼此薄厚之事，从不计较。与他同时期的好角儿王蕙芳（梅兰芳表哥），也是梨园世家，二人都师从老夫子陈德霖，王、梅当时共享“兰蕙齐芳”之誉。蕙芳嗓音极佳，天资过人，却克己不严，耽于闲杂。敢花700大洋买只黄雀儿玩儿（数日即终）。 民国初年，梅、王在“天乐”同台，每日满堂。王蕙芳与人语：“兰芳的腔儿都是学的我。”也因此以为天乐是他叫的座儿。他自己这样以为也就罢了，他还跟梅先生念叨：“有我罩着，错不了。”梅先生凡听至此，每每颔首不语。一日梅兰芳赴津，天乐园管事问王蕙芳：“王老板，您看咱是不是停几天？”王蕙芳勃然变色，怒之曰：“你这是说得什么话，缺了梅兰芳，天乐还关门不成？”管事的再不敢言语。到了开戏，上座不及百人。蕙芳心里虽有些慌，嘴上却还严实：“明儿个礼拜天，上座儿准错不了。”第二天上座还是不足二百人。王蕙芳这才知道谁罩着谁，也因此多少有些怨气儿。而梅先生始终就此事未发一言。
一次在上海，梅先生送一位老友出门，握别时，把一卷钞票塞到他手里。隔天这位老友对人讲“那天我的内人有病，医生开了一张方子，有羚羊、麝香等贵重药品，正在走投无路时，畹华送了我60元，得以抓药治病。”
三十年代中期，一次梅先生在天津演戏，其子葆玖还很小，不知怎么染上了霍乱，病得吓人。有人介绍了一位大夫出诊。该着这位“神医”露脸，两剂药后，小梅的霍乱竟然好了。梅先生甚喜，马上递上大额诊费，大夫却坚决不受。梅先生只好说：“有什么我能为您效劳的地方，您尽管吩咐好了。”这位大夫终于吐露心思：“我有个亲戚叫奚啸伯，唱老生，玩意儿也不错。得空儿您瞧瞧，提拔提拔。”当时梅先生已是誉享世界的大艺术家，给他挎刀是天大殊荣。好在那时给梅先生挎刀的凤二爷年事见高，外码头已不能跑，梅先生就答应了。当然梅做事向来谨慎，专门派姚玉芙（梅先生的二旦，兼梅剧团管事）看了一出奚啸伯的戏，认为满意才最终敲定此事。奚啸伯自给梅先生挂二牌，自也十分用心尽力。那时梅先生对梨园旧规多有改革，不许检场的在台上来回穿梭，椅子都是自己移动。奚啸伯看在眼里，遇到唱功吃重的大戏，也坚持不饮场，生怕梅先生不高兴。打这儿以后，凡是在天津、上海等外码头演出，梅都带着奚啸伯，回北京再换凤二爷。直到奚啸伯唱红挑班儿，前后大概有四年之久。
“正乐三杰”之芙蓉草（赵桐珊）九岁学艺，是光着脚丫子，穿个肚兜从河北武清走到北京的，很是艰苦。18岁出科时，身上只有一件蓝布大褂儿。从前要想搭班唱戏，自己先得置办些行头，哪怕一两件也好。行头是伶人“打饭吃的票”，甚至有的班社不管玩意儿如何，只要看你行头新就让你加入。所以过去有“行头青衣”、“行头小生”一说，专门讽刺玩意儿不怎么样，却趁行头的。芙蓉草没钱置行头，他父亲就打算卖家里的坟地。值此关头，正好有人约他在北京唱一期，可就缺行头。芙蓉草忽然想起了梅兰芳先生。按说俩人没什么交往，只是少年时在堂会后台见过几面。没辙了，他就硬着头皮奔了梅先生家。他这次借行头不是借一次，按戏码儿每天得调换着来。没等他开口，梅先生当即叫来跟包，嘱咐：要什么，你预备什么，不许有误。这就好比现在做生意的第一笔资本，搭上班就能挣钱。有了钱就能逐渐置办行头，慢慢就转起来了。自此以后，芙蓉草每天去梅家换取行头，终得度过难关。
四十年代初，上海的一次聚会，名流伶人云集，花团锦簇。有一位其貌不扬秃头矮胖老者，打梅先生身边走过。当时梅大爷如众星捧月般被名媛闻达簇拥一席，说得正欢。梅先生突然站起身，走至这老头儿跟前，90度深鞠一躬。厅中笑语欢歌，很是吵闹，这位又是老眼昏花，他竟没看见也没听见梅先生的问安，只顾直眉瞪眼昂首前行。梅先生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一时就被晾到那儿了。有伶俐者，赶紧追上这位老头儿说：“梅博士问您好那。”这老头儿赶紧回身，疾走几步，脱帽回礼，与梅先生亲热寒暄。那些个妙龄名媛不明就里啊，心说这糟老头子是谁啊，享受梅先生如此大礼。后来一问，这老头叫瑞德宝，前清内廷供奉，生行老角儿。二十年代初客居上海，后来慢慢淡出舞台，算是过景儿的人了。梅先生年少时曾在台上给这位瑞老板配过一次戏。好几十年过去了，梅先生不光没忘前辈的一次提携，而且主动趋前问安，仅这一点就够那些刚有了芝麻大的成绩，脸却仰到天上去了的晚辈好好体会学习。
1951年，梅剧团到沈阳演出。一天，梅先生收到一封由交际处转来的一封信，署名张洗非。梅先生从信里所提往事判断，写信人是曾与共和人士蔡锷有过一段交往的小凤仙。其时小凤仙以年过半百之身在一干部家当老妈子，很是困窘。得知梅先生来沈阳，就写信求梅先生能予以援助。梅先生约她见了面。之后，安排专人负责联系帮她解决生计问题。梅先生回京不久，收到小凤仙来信：“以梅同志之帮助，现已蒙李处长之介绍，在政府机关学校当保健员。于星期一正式上班。我的前途光明是经梅同志之援助，始有今天。决依领导指示，遵守工作，以报答大恩。”其实梅先生与小凤仙只于民国六年（1917年）在一次饭局上谋过一面，其后再无来往，更无其他渊源。
五十年代初，梅先生到哈尔滨演出，发现十三四岁的李玉芙是棵好苗子，就鼓励她到北京学戏深造，而且专门给她留下了赴京路费。李玉芙到北京后，梅先生亲授多出梅派戏。毕业后，又把她收至梅剧团，倍加爱护。一天，梅剧团总务通知李玉芙去领凉席，特地说明，梅先生发现一些年轻演员暑天没有凉席，休息不好，怎么能练功演戏，就自己掏腰包，给每人买了凉席。此等小事，梅先生恐怕早已忘记，可李玉芙最近还时常提起，可见所感之深。后来梅先生为提携李玉芙，亲自安排她与姜妙香、刘连荣（这两位傍梅先生几十年）等大前辈同台演出，使得李玉芙能得梅派嫡传殊荣。（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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